憶 梁 實 秋
梁實秋傳略
梁實秋（1903—1987），號均默，原名梁治華，字實秋，筆名子佳、秋郎，程淑等。著名散文家、學者、文學批評家、翻譯家，國內第一個研究莎士比亞的權威，祖籍浙江杭州，出生於北京。
1915年秋考入清華學校。在該校高等科求學期間開始寫作。第一篇翻譯小說《藥商的妻》1920年9月發表於《清華周刊》增刊第6期。第一篇散文詩《荷水池畔》發表於1921年5月28日《晨報》第7版。
1923年8月畢業後赴美留學。1926年回國任教於南京東南大學。1930年，楊振聲邀請他到山東大學任外文係主任兼圖書館長。1932年到天津編《益世報》副刊《文學周刊》。1934年應聘任北京大學研究教授兼外文係主任。1935年秋創辦《自由評論》，先後主編過《世界日報》副刊《學文》和《北平晨報》副刊《文藝》。
七七事變後，離家獨身到後方。在重慶主持《中央日報?平明副刊》。任國民參政會參政員，國民政府教育部小學教科書組主任，國立編譯館翻譯委員會主任委員。抗戰後回任北平師大教授。
1949年到台灣，任台灣師範學院（後改師範大學）英語係教授，後兼係主任，再後又兼文學院長。1961年起專任師大英語研究所教授。1966年退休。曾攜妻子遊美，在美台兩地輪流居住，其妻辭世後重返台灣。1987年11月3日病逝於台北。
梁實秋40歲以後著力較多的是散文和翻譯。散文代表作《雅舍小品》從1949年起20多年共出4輯。30年代開始翻譯莎士比亞作品，持續40載，到1970年完成《莎士比亞全集》的翻譯，計劇本37冊，詩3冊。晚年用7年時間完成百萬言著作《英國文學史》。
懷念梁實秋先生
聶華苓
我認識梁實秋先生，正值我一生最黯淡的時候。在60年代初，生活宛如孤島。我在台灣大學和東海大學兩校教創作，在台大校園和大廈山上和學生們在一起，是我枯寂生活中最大的樂趣。再就是和海音、孟瑤一同於周末去梁先生家。
梁先生家一片春風，甚至他家幫傭的小姑娘名字也有“春”意：春綢。那是我聽到的最好聽的名字之一，至今難忘。梁先生、梁師母都是美食家。我們去他們家之前，就知道那天梁師母將給我們吃什麼：餃子呀，薄餅呀，炸醬麵呀，全是梁先生喜歡吃的食物。他那時已有糖尿病，隻有望食興歎，淺嚐即止。我們可樂了，不但吃得好，還可聽梁先生講笑話，還可看梁先生故作饞相扮小醜——他是很好的演員。他妙語如珠，睿智之中透著孩子般無奈的天真，仿佛是報複我們那幾個白吃：你們不準我吃，好！我就講笑話，笑得你們噴菜，笑得你們流淚，笑得你們告饒。海音和我都愛笑，孟瑤也笑。梁先生的妙語，我們的笑聲，巡回不已，皆大歡喜。梁先生用笑話代替炸醬麵，才不致“饞”得很痛苦。記得他給我們講過一個單身漢的故事。
某君從美國學成歸國，找不著女朋友。他長得不錯，隻是個頭太矮。他認為隻要有錢，就可以找到女朋友。於是他將由美國帶回的四百美金視若生命。他買了個特製的夾層皮帶，將美金塞在兩層之間，用拉鏈封好，日夜綁在身上。他外出購物，拿不出錢，就進廁所，解開皮帶取錢。因此，他需要錢的時候，必上廁所。久而久之，有人知道了他的秘密。有天晚上，鬼使神差，他睡覺前把褲子連皮帶一起順手搭在椅背上。半夜醒來，褲子不見了。他到處尋找，在院子裏找到褲子，皮帶不見了，四百美金不見了。他從此發奮賺錢，身兼數職，非常節省，吃飯用魚內髒下飯（我們正吃梁師母親手做的鮮肉餃子）。他存了許多錢，還買了四棟房子出租。他每天必去看看房子，摸摸房子的磚頭。但是，他還是找不著女朋友。因為他太矮了吧。他便訂做了雙高底鞋。在人多的場合，他必站在高處顯眼的地方。他還是找不著女朋友。還有什麼毛病呢？單眼皮，他去醫院動手術割眼皮。醫生得從他手臂上割下一塊皮，粘在眼皮上，要等手臂的皮在眼皮上粘牢了，他才能將手臂放下。一連好幾天，他舉起手臂貼在眼皮上。眼睛成了雙眼皮，仍然找不著女朋友。
梁先生說那是真人真事。我們逼著問：是誰？是誰？他笑而不答。梁先生講笑話時就是那副真真假假的神情。一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梁先生是否講的真人真事。那簡真就是契訶夫的短篇小說嘛！
吃喝談笑之中，偶爾也談文壇舊事。我們巴巴地問到徐誌摩、陸小曼、冰心、老舍、沈從文……三四十年代的作家們，那時他們都好像是另一個世界的人。我們對那些身為作家的“人”，遠比任何文壇事件有興趣。例如，我們會問：“冰心是什麼樣兒？”梁先生笑笑，想起了他的秋郎時代吧？“長得不錯。”他沒多說。從他那一笑之中，我就可以想象冰心年輕時清麗的模樣。
