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時雨接受任務後，分別去找偽保安隊第一團團長劉鐵城、原教導團政訓室主任李國章和上海市複興銀行總經理孫耀東做工作。他們都表示願意跟著他走，投向我軍，在共產黨的領導下，為人民立功。他們幾人還聚在一起，以結盟的方式共同發誓：一定保守秘密，做到患難與共，永不背信棄義……隨後，李時雨以加強上海治安為名，向周佛海提議將劉鐵城團由外縣調到上海近郊董家渡一帶設防。他計劃以劉鐵城團為主力，加上能策反過來的其他團的幾個大隊，改編成一個師，擬定由李時雨擔任師政委，劉鐵城任師長，李國章任政治部主任，孫耀東負責籌辦軍需。張執一表示同意李時雨這個計劃，並親自同他到準備起義的部隊秘密視察了解情況，同時指示要準備改編和聽候調遣。
在日本正式宣布無條件投降的前夜，即1945年8月14日傍晚，上海日本軍警頭目把全市偽軍警高級官員召集在亞爾培路一個“俱樂部”裏，名義上是舉辦晚宴，但實際上是將他們看管起來。飯後，日方讓與會人員打台球或玩麻將牌，不許走開，直到15日淩晨才放李時雨他們走。後來才知道，在8月12日和13日，日本統治集團內部對戰與降的問題有過激烈的爭論。在日軍警將李時雨們看管之時，他們尚未得到日本政府的正式通知。他們的意圖是，如果他們的上級決定打，就把這些偽軍警官員扣起來，以防中國人裏應外合。如果他們上級決定投降，就把這些人放了。
8月15日淩晨他們被放回家時，大家彼此會心一笑，而看看日本人，則多是垂頭喪氣。李時雨到偽警察局時，見司法處副處長菅賢二郎頭上紮著濕毛巾，眼睛裏布滿了血絲，顯然是痛哭之後的樣子。很快就聽到了日本裕仁天皇宣布無條件投降的詔書，那些平時作惡多端的日本警官懼怕中國人報複他們，大多躲藏起來，不敢露麵。
日本投降後不幾天，李時雨的老同學範紀曼來軍法處找李時雨，說有兩個同誌被關在提籃橋監獄，其中一個叫楊樹田，原是東北抗日聯軍第一路軍總指揮兼政治委員，是楊靖宇將軍的弟弟。範紀曼要李時雨趁此時局混亂之機，將他倆營救出來。
範紀曼又名範賢才、範幼文等，是個老黨員。他1906年3月生，四川梁平人（今屬重慶市），大學文化程度，通曉日、俄、德文，擅長油畫，1926年參加中國共產黨，是第一屆梁平縣委書記。在長期從事地下工作的過程中，曾被法、日本憲兵、國民黨逮捕。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黨派他回川工作。同年9月，他在梁山成立特別支部，年底省委批準成立中共梁山縣委，指定他任縣委書記兼管軍事。1931年1月，他被調至上海，擔任法南區金神父路新新裏支部交通聯絡員。
李時雨與範紀曼是在北平的大學裏相識的。1931年9月，範紀曼到達北平，一麵找黨，一麵求學，很快考入北平大學藝術學院戲劇係。“九?一八”事變後，他積極參加各種抗日救亡活動，並被推舉為學院學生會會長。1942年8月，範紀曼受黨組織指示，去南京搜集日軍軍事情報，潛入偽中央大學擔任訓育主任兼藝術係教授，他修養高，又精通幾國外語，是周佛海家的座上客，順便把周佛海的兒子發展成了地下黨。後來範紀曼被人告發是共產黨人，他於1943年5月被迫離開南京重返上海，做國際情報工作。
