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絕色才女陷身魔窟終成英雄
一輛黑牌汽車開到了上海極司菲爾路,停在76號的這座花園洋房大門前。這座房子表麵上看上去是那樣平靜:沒有軍警把門,沒有長槍警戒。然而,這就是整個上海,甚至國民黨軍統、中統也談聞色變,望而生畏的汪偽特工總部——76號魔窟!
車門打開,走出來的是當時被稱為文壇“四大才女”之一的女作家、詩人關露。她乘坐的汽車剛停在76號大門前,76號的大門徐徐為她打開。此後,在長達兩年的時間裏,關露成了76號的常客,能自由出入讓人望而卻步的地方,而且還和汪偽特務頭子李士群混得很熟。那麼,這個關露到底扮演的是個什麼角色?她為什麼要經常出入於魔窟之中呢?
少年坎坷 性格叛逆
關露,原名胡壽楣,又名胡楣,筆名關露、芳君、夢茵等。原籍河北宣化縣,1907年7月14日出生於山西右玉縣。她的父親是個舉人,在山西當個七品芝麻官,自命為“上流人物”,有些專橫跋扈。母親早年受過新式教育,具有強烈的女性獨立意識,因不願屈從專製的丈夫而引起了彼此之間無休止的爭吵。母親以自身的痛苦經曆常常教育年幼的關露:“一個女人一定要能夠自謀生活,學點本領,否則將一輩子受氣,難以抬頭做人。”
關露8歲時,父親在山西做官的地方患上了中風偏癱,死在卸任返回太原的途中。母親靠典當父親生前衣物並拿出關露和她妹妹胡繡楓的壓歲錢湊數,才勉強安葬了父親。此時,家中一貧如洗。家裏除了關露,還有一個比她小的妹妹胡繡楓,母親靠繡花和替衙門抄寫公文維持一家人的生活。
後來,在父親生前同事的幫助下,母親去了兩所小學校教書,家中的生活才稍稍安定。但是,繁忙的工作和沉重的生活負擔,壓得母親喘不過氣來,母親心力交瘁,身體一天不如一天。在同事常老師的建議下,母親變賣所有家當,帶著全家到了常老師的老家長沙鄉下,買了一塊稻田出租,租了一座有菜園的房子,過上了平穩的生活。在母親的教育和熏陶下,關露閱讀了“四書”、“五經”和大量古詩詞,打下了較深的文字功義底。為她以後喜歡上文學,奠定了基礎。
關露15歲時母親病亡,原本破落的家庭更是雪上加霜。不得已,關露與妹妹胡繡楓到南京跟外祖母和二姨母生活。二姨母也是早年喪夫,又無子女,是個孤苦無依的人,沒有固定職業,隻能依靠祖上分下來的幾間舊屋,除自住外,拿兩間出租,每月收幾元房租,再加上給鞋店繡花,取得微薄的收入勉強維持四個人的生活。那時候,外祖母和二姨母的思想都很封建,建議關露找個家道富裕的丈夫,早點結婚,過一輩子幸福生活。加上關露長得白淨漂亮,又有知識有學問,氣質風度顯得分外高雅不俗、文雅可愛。提親的做媒的人絡繹不絕,但是,不管誰提親,關露都不動心,一概拒絕。
關露謹記母親的教導:女人要讀書,要獨立。她孜孜不倦地求學,到處尋師訪友,曾到青年會去補習英文,又通過朋友的介紹認識當時名畫家梁公約先生,由於梁公約的幫助,曾免費進入南京美術專門學校學習。
有一次,關露大姨母的兒子,為關露介紹了一個北京銀行的經理,關露也是一口回絕。關露的“不通情理”惹惱了外婆和二姨母,表哥也十分生氣惱火,覺得關露不識抬舉不懂人事!於是外婆、大姨母他們決定強製關露與這個北京銀行經理結婚。一個十七八歲的女孩兒,麵對那麼多要用封建包辦婚姻枷鎖捆綁她的人,麵對那麼強大的封建禮教的“愛心”,關露要想掌握自己,掌握未來,便隻有逃跑!隻有逃婚!於是,她背著家人來到上海闖世界。
在上海,一個偶然的機會,關露經人介紹認識了進步人士劉道衡。
劉道衡早年加入過“中國同盟會”,積極參加辛亥革命,與孫中山關係很好。劉道衡的哥哥被軍閥殺害後,蔣介石給劉道衡官做,他拒絕了蔣介石的施舍。看到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完全背離了孫中山的革命精神,生性耿直的劉道衡對國民黨的態度從期望到失望,再從失望轉到絕望,於是斷然脫離國民黨,攜妻帶女,隱居上海。為了一家人的生計,劉道衡從朋友那裏借貸500元大洋,在交易所開了戶頭,靠炒股維持生計。劉道衡生活雖然並不富裕,但是一直喜歡接近和幫助青年人。他知道關露的家庭變故,得知她要遠走去河北懷安謀事做後,便動了惻隱之心。劉道衡告訴關露,北方正在交火,兵荒馬亂,一個女孩子家獨身去千裏之外的陌生異鄉求職,這一路上的安危,難以預料的。於是,劉道衡和妻子閻佩芬商量,全力資助關露進大學。
