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人的行動對我本已是一個悶葫蘆，自從聽見他們琴瑟不調的消息，我的態度愈加慎重，他由長沙赴了北平，不多時又南下而至上海，來信報告行蹤，我均置之不覆。來信常請我代他的作品介紹發表的地方，好像他在文藝界沒有什麼熟人；又好像他是個新出茅廬的作家非有人擔保則作品無人接受。起先我覺得他過謙，有時甚至疑他故意同人開玩笑。後來聽見他似乎患著一種神經過敏的病，總覺得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在輕視他，欺侮他，迫害他，不肯賞識他作品的好處，不肯讓他的天才有充分的發展的機會，才知道他寫信同我那樣說，倒是由衷之談。
大約是三個月以後吧，朱夫人第二次到珞珈山來找我，身邊帶著一個五六歲的男孩——後來我知道就是小沅。她說詩人近來要實行同他離婚，她生活可以獨立，離婚後倒沒有什麼，隻是孩子失了教養太可憐，假如有人能夠替他在武大找個教書的位置，解決了生活問題，則夫婦的感情或者可以恢複。她並說武大從前曾有聘請詩人來教書的意思，現在假如去見見王撫五先生，也許有成功的希望，我知道武大教授由教授委員會聘請，私人薦引沒有多大用處；況且現在也不是更換教授的時候，但朱夫人既這樣說，我也不便阻擋，當時就替她打電話給王先生。恰值王先生因公外出，約有幾天才得回山，朱夫人等不得隻好悒悒而去，聽說詩人有一個哥哥在武昌做官，她想去找找他。
二十二年的十月，詩人又到了武昌。這一次穿的是灰色條子土布長袍，頭發梳得頗光滑，言語舉止也比較第一次鎮靜，他說自於安大失業後就沒有找著事，現在生活恐慌得很，不知武大有沒有相當功課讓他擔任，我教他去尋他清華舊同學時方高諸先生也許有辦法。他臨去時，又囁嚅地說武大的事假如不成，他要到安大去索欠薪，但可恨途中又被小偷光顧……我明白了他的意思，便又拿了一筆錢給他。又請他到本校消費合作社吃了一碗麵，替他買了一包白金龍的煙，一盒火柴，他以一種幾乎近於搶的姿勢，將煙往懷中一藏，吸的時候很鄭重地取出一支來，仍舊將煙包藏入懷裏，好像怕人從旁奪了去。我看了不禁暗暗好笑，可憐的詩人，一定長久沒有嗅著煙的香味了。
聽說詩人果然找到方先生家裏要他為曹邱生，果然沒有希望。三天後他又來訪我一次，恰值我進城去了，他坐等了兩個鍾頭才走。自從這次走後，我再也沒有看見他了。
他究竟為什麼要自殺呢？社會雖然善於壓迫天才，但已從許多艱難挫折中奮鬥出來的他，不見得還會遭著青年詩人Chatter-ton同樣慘澹的失敗。他，正像他夫人所說隻要肯好好幹下去，安大的教席是可以與學校相終始的，而他居然為了一點芥子般的小事與學校決裂。大學裏雖站不住，難道中小學不能暫時混混？清高的教授地位雖失去了，難道機關小職員的職分不可以勉強俯就一下？他同他夫人從前愛情如此濃厚，後來變得如此之冷淡，這中間又有什麼緣故？聽他夫人所述種種，似乎家庭之失和，他負的責任較多。一個人為什麼要把自己的幸福，一下搗得粉碎？為什麼要脫離安適的環境，甜蜜的家庭走上饑餓、寒冷、恥辱、誤解的道路上去？這個謎我以前總猜不透，現在讀了他死後出版的《石門集》才恍有所悟，他有一首詩曾這樣說道：隻要一個浪漫事，給我，好阻擋這現實，戕害生機的；我好宣暢這勇氣，這感情的塊壘，這糾紛！
