總之，通過參加大會，李時雨對汪精衛一夥投敵賣國的罪惡活動，有了更深刻、更全麵的了解，取得了對我黨來說十分珍貴的第一手情報資料。
打入汪偽 虎狼為伴
1940年3月30日，偽國民政府在南京成立，一群漢奸粉墨登場了。汪精衛及各院、部、會主要負責人陳公博、周佛海等宣誓就職。這一時期，李時雨的工作麵臨較大的轉折。在偽中央政治委員會召開的第一次會議上，通過了立法委員名單，共50人。李時雨被任命為立法委員，同時還被任命為偽中央政治委員會法製專門委員會主任委員。
開始，李時雨對於去南京開拓新的工作曾有過劇烈的思想鬥爭，因他在平津打下了相當好的地下工作基礎，現在又要單槍匹馬、赤手空拳地闖入敵營，不知何時才能站穩腳跟。何鬆亭聽了他的想法後鼓勵他說：“你具有開拓者的才能，正好利用這個機會大顯身手，為黨做出貢獻。”華北社會部的許建國（建國後曾任公安部副部長）很快就作出決定，批準他打入汪偽政府。李時雨堅決地服從了組織的決定。為了他的行動方便，決定暫不帶家屬，他的妻子孫靜雲仍留北平工作，由他一人隻身前往，以後可以探親為名，回北方彙報工作。
4月中旬，李時雨同焦瑩等10餘人乘火車抵達南京。李時雨與朱晶華見了麵。他告訴李時雨，汪偽政府之所以任命李時雨為立法委員，是因為他當過“六大”代表，又是天津市黨部常委，是論功行賞分配的；加上他是學法律的大學畢業生，當過法官，資格條件也具備。主任委員是個有職無權的差事，但地位較高，接觸可上可下，又不用上下班坐機關，這對於李時雨的工作來說，倒是很相宜的。他就利用這個便利條件，活動於敵、我、友之間，廣泛地結交朋友，逐漸擴大接觸麵。
作為偽立法委員的李時雨，免不了要與偽立法院長陳公博打交道。陳公博是個政客，1892年10月生，廣東南海人，青年時能說會寫，被稱為“風流才子”。五四運動時初露鋒芒，為陳獨秀賞識，曾加入廣州共產主義小組，出席黨的“一大”；後因犯錯誤受留黨察看處分，不久被開除出黨。1925年他加入國民黨後，以“左派”自詡，後來演變為反蔣的改組派的代表人物，深受廖仲愷與汪精衛的器重。但他不久又與蔣介石合流，是老蔣的座上客。曾任廣東省農工廳廳長和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委兼工人部部長等職。廖仲愷被刺遇害後，陳便投靠汪精衛，是汪氏的左右手，成為國民黨改組派的元老之一。
李時雨第一次與陳公博談話，是在偽立法院院長辦公室。偽立法院第一次例會，對於立法程序中的“三讀通過”發生了爭論。有的委員主張凡經立法院討論通過的法案，必須要三讀通過，才算合法完成；有的委員則主張不必那樣機械。偽立法委員中，真正學過法律，懂得立法、司法的人不多，沒有什麼專家學者。雖然有幾人曾當過律師，但他們對法律大都是一知半解，因此對這一小小問題爭論不休。陳公博聽說李時雨是學法律的，當過法官，加上聽他在會上發言的觀點很有見地，知道他是有真才實學的內行，便由他的女秘書、偽立法委員莫國康約李時雨同他談談。
陳公博是李時雨的頂頭上司，這個大漢奸是個民族的罪人，李時雨本不想和他走得太近。但考慮到可以將他作為最合適的獲取情報的對象，李時雨心裏也就坦然了。與這樣一個汪偽政府的高官元老初次相見，怎樣更好地把握分寸呢？李時雨想來想去，還是按照與何鬆亭在天津總結的那幾條經驗，在敵區做情報工作，首先當然是分清敵、我、友，但是在不暴露自己的政治麵貌、不泄露黨的機密的原則下，對任何人都要“謙虛、謹慎、誠摯、坦率”。隻有顯出忠厚誠實，才能取得人家的信任，也才能得到真實情況。千萬不可像國民黨特務那樣，狡詐奸猾，鋒芒外露，使人望而生畏。