關露沒有更多的社會經驗,也沒有多少人生經曆,常常分不清好人壞人。但是她對劉道衡夫婦卻有一種本能的感覺,覺得他們非常正派正直,非常誠懇真誠,與人為善,樂於助人,值得信賴,於是決定留在上海劉道衡家求學讀書。劉道衡把關露送到上海法科大學法律係讀書,後來,因為妹妹胡繡楓一時找不到工作,生活困難,劉道衡又叫胡繡楓來上海,與姐姐關露一塊兒到法科大學法律係學習。那時知名人士沈鈞儒先生在法科大學任教務長,還有許多有名望的教授,其中就包括不久成為關露妹夫的李劍華。
1928年初,法科大學28歲年輕的教授李劍華,本來是個不關心時事政局一心做學問的學者書生,因為有感於時事驟變,鯁骨在喉,不吐不快,犯了耿直正義知識分子的通病。受第一次大革命的影響,講授社會學時,在課堂上公然抨擊黑暗的國民黨統治,慷慨激昂地揭露當局者的腐敗,引起了國民黨當局的注意。不過,他卻贏得了同學們的讚歎,打動了兩個女學生的心。這兩個女同學,就是關露和胡繡楓姐妹倆。
1928年5月3日,日本帝國主義殺害了國民黨政府駐濟南的特派員蔡公時,全國群情憤激,掀起了反日浪潮。法科大學學生也分隊上街遊行示威宣傳,高喊“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口號,關露這時第一次接受了愛國主義的洗禮。
自從聽了李劍華的課以後,兩個好學的女孩常常到李劍華教授家借書看,李教授誨人不倦,總是熱心地盡師長之意,或給她們講解,或慷慨借書給她們。隨著時間的推移和交往的增多,李劍華與胡繡楓相愛了。
李劍華,中國社會學家,法學家。四川大邑人。1921年赴日本留學,在東京日本大學進修社會學,1925年畢業歸國。曆任上海學藝大學、上海法科大學、上海法學院、國立勞動大學、複旦大學等院校的社會學教授,講授社會學概論、犯罪社會學、勞動法等課程。
1928年暑期,胡繡楓暫時轉到上海法政大學讀書,關露考入南京中央大學文學係。國立中央大學位於玄武區四牌樓2號,是張之洞署理兩江總督時於1902年創立的,其前身是三江師範學堂。進入國立中央大學文學係學習,使文學功底本來就不錯的關露再次得到夯實,這為她以後成為後一位才華橫溢的女詩人、女作家打下了很好的基礎。
剛進大學,一切對關露是那麼新鮮,她認真地學習文化,後來又轉入哲學係,師從宗白華先生學習西方哲學。正在關露在刻苦鑽研的時候,她的妹妹胡繡楓與法政大學的老師李劍華喜結連理,胡繡楓也進入了複旦大學讀書。李劍華、胡繡楓夫婦後來積極參加革命活動,不久都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文壇才女 “左聯”骨幹
在中央大學讀書期間,通過朋友鍾潛九的介紹,關露認識了兩位年輕的作家——張天翼和歐陽山。張天翼在一個機關裏當小職員,歐陽山在一個書店當編輯(當時的書店實際上是出版機構)。他們幾個人創辦了一個文學刊物《幼稚》周刊,1930年3月出版了創刊號。關露和這些作家的來往,極大地激勵了她的文學創作熱情。
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失敗後,國民黨一方麵對革命根據地進行軍事圍剿,另一方麵對國統區實行文化“圍剿”。當時的形勢迫切要求上海的左翼作家們團結起來,共同與國民黨反動派做鬥爭。在中國共產黨組織的努力下,1930年的3月2日在上海中華藝術大學(今多倫路201弄2號)舉行了“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簡稱“左聯”)”成立大會。在成立大會上,魯迅先生作了題為《對於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的講話,第一次提出了文藝要為“工農大眾”服務的方向,並且指出左翼文藝家一定要和實際的社會鬥爭接觸。