梁先生那時還沒從師範大學退休。他不喜酬酢，很少外出，也很少有客人，對外界的事也似乎沒興趣。我和海音、孟瑤似乎也為他們夫婦倆的生活添了點兒樂趣，每過一陣子，他們就邀我們去玩。隻有文薔一家從美國回去看兩老的時候，他們就不理我們了。那時我覺得梁先生挺寂寞的。
1964年，我由台灣來美國之前，去看梁先生和梁師母。
“你沒有路費吧？”梁先生在談話中突然問我這麼一句話。
“您怎麼知道？”
“我知道。你需要多少？”
我到美國的路費，就是梁先生借給我的。我到美國後申請到一筆研究金，才還給了在西雅圖的文薔。
我和梁先生通信多年；信雖不多，但一紙短箋，寥寥數語，卻給我這海外遊子無限鼓勵和溫暖，我也對至情至性的梁先生多了點認識。
1972年，我和安格爾去西雅圖，正值梁先生和梁師母在文薔那兒。楊牧（那時候他還叫葉珊。在我心目中，他永遠是躺在我愛荷華家中地板上，手指自己鼻尖說：“我，葉珊，二十五。”）已從麻州大學轉到華盛頓大學去教書。他邀我們和梁先生夫婦相聚。我們一起開車去文薔家接兩老去一中國餐館。八年不見，相見特歡。梁先生和安格爾一見如故。我隱約感覺到兩老都有些異國飄零的心情。他們非常鍾愛女兒，也非常享受兒孫的繞膝之樂，但他們似乎不知如何安頓自己。他們說，女兒女婿太忙，忙得他們心疼，要幫忙吧，又插不進手，而且，女兒女婿也不要兩老動手。父母的慈愛，兒女的孝心，在美國全無法表達，宛如交響樂中的鋼琴、小提琴，各自美則美矣，卻無法合奏起來。
從那次見麵以後，就沒再見到梁先生、梁師母了。那已是16年前的事了。我們仍然偶爾彼此寫封短簡，就是我到國外去，也告訴梁先生一聲。1974年春，我和安格爾在亞洲七八個國家旅行了三個月，也到了台灣，梁先生梁師母仍在西雅圖。六月回到愛荷華，就看到梁先生的英文信。那是他寫給我的惟一一封英文信，為的是要安格爾也立刻看到，不必經我翻譯。他迫不及待地要我們知道他喪妻的悲痛。梁師母在去超級市場途中遭梯子擊倒去世了，那天是4月30日。梁先生的信是5月4日寫的，正是為梁師母悼祭的日子。讀著梁先生的信，我可以看到在心中哭泣、掙紮活下去的梁先生。我非常擔心他如何打發以後的日子，因為我知道他如何依賴梁師母。
幾個月之後，1975年初，我又收到梁先生從西雅圖來的信，告訴我他在台灣認識了韓菁清女士，並已結不解之緣。“我的友好幾乎都持反對或懷疑我的態度……”我將信譯給安格爾聽。我倆立刻各自給梁先生寫了信，告訴他我們十分高興他又找到幸福，不必為外間閑言閑語所擾。我們也告訴他，年齡的差別不是幸福的障礙，甚至文化的區別也不是，重要的是彼此了解、尊重、體諒、寬容和忠誠。我和安格爾就是我這輩子見到的最和諧的婚姻。
梁先生立刻又來了信，又是迫不及待地，表示“感激涕零”。他忽然成了個戀愛中的慘淡少年，需要支持，需要保證，需要信心。梁先生在我心目中一直是位給人支持、給人保證、給人信心、大仁大智的人，沒料到他在愛情麵前也會如此脆弱。就因為這點兒“脆弱”，梁先生才更可愛、可敬、可佩！
梁先生返台以後，我們通信漸少。知道他在台生活很好，也就心安了。據馬逢華先生來信說，梁先生去西雅圖還問起我近況，馬先生說很好，大概他也心安了吧。他在馬先生那兒看到我的一本書：《愛荷華劄記——三十年後》，馬先生說他“愛不釋手”，帶回台灣了。1978年，我回祖國大陸探望我的哥哥和妹妹，安格爾和兩個女兒薇薇、藍藍也同行。30年後又飲長江水，心情激動，回到愛荷華，在百忙中，一口氣寫出了《愛荷華劄記》。1986年，我和弟弟華桐專程回去“尋根”，姐弟倆從重慶坐船，經三峽沿江而下，回到每一個我們生長的地方。戰亂的苦難，家庭的變故，兒時“不知愁滋味”的嬉戲，我們重新又“活”了一遍。每到一地，見到親朋故舊，真個是“少年離別意非輕，老去相逢亦愴情。草草杯盤供笑語，昏昏燈火話平生”。
梁先生早在70年代初就一再提到，我應該回內地看看。直到1978年才成行。那年我見到的第一位作家就是和梁先生有不尋常友誼的冰心。她是我想象中的模樣：一座非常典雅的象牙小雕像。年代久了，象牙雕像變色了，但還是細致得逗人喜愛。她愛說：“是嗎？”尾音往上一揚，眼角、嘴角輕輕一翹。她說話很好聽，一個個字珠圓玉潤地溜出來。她談到文革以後第一次文聯大會：“我去了，見到好多老朋友。有的人殘廢了；有的人身體很弱；有的人拄著拐杖上台去講文革受迫害的情形。台上哭，台下也哭。”