樹木，空虛了，還是緊抓著大地，盲目的等候著一聲雷，一片熱給與它們以蓬勃。給與以春天……他回國以來的沉默，證明了他靈感泉源之枯竭與創作力之消沉。太美滿的生活環境從來不是詩人之福，“詩窮而後工”不是嗎？他覺得有一種飄忽的玄妙的憧憬，永遠在他眼前飄漾，好像美人的手招著：來呀。但是你要想得到我，須拋棄你現在所有的一切，好像富人進天國必須舍施他的全部財產。這就是那美麗魅人的詩神的聲音。
於是他將那足以戕害他生機的現實像敝屣一樣拋擲了。饑餓、寒冷、恥辱、誤解，還有足以使得一個敏感的詩人感到徹骨痛傷的種種，果然像一聲雷一片熱催發他埋藏心底的青春，生命中的火焰，性靈中的虹彩，使它們一一變成了永垂不朽的詩篇。誰說一部《石門集》不是詩人拿性命兌換來的？不信，你看詩人怎樣對詩神說？“我的詩神，我棄了世界，世界也棄了我……給我詩，鼓我的氣，替我消憂。我的詩神！這樣你也是應該看一看我的犧牲罷。那麼多！醒，睡與動，靜，就隻有你在懷；為了你，我犧牲一切，犧牲我！全是自取的；我決不發怨聲”。這是他對詩神發的誓，這誓何等的悲壯熱烈。怪不得詩神果然接受了他，教他的詩篇先在這荒涼枯寂的世界開了幾百朵的奇葩，又把他的靈魂帶到美麗，光明的永恒裏去！
生命於我們雖然寶貴，比起藝術卻又不值什麼，不過誰能力殉藝術，像詩人朱湘這樣呢？我仿佛看見詩人懸崖撒手之頃，頂上暈著一道金色燦爛的聖者的圓光，有說不出的莊嚴，說不出的瑰麗。
但是，偏重物質生活的中國人對於這個是難以了解的，所以詩人朱湘生時寂寞，死後也還是寂寞！
朱湘與徐霞村
朱湘是與聞一多、徐誌摩齊名的中國現代詩人。徐霞村是我國著名的作家和翻譯家。他是1925年在北京彙文中學讀書時，結識朱湘的。1924年，在清華讀書的朱湘因帶頭抵製學校早餐點名製度，被學校開除。朱湘便依靠寫作和翻譯外國作品，賺取稿費為生。他出版了詩集《夏天》，還經常在《小說月報》和《晨報?副刊》發表作品，這在文學愛好者眼中是很令人景仰的。1925年夏天的一天，愛好文學的徐霞村經一位黎姓同學的引薦，拜會了這位僅比他年長三歲的朱湘。
他們一見如故，覺得非常投緣。幾天後，徐霞村將自己試譯的兩篇莫泊桑的短篇小說，拿給朱湘看，朱湘很仔細認真地、逐字逐句地加以校閱，給他提了很多指導性意見。從那時起，徐霞村就成了朱湘家的常客。他們在一起切磋文字，研究學問，在朱湘的幫助和指導下，徐霞村的外文翻譯水平提高很快，到1926年就經常翻譯一些歐美作家的作品投稿了。因此，徐霞村一直尊朱湘是他“從事文藝工作的第一個指路人和啟蒙老師”。
1926年春，朱湘曾參與新月社在《晨報》創刊《詩鐫》的工作，徐誌摩擔任主編，朱湘任編委。不料，出版了幾期之後，朱湘就聲明與《詩鐫》脫離關係。事後，徐霞村拜會朱湘時，問及此事，朱湘仍憤憤地說：“徐誌摩利用編選的權力，搞文人間的互相吹捧，這種市儈作風，我是不能容忍的！”自此以後，在新月社的同仁中，朱湘隻與聞一多保持著友誼。同年夏，清華換了曹雲祥當校長，朱湘的同學羅念生和孫大雨向校長反映情況說，朱湘一向品行很好，建議恢複朱湘的學籍。曹雲祥隨即向有關教師了解朱湘的情況，大都反映不錯，就批準朱湘複學了。