關露結識的作家張天翼,是中國現代著名的小說家、兒童文學作家。祖籍湖南省湘鄉縣,1906年出生於南京。1924年考入上海美專學習一年,次年夏天考入北京大學預科,課餘仍廣泛閱讀文藝書籍並從事寫作。1927年,張天翼加入中國共產黨,為體驗下層社會生活,這年夏天他毅然退學,在滬、寧等地充當小職員,做家庭教師、會計、記者、機關辦事員、文書等。張天翼的小說以諷刺見長,代表作有《包氏父子》、《華威先生》等。1930年,他參加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積極從事革命文藝創作和其他革命活動。
另一位作家歐陽山,原名楊鳳岐,1908年12月出生在湖北荊州一個城市貧民家庭。因家境貧寒幾個月時被賣給姓楊的人家,從小便隨養父四處奔波,在外流浪,接觸過很多下層社會的窮苦人。16歲那年在上海《學生雜誌》發表第一篇短篇小說《那一夜》,從此開始了文學創作。1926年組織廣州文學會,創辦《廣州文學》周刊。1927年發表第一部中篇小說《玫瑰殘了》,同年組織南方國文學會。1928年到上海,成為職業小說家。早期作品內容多自我表現,形式上受象征主義的影響。1930年以後接受馬克思主義,受啟蒙運動和革命文學的影響。
在這兩位具有進步思想的文壇前輩的影響下,關露對文學開始產生了興趣。她也拿起筆來,試著寫一點東西。
一周以後,當《幼稚》第二期出版的時候,便刊登了關露的一篇散文——《餘君》,這篇文章寫的是一個知識分子不幸的愛情遭遇。文筆雖然幼稚,可這是關露的處女作啊!她高興地雙手捧著這本薄薄的小刊物,看著她那篇文章,心中十分激動。張天翼和歐陽山不斷鼓勵她,說她有創作潛力,希望她在這條路上堅持走下去。
在前輩們的鼓勵下,關露的創作熱情大增。接著,《幼稚》周刊又發表了關露的第二篇散文《她的故鄉》。此後不久,她又認識了從日本歸國路經南京從事文學評論的胡風。在這些作家和評論家的影響和引導下,從此,關露熱愛上了文學,熱愛上了文學創作。在此之前,她有過“出國留學回來當教授”的夢想。現在除了“教授夢”之外,她做了一個新的夢——夢想著當一個作家!
關露才華橫溢,勇於探索。在散文創作方麵取得一定成績後,她又嚐試小說創作。從1930年開始,她在歐陽山主辦的《幼稚》文學周刊上發表小說。
1931年,關露又從南京來到上海闖世界。“九?一八”事變發生後,日本帝國主義占領了東三省。在中華民族麵臨著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沉寂一時的中共地下黨又開始活躍起來。關露參加了上海民眾抗日反帝大同盟的活動,認識了許多抗日積極分子,其中有一位是紡織廠的女工叫張佩蘭。張佩蘭是一個在大革命時期入黨的共產黨員,待人非常熱忱,她仔細了解關露的經曆以後,推薦她擔任上海婦女抗日反帝大同盟宣傳部的副部長,不久又介紹她參加了中國共產黨。
23歲的關露入黨以後被編入法南區馬路黨支部,她在支部書記張佩蘭的帶領下,在南市紗廠、市電車公司、美亞織綢廠先後辦起了工人夜校。夜深人靜,她也常常和支部的同誌一塊兒到馬路上貼標語。這一年秋天,她又在作家彭慧的介紹下參加了“左聯”。
關露參加“左聯”不久便爆發了1932年“一?二八”上海抗戰。“左聯”集合關露等一些作家,在丁玲的率領下,到閘北前線去慰問十九路軍英勇奮戰的將士們。從丁玲開始,每人都給士兵們說了些熱情洋溢的鼓勵話。輪到關露,丁玲趕忙給士兵們介紹:“她叫關露,是個詩人,我們請關小姐給我們朗誦一首詩吧。”此時的關露,心情異常複雜:日軍入侵,房屋倒塌,百姓流離,屍橫遍野,關露對日本帝國主義充滿仇恨。麵對這些悍然拿起武器,守衛祖國領土完整的士兵們,關露對十九路軍充滿敬意。她含著熱淚,毫不猶豫地用悲壯的聲調朗誦詩歌,感染了在場的官兵和前來慰問的人們。
1932年,關露在上海西愛鹹斯路慎成裏(今永嘉路291弄)的妹妹家裏,與中共黨員沈誌遠相識。沈誌遠博學多才,曾受黨組織派遣赴莫斯科中國問題研究所當研究生,精通俄文、英文、德文,編譯過《共產國際》中文版,並參加過《列寧選集》6卷本中文版的翻譯工作。共同的信仰,使他們走到了一起。然而很遺憾,這段戀情由於沈誌遠和關露彼此的社會活動越來越多,見麵機會越來越少而漸漸疏遠,最終分手。
