憶 周 作 人
周作人傳略
周作人（1885—1967），字星杓，後改名奎綬，自號起孟、啟明（或作豈明）、知堂等。重要筆名有獨應、仲密、藥堂、周遐壽等。祖籍浙江紹興。
1901年秋考入江南水師學堂。1906年赴日本，先後入東京政法大學、立教大學文科學習。曾與魯迅共同翻譯《域外小說集》一、二集。1911年返回紹興，先後任浙江省教育司視學和紹興教育會會長、浙江第五中學英語教員。1917年到北京大學任文科教授兼國史編譯處纂輯員。
新文學運動發韌時期，在《新青年》、《每周評論》等刊物上先後發表《人的文學》、《平民文學》、《思想革命》等新文學運動理論建設上的重要文章，產生過廣泛影響。1920年參加新潮社，被推選為該社主任編緝，並負責主持北京大學歌謠研究會。1921年參與發起成立文學研究會並起草宣言。五四前後除繼續翻譯介紹外國小說詩歌文學作品外，還發表大量白話詩文，成為新文化運動的骨幹之一。
1922年7月起兼任燕京大學新文學係主任。1923年第一部散文集《自己的園地》問世。1924年11月發起組織語絲社，並成為《語絲》的實際主編。這時期小說詩歌文學作品為《雨天的書》、《澤瀉集》、《談虎集》、《談龍集》等。
1928年任北平大學文學院國文係主任及日本文學係主任。1930年與馮文炳等合辦文藝周刊《駱駝草》，同時大力鼓吹文學的無目的性，創作了大量專注於草木蟲魚的文章和讀書筆記，創作風格愈加走向閑適。此時結集的有《永日集》、《看雲集》、《苦茶隨筆》、《夜讀抄》、《瓜豆集》等。
七七事變後，北大南遷，他留在北平。在日本帝國主義統治下，出任南京國民政府委員、華北政務委員會委員兼教育總署督辦，及東亞文化協會會長等。淪陷時期著作結集有《藥堂語錄》、《苦口甘口》、《立春以前》等。
1945年抗戰勝利後因漢奸罪被國民黨政府逮捕，判有期徒刑10年。1949年1月保釋出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定居北京，先後寫有《魯迅的故家》、《魯迅小說裏的人物》、《魯迅的青年時代》、《知堂回想錄》，還翻譯了一些日本、希臘文學名著。
1967年因患前列腺腫瘤在京去世。
知 堂 先 生
廢?名
林語堂先生來信問我可否寫一篇《知堂先生》刊在《今人誌》，我是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喜者這個題目於我是親切的，懼則正是陶淵明所雲：“懼或乖謬，有虧大雅君子之德，所以戰戰兢兢，若履深薄雲爾。”我想我寫了可以當麵向知堂先生請教，斯又一樂也。這是數日以前的事，一直未能下筆。前天往古槐書屋看平伯，我們談了好些話，所談差不多都是對於知堂先生的向往，事後我一想，油然一喜，我同平伯的意見完全是一致的，話似乎都說得有意思，我很可惜回來沒有把那些談話都記錄下來，那或者比著意寫一篇文章要來得中意一點也未可知。我們的歸結是這麼的一句，知堂先生是一個唯物論者。知堂先生是一個躬行君子。我們從知堂先生可以學得一些道理，日常生活之間我們卻學不到他的那個藝術的態度。平伯以一個思索的神氣說道：“中國曆史上曾有像他這樣氣分的人沒有？”我們兩人都回答不了。“漸近自然”四個字大約能以形容知堂先生，然而這裏一點神秘沒有，他好像拿了一本自然教科書做參考。中國的聖經聖傳，自古以及如今，都是以治國平天下為己任的，這以外大約沒有別的事情可做，唯女子與小孩的問題，又煩惱了不少的風雅之士。我常常從知堂先生的一聲不響之中，不知不覺的想起了這許多事，簡直有點惶恐。我們很容易陷入流俗而不自知，我們與野蠻的距離有時很難說，而知堂先生之修身齊家，真是以自然為懷，雖欲讚歎之而不可得也。偶然讀到《人間世》所載《苦茶庵小文?題魏慰晨先生家書後》有雲：“為父或祖者盡瘁以教養子孫而不責其返報，但冀其曆代益以聰強耳，此自然之道，亦人道之至也。”在這個祖宗罪業深重的國家，此知者之言，亦仁者之言也。