李時雨想，大漢奸固然喪失了民族氣節，但他們對部下還是要求有真才實學，以利於他的使用。為此，李時雨便以青年老成，有禮不卑的姿態出現在陳公博的麵前。當陳公博提出問題時，李時雨就有條不紊、有理有據地對答。他很自然地表白自己曾是國民黨改組派，是陳公博的追隨者，對陳公博仰慕已久。陳公博是政治舞台上的老手，見多識廣，老奸巨猾，李時雨不能對他肉麻地吹捧，隻能給他輕輕地戴上一頂高帽。初次見麵，效果很好。事後，莫國康對李時雨說：“陳先生對你的印象很好，說你為人敦厚誠實，法學很有根底，是個有才能有作為的青年。”
從此，陳公博經常找李時雨談問題，李時雨與他常接近，逐漸得到他的“信任”和“重用”。李時雨從他的談話中，得到許多敵偽方麵的重要戰略情報。
陳公博的女秘書莫國康是廣東東莞人。她身材纖弱，麵貌清秀，不怎麼愛打扮，故作老成之態。她畢業於北大文學院，精明幹練，政治欲望很強。她想借陳公博的權勢拉攏一部分人，在汪偽政府中形成一種勢力。閑談中，李時雨說他是北大法學院學生，她說她是北大文學院學生，於是他們便拉上了同學關係。他們彼此表示今後要互相幫助，在陳先生的領導下做出一番事業。
偽立法院的立法委員和工作人員都不知李時雨的底細。他們見他能經常麵見陳公博院長，並與他的女秘書那樣熟，誤認為他是陳公博的親信了。這時，李時雨便擺出法學專家的架勢，但又平易近人地活動在大家當中。很多人也主動跟他套近乎，包括他的法學院同學羅貫一和高躍武等（他們都在各科室工作）。於是，李時雨在偽立法院很快就打開了局麵，上上下下通行無阻了。僅3個多月，李時雨就把汪偽政府的人事組織及他們活動的種種情況了解得比較清楚了。
1940年7月，李時雨借偽立法院暑假休會的機會，回到北方向何鬆亭彙報工作。10月，借口看望家屬，又回北方彙報一次工作。
在南京幾個月的活動中，李時雨同各方麵都建立了良好關係，肯定能站穩腳跟，進一步開展工作的。經與何鬆亭研究，認為孫靜雲有必要去南京與李時雨一起工作了。因為李時雨經常請假回北方，容易引起別人的注意和懷疑，還是由孫靜雲擔任機要和交通為好。她沒有社會職業的約束，可以自由往來，傳遞情報，不僅及時而且靈活方便。經黨組織同意，李時雨全家於1940年11月間遷往南京。從此，孫靜雲便擔當起情報交通工作。她經常往返於天津、南京，將李時雨搜集到的情報資料送給何鬆亭，何鬆亭隨即轉報晉察冀根據地的中共北方分局社會部部長許建國。
許建國是湖北黃陂人，1903年生於一個貧苦的工人家庭，曾參加安源路礦工人大罷工，1923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參加過中央蘇區第一至第五次反圍剿和二萬五千裏長征，1937年任陝甘寧邊區保衛處副處長。從1939年3月起，擔任中共北方分局（晉察冀）委員兼社會部部長。晉察冀邊區的情報工作是許建國負責的，他有著豐富的地下鬥爭工作經驗。