接到營救任務後，李時雨與範紀曼商量了一下行動方案。這天，他倆都穿著有少將軍銜的軍服，乘坐李時雨的汽車，來到提籃橋監獄。李時雨指著範紀曼對沈關泉典獄長說：“這位是從重慶來的範高參，專程來接在押犯人李一鳴和楊書田，請你接待吧！”又說：“此案是要和我們行動總司令部軍法處會同辦理，所以，我們得一起來。”沈典獄長聽說是重慶方麵來的要員，也不敢怠慢，便立即命令獄吏查其在哪個監號。不多時，獄吏報告說：“此案是日軍司令部辦的蘇聯諜報案，李一鳴前幾天被日本人要去了，隻剩楊樹田一個人。”範紀曼說；“那就提他一個人吧！”
幾分鍾後，楊樹田扛著破被子被看守帶到台階下邊。範紀曼走近楊樹田，低聲用俄語說：“若是他們問，你就說是我的部下。”然後，回頭對李時雨說：“老李，人來了，咱們帶走吧。”可是，典獄長要提人收據。範紀曼隨機應變，裝出國民黨軍人那種蠻橫的凶相，用訓斥地口吻說：“日本已經投降了，你還要他媽的什麼收條，還想幫日本人唬嗎？真是個混蛋！”沈典獄長害怕了，連忙說：“是是，我遵命！可是，沒有提人手續，我也不好向上麵交待呀，請長官原諒！”李時雨急於把楊樹田接出監獄，考慮弄僵了不好辦，便打圓場說：“提人的收據由我來寫吧！”這才打破僵局，救出了楊樹田。
本來張執一、李時雨等人準備在上海策動起義，後來因形勢變化，黨中央於1945年8月21日發出了“停止舉行起義”的電令，黨中央此時已把戰略轉移到東北。黨組織重新布置了工作，他們仍在張執一、劉人壽的領導下擔任偵察敵情的工作。
將計就計 打進軍統
1945年10月，戴笠接管上海後，開始大規模“肅奸”（即逮捕汪偽人員）。李時雨此時麵臨選擇：要麼繼續潛伏在上海，要麼去參加解放東北的戰鬥。在等待黨組織指示期間，李時雨的舊日“好友”、大律師餘祥琴勸他留在上海。原來，餘祥琴的真實身份是軍統上海滬郊情報站站長。“時雨兄，跟著我幹吧，保你大有作為。”餘祥琴勸他。李時雨本來不願和軍統打交道，但打入軍統能為黨獲取更多的重要情報。一番思量後，李時雨決定留下來，但表麵上還得推辭一番：“我願意跟祥琴兄幹，但聽說軍統要‘肅奸’，我怕……”餘祥琴不以為然：“我既讓你留下，就能保你的性命。滬郊情報站過去報了好些‘空額’，隨便給你安一個就行。”餘祥琴要他再拉一些警察局的人，作為進“組織”的見麵禮。
李時雨立即將此情況向劉人壽、張執一彙報。經過研究組織上決定，讓李時雨將計就計，打進軍統去。李時雨就這樣搖身一變，成了國民黨的軍統“特務”。
在國共兩黨接收日本投降的同時，民眾要求懲治漢奸的呼聲越來越高。周佛海為蔣介石效命，為維持敵占區的秩序，等候國民黨政府的接收，是出了力的。但在全國人民要求嚴懲大漢奸的呼聲中，蔣介石不得不命戴笠於9月30日用飛機把周佛海、羅君強、丁默邨、楊惺華等人送往重慶，名曰“移地關押”，實則保護起來。隨後，蔣介石又迫於輿論壓力，於10月10日將周、羅、丁等人逮捕；10月13日大漢奸陳公博由日本被引渡回南京，關進老虎橋監獄，爾後轉押在蘇州監獄。
國民黨開始接收上海後，劉鐵城部接受了國民黨的新式武器，並調離上海開往常州一帶。李時雨及時向黨組織提供了準確的情報，因此劉鐵城部剛到目的地，尚未站穩腳跟，便被我軍全部擊潰了。
熊劍東率偽稅警總團開往瓜洲時，也是李時雨及時提供情報，令其被我軍一舉殲滅的。李時雨還從偽軍中搞到10多支頭號左輪手槍和數百發子彈，交給張執一。張執一機警而有膽略，乘李時雨的汽車將槍彈親自送至外白渡橋邊，用小船運出了上海，送給新四軍部隊。