1926年底，徐霞村在上海的姑父病重，姑母來信要他來上海幫助照料一段時間，然後資助他到法國留學，他馬上去征求朱湘的意見。朱湘聽了很高興，非常支持他到法國去。在徐霞村去上海前，朱湘主動給上海《小說月報》的主編鄭振鐸寫了封舉薦信。鄭振鐸十分熱情地接待了他，並且約他給《小說月報》寫稿，還被聘為歐洲通訊員，要他把一路見聞記錄下來，陸續寄回國內發表。後來徐霞村的許多小說創作和翻譯的長篇小說，都是在《小說月報》發表的。
1927年5月，徐霞村赴法國留學，不久朱湘則去美國留學。他們先後於1928年和1929年回國。朱湘回國後，在安徽大學外文係任教，後因他舉薦上海文藝界的友人來校任教，校方沒有接受，和對更改係名有異議，憤然辭職。從此失業，過著漂泊流浪的生活。1931年11月的一天，麵容憔悴的朱湘來到北平的徐霞村的家，提出借150塊錢。徐霞村將這些錢交給他時，他卻很嚴肅、認真地說了聲“謝謝”，徐霞村為此十分同情他的處境，覺得很難過。送他到大門外，給他雇了輛人力車，一直目送他消失在夜幕裏。不料，在1933年12月，他就從上海《新聞報》上看到朱湘於12月5日投水的消息。
朱湘的尊嚴
1927年朱湘在美留學，隻因教授讀一篇有把中國人比作猴子內容的文章而憤然離開勞倫斯大學。後朱湘轉入芝加哥大學。然而又不長，1929年春，朱湘又因教授懷疑他借書未還，加之一美女不願與其同桌而再次憤然離去。他絲毫不能容忍任何人對他的大不敬。他喻外國為“死牢”，強烈地維護著個人的尊嚴和祖國的尊嚴。
1929年9月，朱湘提前三年回國，被薦到安徽大學任英文係主任，月薪三百元。按說，也榮華富貴了，也被重用了，該心滿意足了，該安於現狀了，然而朱湘卻又因校方把英文文學係改為英文學係而又一次憤然離去。並且大罵，教師出賣智力，小工子出賣力氣，妓女出賣肉體，其實都是一回事：出賣自己！這說法盡管專橫，但對於當時之現實，並不過分。
朱湘作品精選
煙卷
我吸煙是近四年來的事——從前我所進的學校裏，是禁止煙酒的——不過我同煙卷發生關係，卻是已經二十年了。那是說的煙卷盒中的畫片，我在十歲左右的時候，便開始收集了。我到如今還記得我當時對於那些畫片的搜羅是多麼熱情，正如我當時對於收集各色的手工紙，各國的郵票那樣，有的是由家裏的煙卷盒中取來的，恨不得大人一天能抽十盒煙才好；還有的是用製錢——當時還用製錢——去，跑去，雜貨鋪裏買來的，兒童時代也自有兒童時代的歡喜與失望：單就搜集畫片這一項來說，我還記得當時如其有一天那煙盒中的畫片要是與從前的重複了，並不是一張新的，至少有半天，我的情感是要梗滯著，不舒服，徒然的在心中希冀著改變那既成的事實，收集全了一套畫片的時候，心裏又是多麼歡喜！那便是一個成人與他所戀愛的女子結了婚，一個在政界上鑽營的人一旦得了肥缺，當時所體驗到的鼓舞，也不能在程度上超越過去。