我也見到梁先生的朋友沈從文先生，那是1980年，在一個作家宴會上。年輕人已不知沈從文是何許人也。一個年輕人帶著姓名地址去接沈先生來參加宴會。字條上“沈從文”三個字寫得模糊不清。年輕人挨門挨戶找“沈從文”，總算給她找到了。沈先生聽人喚他“沈從文”，大概隻有苦笑吧！我在多年前曾將《從文自傳》的片斷譯給安格爾看。他十分佩服沈先生。宴會上有一位紅光滿麵、微笑不語的老人。我要安格爾猜他是誰。安格爾猜不出來。我對他耳語。
“啊，沈從文！”他大叫，熱烈握他手。
我發現沈先生很少吃菜。他說平時隻吃麵條，吃很多糖。
我問：“為什麼吃那麼多糖呢？對您身體不好呀！”
沈先生笑眯眯地說：“因為以前我愛上一個糖坊的姑娘，沒有成，從此我就愛吃糖。”
梁先生，這些都是您想聽的話。我還有許多話要對您講，滿以為見麵時可以告訴您。但您已經先走了，又是迫不及待地，走得那麼匆匆。
【作者簡介】
聶華苓，1925年出生於大陸，1949年抵台灣定居並從事創作。1964年，由於《自由中國》停刊事件，離開台灣，應聘至美國愛荷華“作家工作室”工作，致力於世界文化交流。1967年創辦“國際寫作計劃”，每年邀請世界各地的作家、詩人前往愛荷華大學進修創作。
自五十年代起，創作了長篇小說《失去的金鈴子》、《桑青與桃紅》、《千山外，水長流》，中篇小說《葛藤》，短篇小說集《翡翠貓》、《一朵小白花》、《聶華苓短篇小說集》、《王大年的幾件喜事》、《台灣軼事》及散文評論集《夢穀集》、《黑色、黑色，最美麗的顏色》、《三十年後——歸人劄記》與《沈從文評傳》等，部分作品被翻譯成多國語文發表，其代表作品為《桑青與桃紅》，被列入亞洲小說一百強之中。著有回憶錄《三生三世》。
梁實秋與聞一多
聞一多與梁實秋一生中有過三次相處較多的機會。
第一次是在北平清華學校。聞一多比梁實秋年長三歲，早於梁實秋進清華讀書，可是轟轟烈烈的五四運動卻將他們連接在一起。在五四運動中他們都是積極分子，聞一多被選為出席全國學聯的清華學校代表，而梁實秋則被推舉為學生參與學校管理的評議會的評議員。他們在學生運動中建立了聯係，但是他們個人的友誼，還是從“小說研究社”開始的。
五四運動後，這夥青年學子產生了一種對社會發言的衝動。在這種衝動的驅使下，梁實秋對文學發生了興趣，就與顧一樵、翟毅夫、齊學啟等六個同學，在1920年創辦了“小說研究社”。他們找了間沒人住的學生宿舍，定期開展活動。聞一多得知這個社團的消息，就申請加入。隨後又吸收朱湘、孫大雨、饒孟侃等人參加，壯大了力量。第二年，“小說研究社”接受聞一多的建議更名為“清華文學社”，並推舉聞一多為書記，梁實秋任幹事。使他們成為好朋友的因素，還有一個是他們對新文學的觀點一致。對於當時出現的新詩，他們認為既然是“詩”，就應該講究“詩的藝術、詩的想象、詩的情感”，而不能寫得俗如白話。為了闡明自己的觀點，聞一多寫了《冬夜評論》，梁實秋寫了《草兒評論》。可是這兩篇長文投寄出去，卻一直沒有回音。這兩個火氣方剛的大學生耿耿於懷，激憤於沒有對社會發言的機會。不久梁實秋的父親梁鹹熙知道了他們的苦衷，就讚助100元錢，將這兩篇評論長文出版了。隨後，他們分頭開始了詩歌創作，旨在用詩的實踐來體現自己的詩的美學觀。聞一多將自己的新詩編為《紅燭》，梁實秋將自己的新詩編為《荷花池畔》，還請聞一多為這本詩集設計了封麵。聞一多本想將這兩本新詩集一並推出，不料梁實秋中途變卦，被聞一多譽為“東方之義山，西方之濟慈”的梁實秋，也就沒有在現代新詩畫廊上留下自己的芳名。
第二次是在美國。聞一多於1922年到美國芝加哥大學學習西洋繪畫，而在第二年梁實秋則到了美國的科羅拉多泉大學。聞一多得知梁實秋到科羅拉多泉大學讀書的消息，就馬上辦理了轉學手續，來到“科泉”與梁實秋一起開始了同窗生涯。梁實秋攻讀英文和文學理論，選修美術；聞一多學習西方繪畫，選修文學。共同的愛好和興趣，將他們連接得更為親密。他們在學校附近租了兩間房，在房東家包夥食，朝夕相伴，形影不離，共同鑽研詩文和藝術，度過了近兩年的“西窗剪燭、杯酒論文”的愜意生活。1924年暑假，聞一多要去紐約繼續深造繪畫，梁實秋要去波士頓哈佛大學研究院學習西方文化和文學理論。他們結伴東行，在芝加哥依依惜別。