1941年，陳公博兼任偽上海市長。為了籌備成立偽上海保安司令部和收編偽保安團隊，當年8月，他調李時雨去上海兼任偽保安司令部秘書處處長。此時，上海已是汪偽政府的政治、經濟中心，對於做情報工作的李時雨來說，在這裏更可以向全麵縱深發展。況且李時雨的秘書處長是兼任的，立法委員不動，還可以兩個星期回南京參加一次立法院的例會，豐富情報來源的渠道。孫靜雲在一次回北方彙報工作時，把李時雨不失時機地進一步深入虎穴的情況向何鬆亭作了彙報，何鬆亭當即表示讚成。關於他們提出的工作計劃，何鬆亭認為需要由孫靜雲去晉察冀根據地親自向許建國彙報，並請示今後如何開展工作。
孫靜雲見到許建國後說：“我們已在敵營站穩了腳跟，打開了局麵，可以步步深入敵人的心髒了。”許建國高興地說：“你告訴時雨，對偽組織不管它什麼部門，應廣泛打入之！”臨走時，孫靜雲請示許建國說：“時雨很擔心，他的官越當越大，將來可咋辦呢？”言下之意是，李時雨在汪偽政府中的官越大，將來就越難洗脫“漢奸”的罪名。許建國卻說：“那可太好了，正是我們求之不得的事情，你回去告訴時雨，讓他盡管大膽地往上爬，官越大越好，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嘛！”
有了上級的指示後，李時雨在上海大膽地幹了起來。當時擔任中央社會部電台台長的張友恒說：“李時雨當時官居高位，住洋樓，坐汽車，‘大官僚’的派頭十足；孫靜雲則打扮入時，文雅端莊，儼然一個‘官太太’，沒有人能想到——他們竟然是共產黨的高級特工。”
廉潔辦案 鐵麵無私
1942年5月間，陳公博因原偽軍法處處長單鈺積壓案件、關押犯人久不處理等問題而將其撤職，隨後李時雨被調去兼任偽軍法處處長。
同年8月，偽“清鄉”委員會上海分會成立，陳公博兼任主任委員，許金源任辦公廳主任，史思放、吳耀中、李鏡涵和李時雨分別任辦公廳第一至四處處長。李時雨所在的四處，主要負責“清鄉”軍政人員犯罪的偵察審判，以及“清鄉”區煙、毒、賭博等犯罪的偵緝審判。鑒於江蘇“清鄉”官員敲詐勒索嚴重，特設執法隊及分隊，以糾查違法犯紀，並兼管禁煙、禁毒和禁賭，李時雨兼任執法隊隊長。
南彙“清鄉”區執法分隊隊長馮某，在開始工作不久就執法犯法。他包庇南彙一個賭場，受賄幾千元。有一天，他攜帶巨款來李時雨家行賄。李時雨問明了這筆款的來源之後，即打電話叫四處軍法官孫增原及執法隊的一位督察來，將馮某帶去關押審訊，判刑治罪。此事發生後，偽上海市政府、偽上海保安司令部及上海“清鄉”分會頗為震驚。
陳公博知道李時雨辦事認真，為他提倡的“廉潔政治”增光，非常高興。偽上海保安司令部日本聯絡官五十嵐大佐和池田少佐也都稱讚他“執法如山”，“不貪汙受賄”。在此之前，李時雨一接管偽軍法處就提出依法辦案，不許用刑，不許受賄，不許虐待犯人，病犯準許保外就醫等。他還主張速判速決，能放就放，所以監所犯人驟減。五十嵐大佐因此而稱他為“快刀子李”。
經過一番努力，李時雨已有了實力地位，又因不受賄賂、依法辦案樹立了威信。因此，李時雨不僅站穩了腳跟，而且各方麵都來與他拉關係，包括偽上海保安司令部副司令盧英、參謀長許金源，以及偽上海市政府各局局長等都願意與他交往，有的人甚至常到他家敘談。借此機會，李時雨也就順水推舟，與他們來往應酬。
自從偽上海保安司令部成立以來，李時雨幾乎每天到偽市政府麵見陳公博，給他送批重要公文，並請示解決一些問題。與此同時，參加一些重要會議，與各部門負責的偽官員接觸，每隔兩周還去南京參加偽立法院的例會，借機與南京已建立的關係人員晤談，從而獲取了許多有價值的情報資料。