李時雨打進軍統之後，開始是以餘祥琴的“滬郊指揮部”為掩護，隨餘參加他們逮捕、審訊漢奸的工作。由於常與特務們接觸，李時雨了解到不少有關軍統的人事、組織、特務活動以及國民黨接收上海市的各種情況。
後來軍統上海區改組，餘祥琴被任命為軍統上海區第二站站長。此站下分三組：第一組是政治組，專搞共產黨的情報；第二組是社會組，專搞上海社會動態，即每日發生的重大事情；第三組是經濟組，專門搜集上海經濟界的情況。餘祥琴推薦李時雨擔任第二組組長。
軍統列出100多名汪偽政府高級官員名單，要他提供詳細地址。李時雨對名單上的官員早已恨入骨髓，現在正是以惡除惡的好時機。他迅速把掌握的情況報給軍統本部，那些漢奸紛紛落網。李時雨在“肅奸”中立了大功，受到戴笠的褒獎。
李時雨逐步深入魔窟，利用職權之便，直接看到軍統對所屬區、站的指令、通報及通知等重要文件。他選擇其有價值的文件交給我地下黨的負責同誌看，從而使我黨了解到軍統特務們是如何活動，以及他們怎樣監視、偵察、追蹤某人或某事等等。這對於保衛我黨我軍和進步群眾的安全，防止敵人破壞，避免或減少革命事業的損失，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在此期間，審訊漢奸對軍統來說隻是臨時性的工作。他們的主要任務是忙於重新建立上海特區和各省市的軍統組織，以對付共產黨和解放軍，破壞和談，發動內戰；其次，便是改編偽軍組織，建立交警隊，以控製主要鐵路、公路。他們還不遺餘力地大搞劫收，即借逮捕審訊漢奸之機，搞“五子登科”，即“房子、車子、條子、票子、女子”。
李時雨被餘祥琴推薦擔任軍統上海區第二站第二組組長後，餘專為他安排了一所房子辦公。他不常去那裏，隻隔幾天去看看文件。他把原偽警察局各分局司法股的人員拉了10多位，要他們把每天社會上發生的重大事件報來。按這個組的原定任務來說，他以為這樣做滿可以應付得過去，哪裏知道卻並不能滿足區裏的要求。比如某日某地發生聚眾搶米事件，隻把事件發生的情況報上還不行，還必須查出事件發生的起因和背景，也就是說，要指出是什麼人在背後策動的。
李時雨感到這個差事不好幹。他雖然潛入敵占區從事情報工作多年，但掩護職業一直是上層政府的公職，容易把本職工作完成，並可以利用職權和機會去搜集我黨需要的情報資料。現在不是這樣了，這個職位是給敵人以情報資料，這是他不情願幹的事情，所以軍統上海區幾次指責他這個組的工作沒有成績。在這種情況下，地下黨的領導曾與他商議是不是編些假的，或過時的，或似是而非的情報去應付他們。李時雨說，不能那樣做。他的想法是，寧可讓他們認為自己對這個工作無知無能，也不能讓他們抓住什麼把柄。
與此同時，李時雨對餘祥琴說，自己在這方麵既無線索又無經驗，他拉過來的原偽警察局人員是搞刑事案件的，對此工作也是外行。盡管餘祥琴說過，軍統對拉進汪偽組織的人員是利用，不會認真審查，而督查處和軍法處對李時雨卻進行了秘密審查。
李時雨當時察覺到軍統在對他進行偵察，但不知道是怎樣引起他們懷疑的。事後他才知道，軍法處的沈維翰與餘祥琴在審訊漢奸當中，因爭權奪利發生了矛盾，因他是餘祥琴拉過來的人，沈維翰當然想在他身上找碴子以對付餘祥琴。他們在偵察中，了解到李時雨的夫人孫靜雲和他的弟弟李春芳曾因共產黨抗日嫌疑而被捕過。因此想以此為突破口，抓住李時雨的把柄後再用來對付餘祥琴。