為了更好地發揮關露的特長,組織上把她的黨組織關係也轉到了“左聯”。當時擔任“左聯”黨團負責人的是作家丁玲,關露擔任了創作委員會詩歌組的負責人,在詩歌組活動的有著名詩人艾青、穆木天、任鈞等。1932年9月,在“左聯”詩歌組領導下,成立了“中國詩歌會”。第二年2月11日,“中國詩歌會”的機關刊物《新詩歌》創刊號出版。關露參加了“中國詩歌會”的工作,和蒲風、柳倩、任鈞、穆木天、楊騷等一起負責《新詩歌》的編輯工作,並為《新詩歌》寫了不少詩篇。如《馬達響了》、《童工》、《織綢女工》都是那時候寫作的。《新詩歌》出到二卷四期,因組織被破壞而停刊。
1933年5月,丁玲被捕,周揚繼丁玲擔任“左聯”黨團負責人,關露也繼丁玲擔任了“左聯”創作委員會的負責人。
同是1933年,李劍華遭國民黨當局逮捕,1934年獲釋後加入中國共產黨,先後在張唯一、李克農、周恩來等領導下打入敵人心髒從事情報工作。
1934年後,關露為聶紺弩主編的《中華日報》副刊寫作詩稿。
1936年初,為了建立和組織文藝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左聯’宣布自動解散。這時,“中國詩歌會”改組為“中國詩歌作者協會”,關露當選為理事,繼續以充沛的精力傾注於協會的工作。9月,她與茅盾、王任叔(巴人)、鬱達夫等34位革命文藝工作者發起成立了新的統一戰線組織——中國文藝家協會。不久,她又加入上海文化界抗日救亡協會。她一麵進行文學創作,一麵參加抗日救亡運動。
關露1936年開始擔任《生活知識》編輯,同時擔任詩刊《高射炮》編輯。她繼續從事新詩寫作和開展詩歌朗誦活動。關露還先後出版詩集《太平洋上的歌聲》、小說《新舊時代》,翻譯了美國舞蹈家鄧肯的長篇傳記《鄧肯在蘇聯》、巴爾紮克的短篇小說《笑的肇禍》、蘇聯亞曆山大洛夫介紹馬雅可夫斯基的文章《蘇聯最天才的詩人》。在當時夜色凝重的上海文壇,介紹蘇聯的革命文學和他們的作品,是非常危險的一件事情。
1937年,上海明星電影公司拍攝《十字街頭》影片,關露應編導沈西嶺的邀請,為它寫了一個主題歌《春天裏來百花香》,由賀綠汀譜曲。
“春天裏來百花香,朗裏格朗裏格朗裏格朗,和暖的太陽在天空照,照到了我的破衣裳。朗裏格朗裏格朗裏格朗,穿過了大街走小巷,為了吃來為了穿,晝夜都要忙……”
原來寫的歌詞比現在所流行的這首歌內容更為激烈,後因國民黨政府檢查部門通不過,隻得作了一些改動。即使這樣,這首歌仍然成為影院、舞台、街頭巷尾最受群眾歡迎的流行歌曲,半個多世紀以來,一直傳唱不衰,足見其藝術的生命力。
據統計,在上海陷入“孤島”時期,關露曾在40多種刊物上發表過作品,著有詩歌、散文、小說、雜文、評論、譯作等多達260多篇(部),這在環境並不寬鬆的“孤島”是很不容易的。關露以多產女作家而蜚聲上海文壇,創作勢頭如日中天,當時關露與張愛玲、潘柳黛、蘇青被譽為上海文壇“民國四大才女”。
留守孤島 接到密令
1937年8月的“淞滬會戰”以中國軍隊失敗而告終,蔣介石下令中國軍隊撤出上海,上海被日軍全部占領,隻剩下上海市中心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一小塊地方日軍沒有進駐。進步的文藝工作者也都大部分離開,有的到大後方去,有的到香港,有的去尋找新四軍……
盡管上海被日本侵略者占領了,但在敵後要開展對敵鬥爭,需要搜集情報。因此,必須有人留下來從事敵後工作。根據上海地下黨的指示,關露繼續留在上海,和仍舊堅持在上海的革命文藝工作者們一起從事進步的文化活動。關露依舊是當時上海文壇的活躍分子,她和許幸之、蔣錫金、朱維基、白曙、辛勞、沈孟先等人一起在地下黨的領導下組織了“上海詩歌座談會”,每星期召開一次座談會。
1937年,黨中央根據鬥爭的需要,在上海建立了八路軍辦事處,主要任務是統戰、情報、策反以及宣傳黨的政策,並建立一條從上海到淮南、蘇北解放區的交通線。潘漢年、王少春、李克農、劉少文等先後是八路軍上海辦事處的負責人,領導我黨在上海的情報係統,1937年12月25日潘漢年離任赴香港後,由劉少文接任“八辦”主任。
關露的公開身份是啟秀中學的國文教師,除了白天要上課外,每晚還堅持創作自傳體長篇三部曲《新舊時代》、《黎明》、《朝》的第一部。從1938年6月起,《上海婦女》連續一年刊載了關露的《新舊時代》,在當時的上海灘引起了不小的震動。1939年春,“上海詩歌座談會”決定出版32開本的《詩人叢刊》,由關露和蔣錫金擔任編輯。