1943年3月，中央社會部的張友恒來上海，聽取了李時雨的彙報，研究、布置了他們今後的工作，並幫助他們在津浦路下關火車站建立了一個轉運點，供他們傳遞情報。張友恒要他們把情報資料偽裝好，送到下關車站，由火車上的工作人員帶到天津。他還告訴他們，組織上委任李時雨為特派員，孫靜雲管機要，並派楊寧來滬，由他們3人組成一個黨小組，共同研究工作和一起學習。李時雨給楊寧起個化名叫“楊德修”，委他為偽上海保安司令部少校軍法官。
同年8月，汪偽政府接收上海租界，將原法租界區域改稱第八區公署，將公共租界區改稱第一區公署，陳公博兼任署長，調李時雨任偽警察局司法處處長。從此，李時雨去南京的機會較少，以後搜集到的情報資料多由楊寧去南京下關火車站交轉運站。
上海租界地是個冒險家樂園，這裏豺狼橫行，無法無天，李時雨這個赤色的偽警察局司法處處長在這裏工作，又是在日本人的眼皮子底下，真可謂“深入虎穴”了。李時雨在那些壞人堆裏，既要擺出司法專家的架勢，又要嚴於律己，不能與他們同流合汙。偽官們沒有不搞錢的，李時雨硬是不要錢。那些大漢奸們，本來是賣國求榮，唯利是圖，但他們卻要裝出憂國憂民的樣子，不許他們的下屬貪贓枉法，以達到欺世盜名的目的。如漢奸陳公博就大講什麼“廉潔政治”、“奉公守法”。李時雨利用推行其“廉潔政治”的機會，首先整頓了原租界地的“包打聽”（上海便衣警探的通稱），並強調禁煙、禁賭、禁毒，禁止敲詐勒索、禁止流氓擾亂社會秩序，對侵犯民眾利益者，繩之以法，從嚴處理。李時雨利用偽職，雷厲風行地懲治了邪惡勢力，狠狠地打擊了刑事犯罪分子。
李時雨的做法讓日軍、豪紳、流氓及大小漢奸們都摸不著底細，他們真的以為他是奉陳公博之命推行其所謂“廉潔政治”的呢！他們見李時雨如此鐵麵無私認真執法，就不得不“買賬”了。原租界地的上層人士，所謂“三老”，即聞蘭亭、袁履登、杜康侯，以及青幫頭子黃金榮、紅幫頭子徐朗西等，都轉彎抹角地設法與李時雨接觸、拉交情，他也就順水推舟與他們周旋。
營救妻子 設法脫嫌
1944年4月的一天晚上，李時雨和楊寧、孫靜雲3人開了一個黨小組會，學習“整頓三風”。楊寧走後不久，李時雨正準備休息，便聽到一陣急促的敲門聲。他趕忙走到三樓從窗口向樓下張望，隻見樓門口停著一輛吉普車，周圍有幾個日本憲兵。他知道情況不好，便趕緊跑到樓下電話室，向偽警察局司法處值班室掛了個電話，謊說家來了強盜，叫他們趕快來人救援。
李時雨走出電話室，轉到客廳時，隻聽“咚”的一聲，大門被砸開了，闖進三個日本憲兵和一個翻譯。一個憲兵上前抓住李時雨插在睡衣口袋裏的左手向上一提，露出了他手中所持的手槍，一下子搶去了他的手槍。李時雨本沒打算抵抗，隻是帶著不滿的口氣問：“你們這是幹什麼？”翻譯答道：“我們是北平日本憲兵隊的，你的臥室在哪裏？領我們去檢查一下。”日本憲兵邊蠻橫地說著邊上來拽李時雨。李時雨又邊走邊喊：“靜雲，來人啦！”意即向她報警。
為了拖點時間，李時雨領著憲兵和翻譯慢慢走進二樓臥室，這時孫靜雲正穿著睡衣坐在床上。翻譯問：“你們的來往信件都放在什麼地方？”李時雨指著五鬥櫃說：“就在那裏。”翻譯拉開抽屜，將所有信件和文件都翻看了一遍，沒發現什麼破綻，便對憲兵“咕嚕”了幾句。憲兵厲聲說：“把他太太帶走！”沒等李時雨張嘴，孫靜雲忙答話說：“好，我跟你們去。”說著，她便穿好衣服，跟他們出門上了汽車。