第三次是在青島。聞一多和梁實秋先後於1925年和1926年回國，分別在南京的大學教書。1927年，他們來到上海，參與了與徐誌摩一起創辦新月書店和《新月》期刊的工作。此後，楊振聲受命籌建青島大學，前來上海邀請聞一多和梁實秋到青島大學分別主持國文係和外文係，他們就一同來到青島。
在青島他們住得相距不遠，經常相約而行。青島大學的校長楊振聲喜歡飲酒，經常與聞一多、梁實秋、趙太侔、陳季超、劉康甫、鄧仲存和方令孺在一起飲酒，被稱作“酒中八仙”。他們每逢周末，就到學校附近的順興樓飯莊一起飲酒，往往是30斤一壇的紹興花雕，不喝得見底決不罷休。有一次胡適到青島，楊振聲做東，邀請其他“酒仙”作陪。胡適見他們豁拳豪飲的架勢，連忙將他太太給他的刻有“戒酒”二字的戒指戴上，宣布內人有囑，要求免戰。
一次，聞一多和梁實秋在一個教室裏看到一幅漫畫，畫的是龜兔賽跑，題為《聞一多與梁實秋》。聞一多問梁實秋說：“你是哪一個？”梁實秋說：“你選剩下的就是我。”後來，楊振聲辭職後，聞一多也離開了青島大學。梁實秋是在1934年7月才離開青島，回到北平的。
梁實秋與老舍
1938年3月27日，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文協”）在漢口宣布成立，老舍當選為常務理事和總務部主任。隨著武漢的淪陷，“文協”遷往重慶。
有一天，在國立編譯館任職的梁實秋到“文協”去看望朋友，聽說老舍也在這裏。他便在樓梯拐角處的小屋裏找到老舍。他們異地邂逅，分外欣喜。交談中得知，他們都住在北碚，相距不遠，既然都是“天涯淪落”的老北京，又是誌同道合者，自然很親近，彼此的聯係也很多。
他們的交往中，最為膾炙人口的是他們說相聲的一段逸事。當年，由國立編譯館牽頭，邀請駐在北碚的各機關團體，發起募款勞軍，在北碚兒童福利試驗區的大禮堂舉行晚會。這個晚會共舉辦兩場。演出的主軸戲是京劇《刺虎》，由國立禮樂館的張充和女士與編譯館的薑作棟先生（名伶錢金福的弟子）合演。為了吸引更多的觀眾，在演出主軸戲之前，需要演出個“帽戲”。可是沒有這類節目，老舍就自報奮勇，來個相聲小段來“墊一墊”，並且要梁實秋給他做搭檔。老舍是在北平的平民家長大的，喜歡曲藝，對相聲很有研究。梁實秋雖說也是北平人，也聽過北平相聲名角兒焦德海、草上飛的相聲，可是畢竟不如老舍熟悉。他本不想出演，老舍卻說，你不上台，我一個人怎麼演？為了勞軍，梁實秋隻得硬著頭皮答應下來。他們商定這兩場的演出，頭一晚老舍“逗哏”，梁實秋“捧哏”，第二晚進行互換。在排練時，老舍告訴他說：“說相聲第一要沉得住氣，放出一副冷麵孔，永遠不許笑，而且要控製住觀眾的注意力，用幹淨利落的口齒，在說到緊要處，使出全副氣力，斬釘截鐵一般迸出一句俏皮話，則全場必定爆出一片喝彩聲，哄堂大笑，用句術語來說，這叫做‘皮兒薄’，言其一戳即破。”梁實秋聽了，覺得心裏沒有底，老舍就鼓勵他說：“不要緊，咱們練著瞧。”他們說的相聲段子是老相聲《新洪羊洞》和《一家六口》。手頭沒有本子，老舍就憑著記憶寫出本子。
到了上演的那一天，他們穿著長衫，走到台前，泥塑木雕一般，繃著臉肅立片刻，觀眾已經笑得前仰後合。他們每說一句就抖落一個包袱，觀眾更是笑聲不斷。當表演到用折扇敲頭的時候，老舍一時激動忘形，竟然忘記了假打的行規，舉起折扇就朝著梁實秋的頭頂打來。梁實秋急忙躲閃，折扇打在梁實秋的眼鏡上。幸好梁實秋反映敏捷，用手接住了眼鏡。這個動作更贏得了觀眾的喝彩。在輪到表演梁實秋用折扇敲打老舍時，老舍擔心梁實秋報複他，就有意站得遠一些。梁實秋想真打他卻沒有打成。大家對他們說的相聲很有興趣，要求再演一次，他們答應等到抗戰勝利的時候再演，遺憾的是，抗戰勝利後，大家急於返回故地，沒有機會演出。
後來，老舍與梁實秋天各一方，可是他們的友誼是非常真摯的。當梁實秋聽說“文革”期間老舍自沉湖底的消息，非常悲傷，一連寫了三篇悼念亡友老舍的文章。
梁實秋作品精選
吃相
一位外國朋友告訴我，他旅遊西南某地的時候，偶於餐館進食，忽聞壁板砰砰作響，其聲清脆，密集如聯珠炮，向人打聽才知道是鄰座食客正在大啖其糖醋排骨。這一道菜是這餐館的拿手菜，顧客欣賞這個美味之餘，順嘴把骨頭往旁邊噴吐，你也吐，我也吐，所以把壁板打得叮叮 響。不但顧客為之快意，店主人聽了也覺得臉上光彩，認為這是大家為他捧場。這位外國朋友問我這是不是國內各地普遍的風俗，我告訴他我走過十幾省還不曾遇見過這樣的場麵，而且當場若無壁板設備，或是顧客嘴部筋肉不夠發達，此種盛況即不易發生。