便是煙卷盒中的畫片這一種小件的東西。就中都能以窺得出社會上風氣的轉移，如今的畫片，千篇一律的，是印著時裝的女子，或是俠義小說中的情節；這一種的風氣，在另一方麵表現出來，便是肉欲小說與新俠義小說的風行，再在另一方麵表現出來，便是跳舞館像雨後春筍一般的豎立起來，未成年的幼者棄家棄業的去求俠客的記載不斷的出現於報紙之上。在二十年前，也未嚐沒有西洋美女的照相畫片——性，那原是古今中外一律的一種強有力的引誘；在十年以前，我自己還拿十歲時候所收集的西洋美女的照相畫片之內的一張剪出來，插在錢夾裏，——也未嚐沒有水滸上一百零八人的畫片，——水滸，它本來是一部文學的價值既高，深入民心的程度又深的書籍，可以自是古代的白話文學中唯一的能以將男性充分的發揮出來的長篇小說，（我當時的失望啊，為了再也搜羅不到玉麒麟盧俊義這張畫片的緣故！）——不過在二十年前，也同時有軍艦的照相畫片，英國的各時代的名艦的畫片，海陸軍官的照相畫片，世界上各地方的出產物的畫片，……這二十年以來，外國對於我國的態度無可異議的是變了，期待改變成了藐視，理想上的希望改變了實際上的取利；由畫片這一小項來看，都可以明顯的看見了。
當時我所收集的各種畫片之內，有一種是我所喜歡的，並不是為的它印刷精美，也不是為的它搜羅繁難，它是在每張之上畫出來一句成語或一聯的意義，而那些的繪畫，或許是不自覺的，多少含有一些滑稽的意味。“若要工夫深，鈍鐵磨成針。”“爬得高，跌得重。”以及許多同類的成語，都寓莊於諧的在繪畫中實體的演現了出來，映入了一個上“修身”課，讀古文的高小學生的視覺……當時還沒有兒童世界小朋友，這一種的畫片便成為我的童年時代的兒童世界小朋友了。
畫片，這不過是煙卷盒中的附屬品，為了吸煙卷的家庭中那般兒童而預備的，在中國這個教育，尤其是兒童教育落伍的國家，一切含有教育意義的事物，當然都是應該歡迎、提倡的。——不過就一般為吸煙而吸煙的人說來，畫片可以說是視而下見的；所以在出售於外國的高低各種，出售於中國的一些煙盒、煙罐之內，畫片這一項節目是蠲除去了。
煙卷的氣味我是從小就聞慣了，嗅它的時候，我自然也是感覺到有一種香味，還有些時候，我撮攏了雙掌，將煙氣向嗅官招了來聞，至於吸煙，少年時代的我也未嚐沒有嚐試過，但是並沒有嚐出了什麼好處來，像吃甜味的糖，鹹味的菜那樣，所以便棄置了不去繼續——並且在心裏堅信著，大人的說話是不錯的，他們不是說了，煙卷雖是嗅著煙氣算香，吸起來都是沒有什麼甜頭，並且暈腦的麼？
我正式的第一次抽煙卷，是在26歲左右，在美國西部等船回國的時候；我正式的第一次所抽的煙卷，是美國國內最通行的一種煙卷，“幸中”（Lucky Strike）。因為我在報紙、雜誌之上時常看到這種煙卷的觸目的廣告，而我對於煙卷又完全是一個外行，當時為了等船期內的無聊，感覺到抽煙卷也算得一條便利的出路，於是我的“幸中”便落在這一種煙卷的身上。
船過日本的時候，也抽過日本的國產煙卷，小號的，用了日本的國產火柴，小匣的。
回國以後，服務於一個古舊狹窄的省會之內；那時正是“美麗牌”初興的時候，我因為它含有一點甜味，或許煙葉是用甘草焙過的，我便抽它。也曾經斷過煙，不過數日之後，發現口的內部的軟骨肉上起了一些水泡，大概是因為初由水料清潔的外國回來，漱口時用不慣微菌充斥著的江水、井水的緣故，於是煙卷又照舊的吸了起來，數日之後，那些口內的水泡居然無形中消滅了；從此以後，抽煙卷便成為我的一種習慣了。醫學所說的煙卷有毒這一類話，報紙上所登載的某醫士主張煙卷有益於人體以及某人用煙卷支持了多日的生存的那一類消息，我同樣的不介於懷……大家都抽煙卷，我為什麼不？