孫靜雲為何這麼好說話，自己主動要跟日本憲兵走呢？原來那天她主要是考慮床頭櫃的抽屜裏放著一本《政治經濟學大綱》，裏麵夾著楊寧同誌寫的黨小組會的提綱，還有汽車房的小樓上存放著的大量的資料，倘若再拖延時間，這些東西被他們翻出來，那可就糟了！還有一層考慮，自己被捕了還有李時雨營救，要是弄不好把李時雨也逮捕了，就不好辦了。
孫靜雲被帶走好大一陣兒，警察局司法處日方副處長菅賢二郎才來到李時雨家，他安慰李時雨說：“你太太去去，他們問問，很快就會回來的。”
本來，北平日本憲兵隊來上海是逮捕李時雨和孫靜雲兩人的，但上海日本憲兵司令部和偽上海市警察局日方負責人說：“李時雨是中國政府的高級官員，沒有確鑿的證據，又未向中國政府照會，是不好逮捕的。”經過商議，他們決定先把他太太抓去，問出口供，拿到證據後，再來上海逮捕李時雨。
李時雨那時雖然還弄不清他們是怎樣搞的鬼，但心裏明白他們是通了氣的。他便向菅賢二郎大發脾氣說：“日本對中國大講什麼‘友好’、‘平等’，這些全是假的！你們簡直沒把中國政府放在眼裏，沒把中國人當人看待。你們純粹是強盜！”菅賢二郎見李時雨真的動了大怒，隻好不住地向他解釋，安慰他不必著急。李時雨憤憤地說：“不行，我得找陳市長去！”
李時雨急匆匆來到陳公博的公館，他走近陳公博的寢室房門遇到鄭副官，便問：“陳先生起來了嗎？”鄭副官回答說：“正在吃早點。”沒等通報，他便闖進了餐廳，開門見山地說：“陳先生，向您報告一件不幸的事。我的太太被日本憲兵隊抓走了！”陳公博聽後愣了一下，接著問：“啊，有這事？為什麼？怎麼搞的？”李時雨把事情的經過向他陳述了一遍。
陳公博說：“這太不像話！”李時雨接過來說：“是啊，我們太沒有保障了，真沒法幹了！這不是和華北和滿洲國一樣了嗎？陳先生，這不僅是我個人的事，所有南京政府官員都從中看到了自己的命運。我請求陳先生把我的太大要回來。她有什麼問題，由我們中國政府處理。如果對我也不相信，那就把我也關押起來審查。日本人如此對待中國官員，叫我怎麼在警察局幹下去？請陳先生給我以指示！”
聽了李時雨的一番強硬的申訴之後，陳公博也有些憤怒了，說馬上叫林秘書（也是翻譯）打電話，叫市警察局特高處處長王島茂來辦理此事。接到林秘書的電話後，王島茂很快就來到陳公館。陳公博向他大發雷霆說：“真是豈有此理，趕快把人給我要回來！”陳嚴厲地聲稱：“日本人如此目無中國政府，隨便搜查中國官員的住宅，隨意抓人，我這個市長沒法幹下去了！這是違反中日條約的，是破壞中日新關係的。”王島茂向陳公博表示一定認真去辦，請他放心。
雖然心裏著急，李時雨照常上班。去偽市政府送批文件時，陳公博告訴他：“你太太的事，我已讓王島茂去辦，你要沉著應付。”在此期間，偽組織各機關許多人向他慰問，表示關懷。李時雨便借機告訴他們：日本憲兵隊隨便抓人，做偽官的得不到保障！凡是與他要好的人都表示同情，不少人在陳公博麵前流露出哀怨情緒，這給陳公博以很大壓力。據說，陳公博曾多次叫林秘書打電話給王島茂，催問此事。經王島茂交涉，兩周之後，上海日本憲兵司令部派憲兵少尉中村去北平，把孫靜雲接回了上海。
孫靜雲回家後的當晚，向李時雨詳細地敘述了被捕後的經曆。