可是我心中暗想，天下之大，無奇不有，這樣的事恐怕亦不無發生的可能。
《禮記》有“毋齧骨”之誡，大概包括啃骨頭的舉動在內。糖醋排骨的肉與骨是比較容易脫離的，大塊的骨頭上所聯帶著的肉若是用牙齒咬斷下來，那齜牙咧嘴的樣子便覺不大雅觀。所以“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食”都是對於在桌麵上進膳的人而言，齧骨應該是桌底下另外一種動物所做的事。不要以為我們一部分人把排骨吐得劈拍響便斷定我們的吃相不佳。各地有各地的風俗習慣。世界上至今還有不少地方是用手抓食的。聽說他們是用右手取食，左手則專供做另一種肮髒的事，不可混用，可見也還注重清潔。我不知道像咖喱雞飯一類粘糊糊兒的東西如何用手指往嘴裏送。用手取食，原是古已有之的老法。羅馬皇帝尼祿大宴群臣，他從一隻碩大無比的烤鵝身上扯下一條大腿，手舉著鼓槌，歪著脖子啃而食之，那副貪婪無厭的饕餮相我們可於想象中得之。羅馬的光榮不過爾爾，等而下之不必論了。歐洲中古時代，餐桌上的刀叉是奢侈品，從十一世紀到十五世紀不曾被普遍使用，有些人自備刀叉隨身攜帶，這種作風一直延至十八世紀還偶爾可見，據說在酷嗜通心粉的國度裏，市塵道旁隨處都有販賣通心粉（與不通心粉）的攤子，食客都是伸出右手像是五股鋼叉一般把粉條一卷就送到口裏，幹淨利落。
不要恥笑西方風俗鄙陋，我們泱泱大國自古以來也是雙手萬能。禮記：“共飯不澤手。”呂氏注曰：“不澤手者，古之飯者以手，與人共飯，摩手而有汗澤，人將惡之而難言。”飯前把手洗洗揩揩也就是了。樊噲把一塊生豬肘子放在鐵楯上拔劍而啖之，那是鴻門宴上的精彩節目，可是那個吃相也就很可觀了。我們不願意在餐桌上揮刀舞叉，我們的吃飯工具主要的是筷子，筷子即箸，古稱飯頍。細細的兩根竹筷，搦在手上，運動自如，能戳、能夾、能撮、能扒、神乎其技。不過我們至今也還有用手進食的地方，像從蘭州到新疆，“抓飯”“抓肉”都是很馳名的。我們即使運用筷子，也不能不有相當的約束，若是頻頻夾取如金雞亂點頭，或挑肥撿瘦的在盤碗裏翻翻弄弄如撥草尋蛇，就不雅觀。
餐桌禮儀，中西都有一套。外國的餐前祈禱，蘭姆的描寫可謂淋漓盡致。家長在那裏低頭閉眼口中念念有詞，孩子們很少不在那裏做鬼臉的。我們幸而極少宗教觀念，小時候不敢在碗裏留下飯粒，是怕長大了娶麻子媳婦，不敢把飯粒落在地上，是怕天打雷劈。喝湯而不準吮吸出聲是外國規矩，我想這規矩不算太苛，因為外國的湯盆很淺，好像都是狐狸請鷺鷥吃飯時所使用的器皿，一盆湯端到桌上不可能是燙嘴熱的，慢一點灌進嘴裏去就可以不至於出聲。若是喝一口我們的所謂“天下第一菜”口蘑鍋巴湯而不出一點聲音，豈不強人所難？
從前我在北方家居，鄰戶是一個治安機關，隔著一堵牆，牆那邊經常有幾十口子在院子裏進膳，我可以清晰的聽到“呼嚕，呼嚕，呼——嚕”的聲響，然後是“哢嚓！”一聲。他們是在吃炸醬麵，於猛吸麵條之後咬一口生蒜瓣。
餐桌的禮儀要重視，不要太重視。外國人吃飯不但要席正，而且挺直腰板，把食物送到嘴邊。我們“食不厭精，膾不厭細”，要維持那種姿式便不容易。我見過一位女士，她的嘴並不比一般人小多少，但是她喝湯的時候真能把上下唇撮成一顆櫻桃那樣大，然後以匙尖觸到口邊徐徐吮飲之。這和把整個調羹送到嘴裏麵去的人比較起來，又近於矯枉過正了。人生貴適意，在環境許可的時候是不妨稍為放肆一點。吃飯而能充分享受，沒有什麼太多禮法的約束，細嚼爛咽，或風卷殘雲，均無不可，吃的時候怡然自得，吃完之後抹抹嘴鼓腹而遊，像這樣的樂事並不常見。我看見過兩次真正痛快淋漓的吃，印象至今猶新。一次在北京的“灶溫”，那是一爿道地的北京小吃館。棉簾啟處，進來了一位趕車的，即是趕轎車的車夫，辮子盤在額上，衣襟掀起塞在褡布底下，大搖大擺，手裏托著菜葉裹著的生豬肉一塊，提著一根馬蘭係著的一撮韭黃，把食物往框台上一拍：“掌櫃的，烙一斤餅！再來一碗燉肉！”等一下，肉絲炒韭黃端上來了，兩張家常餅一碗燉肉也端上來了。他把菜肴分為兩份，一份倒在一張餅上，把餅一卷，比拳頭要粗，兩手扶著矗立在盤子上，張開血盆巨口，左一口，右一口，中間一口！不大的功夫，一張餅下肚，又一張也不見了，直吃得他青筋暴露滿臉大汗，挺起腰身連打兩個大飽膈。又一次，我在青島寓所的後山坡上看見一群石匠在鑿山造房，晌午歇工，有人送飯，打開籠屜熱氣騰騰，裏麵是半尺來長的醱麵蒸餃，工人蜂擁而上，每人拍拍手掌便抓起餃子來咬，餃子裏麵露出綠韭菜餡。又有人挑來一桶開水，上麵漂著一個瓢，一個個紅光滿麵圍著桶舀水吃。這時候又有挑著大蔥的小販趕來兜售那像甘蔗一般粗細的大蔥，登時又人手一截，像是飯後進水果一般。上麵這兩個景象，我久久不能忘，他們都是自食其力的人，心裏坦蕩蕩的，餓來吃飯，取其充腹，管什麼吃相！