我們常不免是抒情的，知堂先生總是合禮，這個態度在以前我尚不懂得。十年以來，他寫給我輩的信劄，從未有一句教訓的調子，未有一句情熱的話，後來將今日偶然所保存者再拿起來一看，字裏行間，溫良恭儉，我是一旦豁然貫通之，其樂等於所學也。在事過情遷之後，私人信劄有如此耐觀者，此非先生之大德乎。我常記得當初在《新月雜誌》讀了他的《誌摩紀念》一文，歡喜慨歎，此文篇末有雲：“我隻能寫可有可無的文章，而紀念亡友又不是可以用這種文章來敷衍的，而紀念刊的收稿期又迫切了，不得已還隻得寫，結果還隻能寫出一篇可有可無的文章，這使我不得不重又歎息。”無意間流露出來的這一句歎息之聲，其所表現的人生之情與禮，在我直是讀了一篇壽世的文章。他同死者生平的交誼不是抒情的，而生死之前，至情乃為盡禮。知堂先生待人接物，同他平常作文的習慣，一樣的令我感興趣，他作文向來不打稿子，一遍寫起來了，看一看有錯字沒有，便不再看，算是完卷，因為據他說起稿便不免於重抄，重抄便覺得多無是處，想修改也修改不好，不如一遍寫起倒也算了。他對於自己是這樣的寬容，對於自己外的一切都是這樣的寬容，但這其間的威儀呢，恐怕一點也叫人感覺不到，反而感覺到他的謙虛。然而文章畢竟是天下之事，中國現代的散文，從開始以迄現在，據好些人的閑談，知堂先生是最能耐讀的了。
那天平伯曾說到“感覺”二字，大約如“冷暖自如”之感覺，因為知堂先生的心情與行事都有一個中庸之妙，這到底從哪裏來的呢？平伯乃躊躇著說道：“他大約是感覺？”我想這個意思是的，知堂先生的德行，與其說是倫理的，不如說是生物的；有如鳥類之羽毛，鵠不日浴而白，烏不日黔而黑，黑也白也，都是美的，都是衛生的。然而自然無知，人類則自作聰明，人生之健全而同乎自然，非善知識者而能之歟。平伯的話令我記起兩件事來，第一我記起七八年前在《語絲》上讀到知堂先生的《兩個鬼》這一篇文章，當時我尚不甚了然，稍後乃領會其意義，他在這篇文章的開頭說：在我們的心頭住著Du Daimone，可以說是兩個——鬼。我躊躇著說鬼，因為他們並不是人死所化的鬼，也不是宗教上的魔，善神與惡神，善天使與惡天使。他們或者應該說是一種神，但這似乎太尊嚴一點了，所以還是委屈他們一點稱之曰鬼。
這兩個是什麼呢？其一是紳士鬼。其二是流氓鬼。據王學的朋友們說人是有什麼良知的，教士說有靈魂，維持公理的學者也說憑著良心，但我覺得似乎都沒有這些，有的隻是那兩個鬼，在那裏指揮我的一切的言行。這是一種雙頭政治，而兩個執政還是意見不甚協和的，我卻像一個鍾擺在這中間搖著。有時候流氓占了優勢，我便跟了他去彷徨，什麼大街小巷的一切隱密無不知悉，酗酒、鬥毆、辱罵，都不是做不來的，我簡直可以成為一個精神上的“破腳骨”。但是在我將真正撒野，如流氓之“開天堂”等的時候，紳士大抵就出來高叫“帶住，著即帶住！”說也奇怪，流氓平時不怕紳士，到得他將要撒野，一聽紳士的吆喝，不知怎的立刻一溜煙地走了。可是他並不走遠，隻在弄頭弄尾探望，他看紳士領了我走，學習對淑女們的談吐與儀容，漸漸地由說漂亮話而進於擺臭架子，於是他又趕出來大罵雲雲……這樣的說法，比起古今的道德觀念來，實在是一點規矩也沒有，卻也未必不最近乎事理，是平伯所說的感覺，亦是時人所病的“趣味”二字也。
再記起去年我偶爾在一個電影場上看電影，係中國影片，名叫《城市之夜》，一個碼頭工人的女兒為得要孝順父親而去做舞女，我坐在電影場上，看來看去，悟到古今一切的藝術，無論高能的低能的，總而言之都是道德的，因此也就是宣傳的，由中國舊戲的臉譜以至於歐洲近代所謂不道德的詩文，人生舞台上原來都是負擔著道德之意識。當下我很有點悶窒，大有呼吸新鮮空氣之必要。這個新鮮空氣，大約就是科學的。於是我想來想去，仿佛自己回答自己，這樣的藝術，一直未存在。佛家經典所提出的“業”，很可以做我的理想的藝術的對象，然而他們的說法仍是詩而不是小說，是宣傳的而不是記載的，所以是道德的而不是科學的。我原是自己一時糊塗的思想，後來同知堂先生閑談，他不知道我先有一個成見，聽了我的話，他不完全的說道：“科學其實也很道德。”我聽了這句話，自己的心事都丟開了，仿佛這一句平易的話說得知堂先生的道境，他說話的神氣真是一點也不費力，令人可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