原來那天夜裏，孫靜雲先被帶到虹口日本憲兵司令部，天亮後便被押上開往北平的火車。到北平後，她被押解到西交民巷日本憲兵隊，受到連日審問。日本人主要是問他們與何鬆亭是什麼關係，現在何鬆亭在哪裏？孫靜雲坦然地回答說：“我們與何鬆亭是同鄉朋友關係，隻知他是銀行職員、大學教授，在天津見過麵，不知他的住址，更不知他現在何處。”此外，再問什麼她都回答：“不知道。”憲兵隊未搞出東西，便向孫靜雲施行了種種酷刑，灌涼水、跪磚頭、用棍子打……孫靜雲強忍著劇痛，始終未吐露一字真情。
在刑訊中，孫靜雲與敵人展開了勇敢機智的鬥爭。開始審她時，拷問了幾次，也沒問出名堂，日本憲兵便叫翻譯繼續審問。這個翻譯名叫王一鎮，大連人。當他逼問拷打孫靜雲時，她正顏厲色地小聲問他：“你是中國人嗎？你家裏姐妹不受日本人欺辱嗎？為虎作倀，替日本人打中國同胞，算什麼英雄好漢！”這個翻譯聽後手顫了一下，麵有愧色。從那天起，日本憲兵再叫他刑訊時，他就不那麼認真地打了，隻是把孫靜雲的棉旗袍後身抽打得破爛不堪，而沒有重創她的身體。孫靜雲被釋放前，那個翻譯悄悄地對她說：“真慚愧呀！我這個男人，還不如你這個太太。好樣的，為中國人增光，你可算上女英雄啊！”孫靜雲說：“你以後不作幫凶，多向著中國人，還是可以贖罪的，好自為之吧！”
聽完妻子的敘述後，李時雨這才明白，事情原來是因何鬆亭被敵人盯上而引起的，他們從何鬆亭那邊掌握了他與李時雨夫婦來往的證據。敘述完被捕後的經曆，孫靜雲把那天為什麼那麼爽快地跟敵人走的原因，告訴了李時雨。李時雨暗自佩服妻子想得周到，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他們雖然安全地闖過了這一關，但敵人並沒有放鬆對他們的注意，仍暗中監視他們，有時甚至公開找麻煩。孫靜雲回滬後，每當上海市發生什麼政治事件，日本憲兵司令部便會把李時雨找去問來問去。有一次，靜安寺一帶發生了爆炸事件，偽警察局特高處正忙著偵察，尚未摸到頭緒，日本憲兵司令部又來找李時雨問長問短。他答複說：“我是辦刑事案件的司法警官，對於搞政治案件的特高課不是內行，我正要問你們呢！怎麼？你們日本憲兵隊無法破案，為什麼老是向我這個外行中國人求教呢？”李時雨總是這樣冷言冷語，以極不耐煩的態度對付他們。盡管如此，仍不能甩掉他們的糾纏。
李時雨想，如此下去太被動了，這不是長久之計。可怎麼擺脫鬼子的糾纏呢？他向陳公博講了這件事，說請他幫助解決，以便自己安心工作。李時雨向陳公博發牢騷說：“日本憲兵隊真不講理，無緣無故地把我太太抓去，嚴刑拷打一頓放回來還不算完，現在又對我糾纏不休。這不是欺負我個人，這反映出他們對中國政府的蔑視和欺侮！”陳公博聽後當即吩咐滬西區區長卜立夫負責與日方交涉，讓他一定想辦法幫助李時雨解脫糾纏。
卜立夫是東北人，曾留日學航空，與李時雨私交甚厚。他會說日本話，與日本憲兵隊比較熟，自接受陳公搏交給的任務後，很賣力氣地與日方聯絡。他一方麵向日本人吹噓，說李時雨是陳公博的親信，要他們看在陳市長的麵子上，不要再找他的麻煩。另一方麵，他用李時雨給的錢，以他的名義宴請日本人並送些禮品。這樣一搞，上海日本憲兵司令部的那幾個家夥果然不再來找他的麻煩了。
不久，偽上海市警察局要組織一個赴日考察團，考察日本的警政。李時雨想這是個躲避日本人糾纏的好機會，便向陳公博提出要求。陳公博說：“也好，出去走走，冷一下，他們就不再找麻煩了。”