老年
時間走得很停勻，說快不快，說慢不慢。不知從什麼時候起在宴會中總是有人簇擁著你登上座，你自然明白這是離入祠堂之日已不太遠。上下台階的時候常有人在你肘腋處狠狠的攙扶一把，這是提醒你，你已到達了杖鄉杖國的高齡，怕你一跤跌下去，摔成好幾截。黃口小兒一晃的功夫就竄高好多，在你眼前跌跌蹠蹠的跑來跑去，喊著阿公阿婆，這顯然是在催你老。
其實人之老也，不需人家提示。自己照照鏡子，也就應該心裏有數。烏溜溜毛毿毿的頭發哪裏去了？由黑而黃，而灰，而斑，而耄耄然，而稀稀落落，而牛山濯濯，活像一隻禿鷲。瓠犀一般的牙齒哪裏去了？不是熏得焦黃，就是裂著罅隙，再不就是露出七零八落的豁口。臉上的肉七棱八瓣，而且還平添無數雀斑，有時排列有序如星座，這個像大熊，那個像天蠍。下巴頦兒底下的垂肉變成了空口袋，捏著一揪，兩層鬆皮久久不能恢複原狀。兩道濃眉之間有毫毛秀出，像是麥芒，又像是兔須。眼睛無端淌淚，有時眼角上還會分泌出一堆堆的桃膠凝聚在那裏。總之，老與醜是不可分的。爾雅：“黃發、齯齒、鮐背、耈老，壽也。”壽自管壽，醜還是醜。
老的徵象還多的是。還沒有喝完川水，就先善忘。文字過目不旋踵就飛到九霄雲外，再翻尋有如海底撈針。老友幾年不見，覿麵說不出他的姓名，隻覺得他好生麵熟。要辦事超過三件以上，需要結繩，又怕忘了哪一個結代表哪一樁事，如果筆之於書，又可能忘記備忘錄放在何處。大概是腦髓用得太久，難免漫漶，印象當然模糊。目視茫茫，眼鏡整天價戴上又摘下，摘下又戴上。兩耳聾聵，無以與乎鍾敲之聲，倒也罷了，最難堪是人家說東你說西。
齒牙動搖，咀嚼的時候像反芻，而且有時候還需要戴圍嘴。至於登高腿軟，久坐腰酸，睡一夜渾身關節滯澀，而且睜著大眼睛等天亮，種種現象不一而足。
老不必歎，更不必諱。花有開有謝，樹有榮有枯。桓溫看到他“種柳皆已十圍，慨然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攀枝執條，泫然流淚。”桓公是一個豪邁的人，似乎不該如此。人吃到老，活到老，經過多少狂風暴雨驚濤駭浪，還能雙肩承一喙，俯仰天地間，應該算是幸事。榮啟期說，“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繈褓者”，所以他行年九十，認為是人生一樂，歎也無用，樂也無妨，生、老、病、死，原是一回事。有人諱言老，算起歲數來齗齗計較按外國算法還是按中國算法，好像從中可以討到一年便宜。更有人老不歇心，怕以皤皤華首見人，偏要染成黑頭。半老徐娘，駐顏無術，乃乞靈於整容郎中化妝師，隆鼻隼，抽脂肪，掃青黛眉，眼睚塗成兩個黑窟窿。“物老為妖，人老成精。”人老也就罷了，何苦成精？老年人該做老年事，冬行春令實是不祥。西塞羅說，“人無論怎樣老，總是以為自己還可以再活一年。”是的，這願望不算太奢。種種方麵的人情欠人，正好及時做個了結。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各有各的算盤，大主意自己拿。最低限度，別自尋煩惱，別礙人事，別討人嫌。“有人問莎孚克利斯，年老之後還有沒有戀愛的事，他回答得好，‘上天不準！我好容易逃開了那種事，如逃開凶惡的主人一般。’”這是說，老年人不再追求那花前月下的旖旎風光，並不是說老年人就一定如槁木死灰一般的枯寂。人生如遊山。年輕的男男女女攜著手兒陟彼高岡，沿途有無限的賞心樂事，興會淋漓，也可能遇到一些挫沮，歧路徬徨，不過等到日雲暮矣，互相扶持著走下山岡，卻正別有一番情趣。白居易睡覺詩：“老眠早覺常殘夜，病力先衰不待年，五欲已銷諸念息，世間無境可勾牽。”話是很灑脫，未免淒涼一些。五欲指財、色、名、飲食、睡眠。五欲全銷，並非易事，人生總還有可留戀的在。
江州司馬淚濕青衫之後，不是也還未能忘情於詩酒麼？
憶?朱?湘
朱 湘 傳 略