此時抗戰形勢日趨嚴峻,一方麵國民黨軍隊節節敗退,另一方麵以汪精衛為首的一大批漢奸公開投敵。1939年8月28日上午,汪精衛在上海召開了非法的偽中國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成立了汪偽國民黨中央黨部。1939年9月,成立“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特別委員會特工總部”,因其巢穴位於滬西的極司菲爾路76號(今萬航渡路435號),故簡稱76號特工總部。
1939年深秋的一個晚上,關露正在為出版《新舊時代》單行本做最後的改稿。忽然,有人輕輕地敲門,來者是八路軍駐上海辦事處秘書長、當時上海地下黨情報工作的負責人劉少文。他是帶著中共南方局葉劍英給關露的密電來找關露的。
中共南方局是根據黨的六屆六中全會的決定,於1939年初在重慶成立的黨組織。直接領導四川、雲南、貴州、湖北、湖南、廣東、廣西、江蘇、江西、福建以及香港、澳門地區的革命工作。當時中央任命周恩來為書記、董必武任副書記、秦邦憲(博古)、葉劍英、凱豐、吳克堅為常委。葉劍英分管聯絡,協助周恩來兼管情報。南方局是個秘密組織,機關設在重慶曾家岩50號,對外稱“周公館”。南方局高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旗幟,貫徹黨中央“堅持抗戰,反對投降;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的三大政治口號,維係國共合作,堅持抗戰。
給關露帶信來的劉少文,原名劉國章,河南信陽人。青少年時代,他接受革命思想,積極參加家鄉地區反帝反封建的愛國鬥爭,在開封二中讀書時投身學生運動。1925年6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0月,由中共黨組織選送至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紅軍長征期間,任紅軍總司令部政治教導員、中共中央西北局秘書長、紅二方麵軍政治部宣傳部長。在張國燾另立中央的分裂活動中,與張國燾分裂黨的活動進行堅決鬥爭。“七?七”事變後,擔任八路軍駐滬辦事處秘書長。1938年以後,全麵主持上海“八辦”工作,在社會各界廣交朋友,舉辦上層人士聚餐會,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並配合中共上海地下組織和各界救亡團體開展工作。
劉少文是當時上海地下黨的情報負責人,他專門找上門來,關露知道肯定有重要的事情。果然,她打開密信後,就見密信上寫著:“關露同誌,速去香港找小廖接受任務。”署名是中共南方局常委葉劍英。關露知道,葉劍英說的這個廖承誌,是國民黨左派、著名愛國人士廖仲愷的公子。
廖承誌,曾用名何柳華,廣東惠陽縣(現惠城區)陳江人,1908年9月25日生於日本東京大久保。出生時,父親廖仲愷希望其長大後繼承革命先輩的誌向,為中國的獨立自由而奮鬥,因而給他起名“承誌”。青少年時代,他跟隨父母為革命奔走廣州、上海和日本。1924年加入中國國民黨,1927年蔣介石叛變革命後憤而脫離國民黨,去日本早稻田大學第一高等學院學習。同年參加中國共產黨東京特支組織的社會科學研究會活動。1928年8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30年冬,入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後來曾多次被捕入獄,卻每次都奇跡般生還。長征時期反對張國燾的分裂活動,1938年1月任八路軍香港辦事處負責人,負責領導南方各省及八路軍廣州辦事處的工作,兼任“保衛中國同盟”秘書長。
看完信後,關露覺得組織的召喚容不得半點拖延,於是,緊急處理完手頭的事情後,悄然乘船離開上海前往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