他們這個考察團由4人組成。除李時雨之外，還有行政處長呂琪、日本人山本科長和翻譯石玉祥。李時雨他們於1944年5月中旬由上海乘飛機到日本福岡，然後到東京、神戶、橫濱、名古屋和大阪等地。他們參觀了日本各地的法院、監獄、看守所、警察機關，還參觀了防空和消防設施。與此同時，李時雨注意觀察日本戰時各方麵的情況：商店裏貨物很少；飯館門前排著長長的隊；魚、肉和蔬菜亦很少見到；車站和火車上的工作人員，幾乎全是女人，很少見有青壯年男人……事實證明，日本侵華戰爭給日本人民也帶來了深重的災難。
參觀完回國後，他們順便參觀了沈陽、長春、哈爾濱幾個大城市，所到之處，隻見滿目瘡痍，民不聊生，真是難以言狀。
李時雨回滬後，將日本帝國主義危機四伏的窘境和淪陷區的敵情整理出一份材料，交楊寧密寫並偽裝好，於6月間由他帶到北方上報了。
策反偽軍 營救同誌
1944年11月10日，61歲的大漢奸汪精衛病死於日本名古屋帝大醫院，其屍體由日本運回國，埋葬在南京梅花山。汪精衛死後，陳公博任南京偽政府行政院院長、代理主席，周佛海任偽行政院副院長兼上海市市長。一朝天子一朝臣，陳公博手下的官員絕大多數都調離上海，上海市各機關差不多都換上了周佛海的人。陳公博內定調李時雨任偽司法行政部次長，李時雨要求他將自己調太湖地區任專員，目的是找個有條件的地方搞點武裝，以作下一步的打算。
此事正在醞釀之中，周佛海卻向陳公博提出意見：“不能把人全都調走！”並指名要留下李時雨。陳公博對李時雨說：“一則去外省當專員，要同外省商量，須等待時機；二則周佛海留你，我也不好意思馬上就調，隻好等等再說吧。”所以，周佛海任偽上海市長兼警察局長時，李時雨繼續任偽上海市警察局司法處處長，一直到日本投降國民黨接收時。
漢奸周佛海由於早就與蔣特密切勾結而得到蔣介石的信任，蔣介石於8月12日即密令任命周佛海為軍事委員會上海行動總隊總指揮，負責維持上海市及滬杭一帶治安，李時雨被周佛海指派兼任其軍法處副處長。
日本投降前夕，中共中央華中局召開高級幹部會議，傳達中央指示精神，即蘇聯對日宣戰，日本將很快投降，決定新四軍準備進攻上海，先派幹部進入上海發動群眾，並策動偽軍警武裝起義，策應新四軍解放上海。華中局與新四軍軍部任命劉長勝為上海市市長，張執一為上海市副市長，並決定派張執一以中共中央華中局和新四軍代表的名義，首先化裝潛入上海，負責組織上海人民武裝起義，迎接新四軍解放上海。由於李時雨的掩護職業有條件對上海偽軍警進行策反，因此黨組織決定李時雨和孫靜雲由張執一直接領導。
張執一與李時雨接關係是在李時雨的辦公室。那時正值8月中旬，張執一身穿短袖汗衫，短褲長襪，頭戴白布小帽，化裝成“上海小開”的樣子。他們見麵後，他即要李時雨幫他搞一張證明卡，以應付檢查。李時雨立刻就叫防犯科給他一張“防犯協會”的通行證，使他在上海能通行無阻。次日晚，張執一到李時雨家向他和孫靜雲說明了當前的任務，主要是策動偽軍警起義，以達到裏應外合奪取上海之目的。李時雨將能夠爭取過來的偽保安隊劉鐵城團和其他團的情況向張作了彙報，張執一囑咐李時雨立即著手進行策反工作。他還說：“根據華中局決定，起義成功後，即宣布成立人民解放軍上海總司令部，以陳偉達為總司令，我為總政治委員。”他要李時雨把偽軍警發動起來，組成一個師，由李時雨擔任師政治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