如其它是有毒的，那麼茶葉也是有毒的，而茶葉在中國原是一種民需，又是一種騷人墨客的清賞品，並且由中國銷行到了全世界——好像菸草由熱帶流傳遍了全世界那樣，有人說，古代的飲料，中國幸虧有茶，西方幸虧有啤酒，不然，都來喝冷水，恐怕人種早已絕跡於地麵了，這或許是一種快意之言，不過，事物都是有正麵與反麵的。煙、酒，據醫學而言，都是有毒的，但是鴉片與白蘭地，醫士也拿了來治病。一種物件，我們不能說是有毒或無毒，隻能說，適當，不適當的程度，在施用的時候。
抽煙卷正式的成為我的一種習慣以後，我便由一天幾支加到了一天幾十支，並且，驅於好奇心，迫於環境，各種的煙卷我都抽到了，江蘇菜一般的“佛及尼”與四川菜一般的“埃及”，舶來品與國貨，小號與“Grandeur”，“Navycut”與“Straightcut”，橡皮頭與非橡皮頭，帶紙嘴的與不帶紙嘴的，“大炮台”與“大英牌”，紙包與“聽”與方鐵盒，我並非一個為吸煙而吸煙的人——這一點自認，當然是我所自覺慚愧的——我之所以吸煙，完全是開端於無聊，繼續於習慣，好像我之所以生存那樣，買煙卷的時候，我並不限定於哪一種；隻是買得了不辣咽喉的煙卷的時候，我決不買辣咽喉的煙卷，這個如其算是我對於煙卷之選擇上的一種限定，也未嚐不可。吸煙上的我的立場，正像我在幼年搜羅畫片，采集郵票時的立場，又像一班人狎妓時的立場；道地的一句話，它便是一般人在生活的享受上的立場。
我咀嚼生活，並不曾咀嚼出多少的滋味來，那麼，我之不知煙味而作了一個吸煙的人，也多少可以自寬自解了。我隻知道，優好的煙卷濃而不辣，惡劣的煙卷辣而不濃；至於普通的煙卷，則是相近而相忘的，除非到了那一時沒得抽或是那抽得大多了的時候。
橡皮頭自然是方便的，不過我個人總嫌它是一種滑頭，不能叼在唇皮之上，增加一種切膚的親密的快感；那使有時要被那煙卷上的稻紙帶下了一塊唇皮，流出了少量的血來，個人的，我終究覺得那偶爾的犧牲還是值得的，我終究覺得“非橡皮頭”還是比橡皮頭好。
煙嘴這個問題，好像個人的生活這個問題，中國的出路這個問題一樣，我也曾經慎重的考慮過。煙嘴與橡皮頭，它們的創作是基於同一的理由，不過煙嘴在困了幾天以後，氣管中便會發生一種交通不便的現象，在這種的關頭上，煙油與煙氣便並立於交戰的地位，終於煙油越裹越多，煙氣越來越少，煙嘴便失去了煙嘴的功效了。原來是圖求清潔的，如今反而不潔了；吸煙原來是要吸入煙氣到口中，喉內的，如今是雙唇與雙頰用了許大的力量，也不能吸到若幹的煙氣，一任那人神將煙卷無補於實際的燃燒成了白灰，黑灰。肅清煙嘴中的積滯，那是一種不討歡喜的工作；雖說吸煙是為了有的是閑工夫，卻很少有人願意將他的閑工夫用在掃清煙嘴中的煙油的這種工作之上。我寧可去直接的吸一支暢快的煙，取得我所想要取得的滿足，即使熏黃了食指與中指的指尖。
有時候，道學氣一發作，我也曾經發過狠來戒煙，但是，早晨醒來的時候，喉嚨裏總免不了要發癢，吐痰……我又發一個狠，忍住；到了吃完午飯以後，這時候是一飽解百憂，對於百事都是懷抱著一種——任其所之，於我並無妨害的態度，於是便記憶了起來，自己發狠來戒吸的這樁事件，於是便拍著肚皮的自笑起來，戒煙不戒煙，這也算不了怎樣一回大事，肚子飽了，不必去考慮罷……啊，那一夜半天以後的第一口深吸！這或者便是道學氣的好處，消極的。