朱湘（1904—1933），現代詩人，字子沅，安徽太湖縣，出生於湖南省沅陵縣，時父親在湖南沅陵做官。自幼天資聰穎，6歲開始讀書，7歲學作文，11歲入小學，13歲就讀於南京第四師範附屬小學。1919年入南京工業學校預科學習一年，受《新青年》的影響，開始讚同新文化運動。1920年入清華大學，參加清華文學社活動。1922年開始在《小說月報》上發表新詩，並加入文學研究會。此後專心於詩歌創作和翻譯。1927年9月赴美國留學，先後在威斯康辛州勞倫斯大學、芝加哥大學、俄亥俄大學學習英國文學等課程。為家庭生活計，他學業未完，便於1929年8月回國，應聘到安慶安徽大學任英國文學係主任。1932年夏天去職，飄泊輾轉於北平、上海、長沙等地，以寫詩賣文為生。終因生活窘困，憤懣失望，於1933年12月5日晨在上海開往南京的船上投江自殺。
朱湘1921年在清華學習期間開始新詩創作。初期作品多收在詩集《夏天》（1925）中。作品《小河》等風格纖細清麗，技巧還較為幼稚。1925年以後，自覺追求新詩音韻格律的整飭，曾於1926年參與聞一多徐誌摩創辦的《晨報副刊?詩鐫》的工作，提倡格律詩的運動，並發表“我的讀詩會”廣告，努力實踐詩歌音樂美的主張。他的第二部詩集《草莽集》（1927）形式工整，音調柔婉，風格清麗，《搖籃歌》、《采蓮曲》節奏清緩、動聽，他的著名長詩《王嬌》，注意融彙中國古代詞曲及民間鼓書彈詞的長處。這個詩集標誌他詩歌創作的日趨成熟。朱湘出國前後的創作較多接受外國詩歌的影響，對西方多種詩體進行了嚐試。在後期，他多用西洋的詩體和格律來傾吐人生的感歎，其中《石門集》（1934）所收的70餘首十四行體詩，被稱為是他詩集中“最有價值的一部分”（柳無忌《朱湘的十四行詩》）。其外在他其他作品中，還包含了有回環調，巴俚曲，商籟體，散文詩，詩劇等等，這些都是外來形式，和前期詩歌的格調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朱湘的詩重格律形式，詩句精煉有力，莊肅嚴峻，富有人生哲學的觀念，字少意遠。其中，他的代表作《有憶》更是做到了聞一多所提出的“三美”主張——音樂美，繪畫美，建築美。
朱湘還寫過不少散文隨筆、詩歌批評，翻譯介紹了不少外國名詩。他曾用“天用”的筆名在1924年《文學周報》上開辟“桌話欄”，發表了關於《呐喊》、《紅燭》等的書評。他的著作還有：詩集《永言集》（1936），散文和評論《中書集》（1934）、《文學閑談》（1934），書信《海外寄霓君》（1934）、《朱湘書信集》（1936），譯作《路曼尼亞民歌一斑》（1924）、《英國近代小說集》（1929）、《芭樂集》（1936）。
我所見於詩人朱湘者
蘇雪林
聽說一切詩人的性情總是奇奇怪怪，不可捉摸的，詩人朱湘所給於我的印象也始終是神秘兩個字。天才是瘋癲，我想這話並不是完全沒有理由。
記得民國十九年我到安徽大學教書，開始認識這位《草莽集》的作者。一個常常穿著西服頎長清瘦神情傲慢見人不大招呼的人。那時安大教授多知名之士，舊派有桐城泰鬥姚永樸；新派有何魯，陸侃如，馮沅君，饒孟侃，但似乎誰也沒有詩人架子大。聽見學生談起他，我才知道他住在教會舊培媛女校裏，有一個美麗太太作伴，架上書籍很多；又聽見說他正計劃著寫這個寫那個。鬥大的安慶城隻有百花亭聖公會有點西洋風味，綠陰一派，猩紅萬點，襯托出一座座白石玲瓏的洋樓。詩人住在這樣理想的讀書與寫作的環境中間，身邊還有添香的紅袖，清才濃福，兼而有之，這生活我覺得很值人羨慕。
但是，沒有過得幾時，我便發見詩人性情的乖僻了。他對於我們女同事好像抱有一種輕視的態度。每逢學校聚會，總要無端投我們以幾句不輕不重的諷嘲。記得有一次學校想派教職員四名到省政府請求撥發積欠經費。已經舉出了兩個人，有人偶然提到馮沅君和我的名字，忽然我聽見同席上有人嘻笑著大聲說：
——請女同事去當代表，我極讚成。這樣經費一定下來得快些。
這人便是詩人朱湘。沅君和我氣得麵麵相覷。我想起來質問他這話怎樣解說，但生來口才笨拙的我終於沒有立起來的勇氣。後來我問沅君為什麼也不響，她說這人是個瘋子，我們犯不著同他去嘔氣。