沈維翰在找到一些蛛絲馬跡之後，便以此作文章，拍電報給去北平部署工作的戴笠，簡陳案由，請求批準扣押李時雨。戴笠接到軍法處處長沈維翰的密電請示後，認為李時雨是內部爭權奪利的犧牲品，不可能是共產黨，不同意逮捕。巧的是，戴笠於1946年3月份因墜機身亡。
幾乎是在戴笠被摔死的同時，1946年3月底國民黨將周佛海、羅群強、丁默邨等人由重慶解押至南京老虎橋監獄。法院經過起訴審理，先判處周佛海死刑，後又經周妻楊淑慧四處活動，得到蔣介石的照顧，改判為無期徒刑。兩年後，周佛海因心髒病死於南京老虎橋監獄。
1946年5月，陳公博被判處死刑，執行槍決。這個漢奸就這樣結束了可恥的一生。
戴笠死後，軍統特務內部相互傾軋更為加劇。那些嫡係特務對餘祥琴開始找麻煩，對李時雨則一再指責工作沒有成績，並繼續暗中偵察。李時雨早就有所察覺，張執一也從另一方麵得到情報，獲悉軍統特務在秘密偵察並隨時準備逮捕李時雨。所以，當他提出撤離上海時，張執一便立即同意了。張執一除了安排一位交通員負責隨時準備送李時雨的家屬去蘇北外，還指示他到東北找陶鑄接關係，由他分配工作。
獄中無懼 法庭較量
處在危險境界，李時雨想早點離開上海。怎麼離開？公開辭職，會打草驚蛇；隻有秘密撤走，才是上策。護照問題，他想到了找王撫洲。王撫洲曾在北大法學院當教授，是李時雨的老師，現在任南京直接稅總局當局長。李時雨來南京後，利用這種師生關係，請王撫洲幫忙解決護照問題。王撫洲說：“你若仍在軍統工作，我可以托唐縱照顧你；戴笠死了，他說話一樣有力。若是願意去東北，我可以給你安排個直接稅局分局長職務。”
李時雨說他要去東北，在營口找工作。因為他的同鄉同學王家善率領一個師在營口駐防，會得到他的照應。真巧，正好直接稅東北局局長張維來此，王撫洲介紹他倆見麵。張維說營口準備設直接稅分局，當時就委任李時雨去當分局長。出乎意料，事情辦得竟如此順利。李時雨拿到王撫洲給他開的護照，高興地回到了上海。
到家後，李時雨委托內線石玉祥給他買去北平的飛機票，準備先到北平，然後轉赴東北。不料，在這個節骨眼上卻出了問題。
1946年9月17日上午，餘祥琴來電話，叫李時雨立即去他家。李時雨立即警覺起來，覺得不對頭，但又不能逃脫，是福是禍，隻得硬著頭皮去看看，聽天由命了。李時雨來到餘祥琴家，其女秘書盛吉小姐直給他使眼色，年輕的陳會計也向他使小動作。他倆的示意，使李時雨頓時感到出事了。餘祥琴在收拾東西，有點不大自然地對李時雨說：“劉方雄副區長請你到市政府調查處去一趟。”沒說是啥事兒。李時雨臨走時，送給餘祥琴一條金表鏈，說：“留個紀念吧！”意思是說，他一旦被扣押，請他作證營救。餘祥琴誠懇地說：“你放心吧，我餘某人絕對不會做對不起朋友的事。”
李時雨坐著自己的三輪車來到了市政府門前，對車夫阿根說：“這輛三輪車送給你啦！一個小時後，我若不出來，你就在我家門口等上兩三天，告知來人，說我被捕了。”阿根含淚走後，李時雨來到調查處，果然大勢不妙。劉方雄對他說：“對不起，請你到南市看守所去！”李時雨問他為啥事？他沒有告訴，隻是問他“還有啥要求”？李時雨提出叫劉紹奎來，他有事交辦。劉方雄立即打電話，把劉紹奎叫了來。