還有時候，當然是手頭十分窘急的時候，“省儉”這個布衣的，麵貌清臒的神道教我不要抽煙，他又說，這一層如其是辦不到，至少是要限定每天吸用的支數。於是我便用了一隻空罐裝好今天所要吸的支數；這樣實行了幾天，或是一天，又發生了一種阻折，大半是作詩，使得我悻叛了神旨，在晚間的空罐內五支五支的再加進去煙卷。我，以及一般人，真是愚蠢得不可救藥，寧可將享受在一次之內瘋狂的去吞咽了，在事後去受苦，自責，決不肯，決不能算術的將它分配開來，長久的去受用！
煙卷，我說過了，我是與它相近而相忘的；倒是與煙卷有連帶關係的項目，有些我是覺得津津有味，時常來取出它們於“回憶”的池水，拿來仔細品嚐的。這或許是幼時好搜羅畫片的那種童性的遺留罷。也許，在這個世界上，事物的本身原來是沒有什麼滋味，它們的滋味全在附帶的枝節之上罷。
煙罐的裝潢，據我個人的嗜好而言，是“加利克”最好。或許是因為我是一個有些好“發思古之幽情”的文人，所以那種以一個蜚聲於英國古代的伶人作牌號的煙卷，煙罐上印有他的像，又引有一個英國古代的文人讚美菸草的話，最博得我的歡心。正如一朵花，由美人的手中遞與了我們，拿著它的時候，我們在花的美麗上又增加了美麗的聯想。
廣告，煙卷業在這上麵所耗去的金錢真正不少。實際的說來，將這筆巨大的廣告費轉用在煙卷的實質的增豐之上，豈不使得購買煙卷的人更受實惠麼？像一些反對一切的廣告的人那樣，我從前對於煙卷的廣告，也曾經這樣的想過。如今知道了，不然，人類的感覺，思想是最圃於自我，最漠於外界的……所以自從天地開辟以來，自從創世以來，蘋果盡管由樹上落到地上，要到牛頓，他才悟出來此中的道理；沒有一根攔頭的棒，實體的或是抽象的，來擊上他的肉體，人是不會在感覺、思想之上發生什麼反應的。沒有鮮明刺目的廣告，人們便引不起對於一種貨品的注意。廣告並不僅僅隻限於貨品之上，求愛者的修飾、衣著便是求愛者的廣告，政治家的宣言便是政治家的廣告，甚至於每個人的言語、行為，它們也便是每個人的廣告。廣告既然是一種基於人性的需要，那麼，充分的去發展它，即使消費去多量的金錢，那也是不能算作消費的。
廣告還有一種功用，增加愉快的聯想。“幸中”這種煙卷在廣告方麵采用了一種特殊的策略：在每期的雜誌上，它的廣告總是一幀名伶、名歌者的彩色的像，下麵印有這最要保養咽喉的人的一封證明這種煙並不傷害咽喉的信件，頁底印著，最重要的一層，這名伶、名歌者的親筆簽名。或許這個簽字是公司方麵用金錢買來的（這種煙也無異於他種的煙，受懇的人並不至於受良心上的責備），購買這種煙卷的人呢，我們也不能說他們是受了愚弄，因為這種煙卷的售價並沒有因為這一場的廣告而增高——進一步說，宗教，愛國，如其益處撇開了不提，我們也未嚐不能說它們是愚弄。這一場的廣告，當然增加了這種煙卷的銷路，同時也給與了購者以一種愉快的聯想；本來是一種平凡的煙卷，而購吸者卻能泛起來一種幻想，這個，那個名伶、名歌者也同時在吸用著它。又有一種廣告，上麵畫著一個酷似那“它的女子”Clara Bow的半身女像，撮攏了她的血紅的雙唇，唇顯得很厚，口顯得很圓，她又高昂起她的下巴，低垂著她的眼臉，一雙瞳子向下的望著；這幅富於暗示與聯想的廣告，我們簡直可以說是不亞於魏爾倫（velaine）的一首漂亮的小侍了。