二十一年十月間我在武大。有一天接到一封朱詩人由漢口某旅社寄來的信，信裏說他要赴長沙不幸途中被竊，旅費無著，想問我通融數十元。這信突如其來，頗覺不近情理；況且武大裏也有他清華舊同學，何以偏偏尋著我？但轉念一想，詩人的思想與行動本不可以尋常尺度相衡，他既不以世俗人待我，我又何必以世俗人自居呢？那天我恰有事要到漢口，便帶了他所需要的錢數尋到他的寓所。那旅館靠近一碼頭，湫隘不堪，不像中上階級落腳之所，粉牌上標著“朱子沅”。茶房一聽說我是武大來的，便立刻帶著我向他房間裏走。他說姓朱的客人問武大有沒有人來訪已有幾次了。他真落了難麼？我心裏想，看他望救如此之切，幸而我沒有怕嫌疑而不來，不然，豈不害他擱淺在這裏。上了樓，在一間黑暗狹小的邊房裏會見了詩人，容貌比在安大所見憔悴得多了，身上一件赭黃格子嗶嘰的洋服，滿是皺紋，好像長久沒有熨過，皮鞋上也積滿塵土。寒暄之下，才知道他久已離開安大。路費交去之後，他說還不夠，因為他還要在漢口贖取什麼。我約他明日自到武大來拿，順便引他參觀珞珈全景。問他近來做詩沒有？他從小桌上拿起一疊詩稿，約有十來首光景。我隨意接著看了一下：他的作風近來似乎改變了，很晦澀，有點像聞一多先生的《死水》。而且詩人說話老是吞吞吐吐，有頭沒尾的，同他的詩一樣不容易了解，一樣充滿了神秘性。我悶得發慌，沒有談得三句話便辭別了他回山了。
第二天詩人到了珞珈山，仍舊那副憔悴的容顏，那套敝舊的衣服，而且外套也沒有，帽子也不戴。我引他參觀了文學院，又引他參觀圖書館，走過閱覽室時，我指著裝新文學參考書的玻璃櫃對他說：——您的大作也在這裏麵，但隻有《夏天》和《草莽集》兩種。您還有新出版的著作麼？告訴我，讓我好叫圖書館去購置。詩人忽然若有所感似的在櫃邊立住了腳，臉上露出悲涼的表情，本來淒黯的眼光更加淒黯了，答道：“這兩本詩是我出國前寫的，我自己也很不滿意。新著詩稿數種現在長沙我妻子的身邊，還沒有接洽到出版處呢？”
他說著又微微一笑。我不知這笑是輕蔑，還是感慨，隻覺得這笑裏蘊藏著千古才人懷才不遇的辛酸與悲憤，直到於今隻須眼睛一閉，這笑容還在我麵前蕩漾著。我們行到理學院，恰遇著王撫五先生迎麵而來。我因為他們曾在安大共事，便介紹相見。詩人神情之落寞，與談話之所答非所問使得撫五先生也覺得驚疑。
詩人去了的第四天，忽有投朱霓君名片來訪我者。相見似甚麵善，問之才知就是朱湘夫人。據朱夫人說，她接丈夫的信說在漢口失竊被旅館扣留，她今日從長沙早車趕來，則他已於先一天走了。臨走時告訴茶房說他到珞珈山訪蘇某人，所以趕到我這裏來。茶房又說詩人落到旅館裏時，僅有一床薄薄的氈子，一隻小小手提箱，每天除起來吃兩碗麵之外隻擁著氈子睡覺，他們都說這是個僅見的行蹤詭秘的客人。我將一切經過報告朱夫人，並說他此刻大約已返長沙，回去一定可以尋著。和朱夫人一番談話之後，才知道他們夫婦感情從前極好，現在則已破裂，這些時正在鬧著離婚。朱夫人又說他丈夫在安大頗得學生敬仰，他要是好好幹下去，他那外國文學係主任的位置，一輩子也不得動搖，無奈他性情過於狂傲，屢因細故與學校當局衝突，結果被辭退了。失業以後，南北飄流，行蹤靡定，家庭贍養，絕對置之不問。朱夫人說到這裏伸出她的一雙手，說：“蘇先生，你看，我現在帶著兩個小孩寄居母家，自己做工維持生活，弄得十個指頭這樣粗糙，我境況之痛苦，可想而知，而他一概不管，這也是有良心的男人幹的事麼？”我勸她道；“大凡詩人的性情，總有些隨隨便便，否則也不成其為詩人了，我勸您還是擔待些他吧。”朱夫人又訴說她丈夫種種古怪脾氣和行徑，我愈覺得詩人不是尋常的人，至少也有點神經變態。朱夫人說當她和丈夫同住在安慶時，有一次她因事歸寧，寓中兒女托丈夫管理。某兒大病新愈，他每日強迫他吃香蕉一枚，孩子吃不下也要填鴨子似的填下去，不到幾天這斷乳未久的嬰兒竟得了消化不良的病而夭亡了。安慶城裏沒有自流井，人家用的水都由大江挑來。某年夏季，朱夫人覺得挑水夫太辛苦，每桶多給工資數十文，詩人就同她大吵，說她這樣優待挑水夫，一定同他有什麼關係。他領到學校薪俸，便盡數供給他那閑住北平的哥嫂。他自幼沒有父母，由哥哥撫養大，所以怕哥哥比父親還甚，哥哥有一天打得他滿屋亂鑽，躲到夫人繡房裏，哥哥還追進來揍了他十幾拳，他竟不敢還一下手，但對夫人卻很暴戾，動不動以聲色相加，所以家庭空氣很不平靜。我才知道從前以為他們是一對神仙伴侶，這猜測竟錯了。天下事外麵看來如花似錦，裏麵一團糟的，往往而有，這就是一個好例吧。朱夫人回長沙後，詩人陸續寄了許多詩來，好像他有了新作品總要抄一份給我看似的。信上地址與朱夫人留下的不同，我才知道他回去並非住在丈人家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