劉紹奎是山東人，很講義氣，原為英租界巡捕房的“包打聽”頭目（就是探長）。李時雨任司法處長時，他當審訊科長。他與日本人辦事，能站在中國人一邊。所以，李時雨對他的印象很好，成為知己朋友，可謂莫逆之交。當時李時雨叫劉紹奎把自己家裏的一個手提箱拿到他家裏去保管起來，並把他的衣被送到南市看守所去。他還委托劉紹奎將其證件寄還給王撫洲，並對他告知此事，請他設法營救。
李時雨與劉紹奎告別之後，軍統特務就給他帶上了手銬，用吉普車押送到南市車站路軍統看守所。此處原為地方法院和保安司令部的看守所舊址，李時雨很熟悉。現在這個看守所，為軍統所用。這裏所羈押的人，大都是軍統的人和共產黨的人。軍統的程克祥、阮清源和彭壽也被關押在這裏。過了幾天，餘祥琴也被捕。不過，他和阮清源隻被押10多天就放了。他們都是戴笠死後，兩派爭奪權力，以強淩弱，狗咬狗而已，沒啥大問題。
李時雨被關押的原因與他們則不同，他是因“通共”嫌疑被捕的。他被關押在看守所三天之後，才開始審訊。首先問他參加過什麼政治組織，他說沒有。其次，問他弟弟和太太因何案而被捕，他答：“都是因抗日嫌疑。”又問他都認識哪些共產黨人？他說一個都不認識。後來軍統特務說他就是共產黨，逼他承認。李時雨不承認，他們就用嚴刑拷問了兩天兩夜，盡管如此他還是矢口否認。軍統特務寫的記錄，李時雨既不看也不按手印，以防他們搗鬼。這一下可激怒了軍統特務，對他又是毒打，又是壓杠子、灌涼水。李時雨一點兒也不口軟，破口大罵：“八年來你們躲到重慶，不打日本鬼子，今天卻來迫害我這樣同敵人艱苦鬥爭的地下工作人員，真是喪盡天良！”他們對李時雨無可奈何，隻得另打主意。過了幾天再提審時，他們又問他是怎樣打進汪偽組織當偽官的，李時雨趁機把早已編造好的那一套履曆陳述一遍。
李時雨知道，國民黨特務對共產黨人是“寧肯錯殺一千，也不放走一個”，特別是混進他們組織的所謂“異黨分子”，一經查實必死無疑。所以，李時雨啥也不說，使他們無法定案。後來，李時雨想，不能這樣坐以待斃，必須設法活動，使他們早日送自己去法院，即使按偽職判罪，也不會處以死刑。何況有許多證據和理由，可使自己擺脫“漢奸”的罪名。
於是，李時雨就與外麵暗暗通信，請劉紹奎轉信給王撫洲，再托唐縱說情釋放自己。如不能釋放，就及時送法院，脫離軍統魔掌。軍統看守所比一般監所要嚴一些，但也不是鐵板一塊。那時，有錢能使鬼推磨，監所內也有跑“封包”的。即犯人將寫好的信，用紙包好，寫明地址及收信人姓名，放風或送飯時，交給熟識的看守，就能送到。也有的看守主動悄聲問犯人：“有送的嗎？”因為兩頭都給錢，所以看守都樂而為之。也有的看守勒索講價多要錢，敲詐犯人。犯人也隻得大方點，花錢討方便。
軍法處沒抓到證據，無法定案，很不甘心，便派一個小特務假裝犯人押進李時雨的監室，來摸他的底。小特務謊稱他是因“共產黨嫌疑”被捕，和李時雨套近乎。這一伎倆被李時雨一下就識破了，他於是將計就計，詐稱他是冤案，受迫害，說他是打進汪偽組織的地下工作者，“黨國功臣”，不會冤沉海底的。小特務深受感動，最後說了實話，言稱李時雨是好人，回去一定多加美言，不講壞話。
軍統關押李時雨三個多月，沒查出“異黨”罪行，加上外邊疏通，1946年12月，便把他的案卷送交上海高級法院，人轉押至提籃橋監獄。這是一所能容納數千犯人監獄，設備也比較齊全，有抽水恭桶，可以看書讀報，比較方便。