抽煙卷也可以說是我命中所注定了的，因為由十歲起，我便看慣了它的一種變相的廣告——畫片。
采?蓮?曲
小船呀輕飄，
楊柳呀風裏顛搖，
荷葉呀翠蓋，
荷花呀人樣妖嬈。
日落，
微波，
金線閃動過小河，
左行，
右撐，
蓮舟上揚起歌聲。
菡萏呀半開，
蜂蝶呀不許輕來，
綠水呀相伴，
清淨呀不染塵埃。
溪間，
采蓮，
水珠滑走過荷錢。
拍緊，
拍輕，
槳聲應答著歌聲。
藕心呀絲長，
羞澀呀水底深藏，
不見呀蠶繭，
絲多呀蛹裹中央？
溪頭，
采藕，
女郎要采又夷猶。
波沉，
波生，
波上抑揚著歌聲。
蓮蓬呀子多，
兩岸呀柳樹婆娑，
喜鵲呀喧噪，
榴花呀落上新羅。
溪中，
采蓮，
耳鬢邊暈著微紅。
風定，
風生，
風裏蕩漾著歌聲。
升了呀月鉤，
明了呀織女牽牛；
薄霧呀拂水，
涼風呀飄去蓮舟。
花芳，
衣香，
消融入一片蒼茫；
時靜，
時聞，
虛空裏嫋著歌音。
憶?丁?玲
丁 玲 傳 略
丁玲（1904—1986），現代著名作家。原名蔣偉，字冰之，又名蔣煒、蔣瑋、丁冰之。筆名彬芷、從喧等。湖南臨澧人。1918年就讀於桃源第二女子師範學校預科，次年轉入長沙周南女子中學。1922年初赴上海，曾在陳獨秀、李達等創辦的平民女子學校學習。1923年經瞿秋白等介紹，入中國共產黨創辦的上海大學中國文學係學習。次年夏轉赴北京，曾在北京大學旁聽文學課程。
1927年開始小說創作。處女作《夢珂》於同年年底發表於《小說月報》，不久又完成代表作《莎菲女士的日記》，引起文壇的熱烈反響。1928年10月，出版第一本小說集《在黑暗中》。1929年冬，完成第一部長篇小說《韋護》。
1930年參加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後出任左聯機關刊物《北鬥》主編及左聯黨團書記（193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這時期她創作的《水》、《母親》等作品，顯示了左翼革命文學的實績。1933年5月在上海被國民黨特務綁架，後轉至南京幽禁三年。1936年9月在黨的營救下逃離南京，經上海潛赴西安，不久到中共中央所在地陝北保安縣。在陝北曆任西北戰地服務團團長、《解放日報》文藝副刊主編等職，並先後創作《一顆未出膛的槍彈》、《夜》、《我在霞村的時候》、《在醫院中時》等解放區文學優秀作品。1948年完成了反映土改運動的優秀長篇小說《太陽照在桑幹河上》，曾被譯成多種外文。1951年獲斯大林文學獎。
新中國成立後，丁玲曾任中國文聯委員、全國文協（後改為作協）副主席、《文藝報》主編、《人民文學》副主編、中央文學研究所所長等職，並被選為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並在繁忙工作之餘，發表了大量小說、散文和評論文章。
1955年和1957年被錯誤地定為“丁玲、陳企霞反黨小集團”和“丁玲、馮雪峰右派反黨集團”主要成員，1958年又受到“再批判”。並被下放到北大荒勞動改造。“文化大革命”期間深受迫害並被投入監獄。