第一次提審是在沈院（原警察局副局長盧英的公館），以後改在高法檢察處臨時庭。開庭之前，李時雨會見了幾位相識的記者，他向他們打招呼，請他們務必按他的申訴據實報道。第二天，上海報紙便大登：“李時雨昔日是楚園座上客，今日成為楚園階下囚。”媒體報道後，就把案情傳給了我們的黨組織和有關同誌。李時雨的部下、少校軍法官周光輝，通過上海律師事務所為他找了一個可靠的辯護人。孫鳳雲想方設法，弄到一分國際問題研究所派李時雨打進汪偽組織的證明。餘祥琴也出庭作證，把他倆編造的那套假履曆說得千真萬確，形成鐵的事實。
法庭上，法官問餘祥琴：“李時雨既然在軍統工作，軍統為何又以漢奸案將其押送法院呢？”餘祥琴回答說：“李時雨是戴笠直接派遣打入的，此事隻有戴笠知道。如果戴笠活著，是絕不會把李時雨當漢奸押送法院的。”律師蔡企文的辯護也很有力。本來按證據，理應作出無罪判決。可是，因為法院得聽軍統指使，隻得折中一下，算他“協助抗日有功”，予以減刑處理。結果，判處李時雨七年零六個月有期徒刑。主辦人員對說情人說：“這是軍統的案子，而且早有密示，我們誰敢不遵辦？”可見，國民黨的“司法獨立”，完全是騙人的鬼話。
提前出獄 繼續戰鬥
隨著解放戰爭的節節勝利，國統區廣大人民群眾反饑餓、爭民主的鬥爭風起雲湧。國民黨政府迫於財經困窘、囚糧不足，不得不釋放一批監犯。先是1948年，國民黨宣布釋放5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人；翌年2月，他們又宣布釋放15年以下有期徒刑的。這樣，李時雨就被提前釋放了。
李時雨走出牢門的第二天，報紙上就刊登了他出獄的消息。黨組織看到這個好消息後，便派人尋找他。李時雨也積極尋找“母親”。他從過去約定的關係中，很快就找到了張執一，回到了黨的懷抱。
經過國民黨牢獄之苦後，李時雨並未懼怕。當黨組織要他繼續留在上海從事地下工作時，他毫不猶豫就同意了。
下一步工作怎麼開展，聯絡點設在哪裏？李時雨想起了一個朋友——黃雨齋。黃雨齋是彙中銀行總經理，後來兼任浙江勸工銀行總經理，李時雨和他是1943年在一次應酬宴會上，經司法科長劉紹奎介紹認識的。他們相識後，經過幾次接觸，李時雨發現黃雨齋和一般的金融界人士不一樣。他是知識分子，曾當過記者，精明幹練，為人豪爽，思想進步，愛國抗日，所以李時雨和他逐漸交上朋友。黃雨齋是個人才，他憑自己的才幹，在上海集資創辦兩個銀行及幾處私營企業，成為愛國資本家。
最令人感動的是，1946年上半年李時雨發現有特務跟蹤他，為此他打算離開上海。黃雨齋知道此事後，為他出了一個主意。黃雨齋說他在家鄉浙江省餘姚縣有個自辦小學，建議李時雨到那裏去避難，這樣比較安全。對外則說是他請來的國語教師，掩人耳目。後來，組織決定李時雨去東北，雖然他沒去餘姚，也很感激黃雨齋先生的誠心幫助。李時雨坐牢時，黃先生雪裏送炭給他送去一條灰色毛毯，他後來一直保存留念。
為了開展黨的地下工作，李時雨想找個職業作掩護。他想辦個公司，便前往武定路黃雨齋家找他，請他幫忙，給安排一處辦公地點。知道他的想法後，黃雨齋爽快地答應說：“就用我公司的牌子吧，我那勸工大樓彙中企業公司總經理寫字間由你用嘛！”
如此真是再好不過了！第二天，李時雨來到勸工大樓，黃雨齋叫來管總務的人員，拿來門鎖鑰匙交給李時雨，並介紹說；“這位是公司新來的李副總經理，以後要聽李先生的招呼，好好伺候。”就這樣，李時雨搖身一變，成了彙中公司的李副總經理。
李時雨的辦公地點成了中共地下黨的聯絡點。這個聯絡點張執一來看過，十分滿意，他約定以後每隔兩天在此碰頭一次。從此，張執一常來與李時雨聯係和研究工作。李時雨所領導的高福海、石玉祥、張繼光、姚鴻章（姚浩）、鍾子健等也常到此來彙報工作。李時雨的名片上印著“彙中企業公司副總經理”的頭銜，開展工作很方便。
李時雨他們這段工作重點，主要是宣傳我黨保護工商業者的利益和政策，勸阻他們不要搬走機器和物資，防止破壞生產；策反國民黨軍隊向我軍投城，阻止他們開往台灣；搜集國民黨軍警以及地方武裝的武器配備情況等。
通過努力，李時雨等人的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不料，他們的行動引起了國民黨特務和警察的注意，上海市公安局長、軍統特務毛森派人盯梢李時雨。張執一知道情況後，立即決定要李時雨撤出上海。
1949年4月初，李時雨和孫靜雲奉命乘飛機飛往香港。
黃雨齋也真夠朋友，他不僅是李時雨的私交好友，地下黨其他同誌有困難，他也一樣無私幫助。李時雨去香港兩個月後，石玉祥、鍾子健、張維光和姚鴻章4位同誌在複興西路森內飯店公寓集中活動時，為了解決經費問題，曾去找黃雨齋。他二話沒說，立即拿出200塊銀元予以資助。
到香港後，李時雨拿著陳邦織送給他的接關係的信件和路費，到我黨駐港辦事處與萬景光同誌接上關係。在香港等候開往天津的輪船時，李時雨和另幾位同誌在住所整理幾天情報資料。離港前，萬景光叫李時雨攜帶一部用線裝書密寫的情報資料，到北平交給羅邁（李維漢）。到達北平後，李時雨把情報送到中南海，麵交童小鵬同誌。隨後，李時雨被分配去中央社會部工作，孫靜雲被分配到北平市公安局工作，結束了敵營18年的地下鬥爭，開始了新的生活。
在烽火彌漫的漫長歲月，李時雨深入敵營十八年，出色地完成了組織交給的任務，成為我黨傑出的地下工作者之一，充分顯示了在複雜背景下，一個黨員為謀求民族解放而赴湯蹈火的英雄形象。他曾為自己那段鮮為人知，動人心魄的戰鬥曆程，題過幾句詩：
敵營搏鬥十八年，刀光劍影無形戰。
革命勝利歸來日，換上軍裝笑顏開。
解放後，李時雨在中共中央社會部情報總署，軍委聯絡部工作。1978年任國務院宗教事務局顧問，黨組成員兼中國佛學院副院長，1982年離休。曾寫《敵營十五年》、《敵營八年》和《烽火曆程》等革命回憶錄。當他把回憶錄奉獻給家鄉父老時，寫小詩一首，以抒遠懷，籍敘離衷：
北燕南飛朝不歸，漫長征途白發垂，
江山萬裏披錦繡，一篇史書報春回。
1987年，年過八旬的李時雨將平生積蓄的一萬元人民幣奉獻給家鄉，做為獎學金，獎勵巴彥縣考上大學的學生中總分數前三名者，被縣委命名為“李時雨獎學金”。1988年8月18日巴彥縣“李時雨獎學金會”召開首屆李時雨獎學金頒發大會，興隆鎮新發屯學子遲國臣獲首屆獎學金一等獎。
1999年12月28日，李時雨病逝於北京，享年91歲。他充滿傳奇的紅色人生，圓滿地劃上了句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