1979年平反後重返文壇，先後出任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等職，並多次出訪歐美諸國。丁玲一生著作豐富，有些作品被譯成多種文字，在世界各國流傳，產生了廣泛的影響。
丁玲的“傲氣”
施蟄存
《新文學史料》今年第二期登載了一篇《丁玲談早年生活二三事》，是一篇錄音整理記錄。在這篇談話中，丁玲談到一九二三——一九二四年間在上海大學時的一些情況。
其中有一段說：“同學有戴望舒，施蟄存，孔另境，王秋心，王環心等，這些同學對我們很好，我們則有些傲氣。”這寥寥三句話，確是記錄了丁玲在上海大學時的姿態。她不說，我也早就感覺到，不過，在六十年之後，她還自己這樣說，可知她的“傲氣”，即使在當時，也是自覺的。
現在我要給這一段話做一個箋釋，為丁玲傳記作者或文學史家提供一點資料，也為愛談文壇軼事者供應談助。不過，先要交代一下這裏所提到的五個同學。戴望舒和我，因為在一九二八年以後和丁玲還有來往，可以說是丁玲比較熟悉的，孔另境是茅盾的妻弟，我和望舒都是由另境帶路而開始到茅盾家裏去走動，但我不記得當時丁玲曾去過茅盾家裏。王秋心、王環心是兄弟二人，江西人。他們在上海大學，比我們高一班，他們是二年級，我們和丁玲都是一年級。王氏兄弟都做新詩，我們認識他們時，他們已印出了一本詩集《棠棣之花》，所以他們是上海大學有名的詩人。但他們和丁玲的來往，我們都不知道。他們離上海大學後，就去參加革命，聽說在南昌起義後犧牲了。
在上海大學時，尤其是在青雲路的上海大學，我們三人和丁玲及其他四五位女同學的關係，僅僅限於同堂聽課，王氏兄弟則連同堂聽課的緣分也沒有。丁玲說：“這些同學待我們很好。”這句話恐怕還是出於禮貌，因為我想不起當時有過什麼“很好”的具體表現。倒是丁玲自己所說“傲氣”，我記得當時是有所體會的。
丁玲的“傲氣”，大約有兩個方麵。第一是女大學生的傲氣。在一九二三年，大學兼收女生，還是一種新事物。北京大學早已向女生開放，上海卻還沒有幾個大學男女兼收。當時男女同學的大學裏，每堂上課，總是男生先進教室，從第三排或第四排課桌坐起，留出最前的兩三排讓女生坐。待男生坐定後，女生才魚貫進入教室。她們一般都是向男同學掃描一眼，然後垂下眼皮，各自就坐，再也不回過頭來。
當時我們班上一共隻有五六名女生，我們空出兩排坐位，每排三個雙人課桌，她們坐滿第一排就夠了。第二排常是空著。偶然有女同學的朋友也來聽課，第二排上就會出現一二個臨時女學生。王劍虹是中文係二年級生，但有時和丁玲一起來聽課。
我和望舒坐在第三排，正在丁玲背後，因此同學半年，見到她背影的時候為多。隻有在教師發講義的時候，把一疊講義交給第一排的女同學，她們各人取一張，然後交給背後的男同學。這時，我們才又一次見到丁玲的麵相，有時也打個無言的招呼。
此外，我不記得和丁玲還有過課外交往，因為下課之後，男女同學各自走散。丁玲她們就住在教室樓上，據她的談話，說是住在亭子間裏，當時我們都不知道。我和望舒在校外附近租住了一間裏弄房屋，不上課也很少到學校裏去。
盡管上海大學的學生差不多全是從文學革命發展到政治革命的進步青年，但在男女同學之間，還多少有些封建主義殘餘思想的拘束。學校搬到西摩路（今陝西北路）之後，女生宿舍較為像樣。有一次，望舒因事要通知女同學，他就冒冒失失地闖進女生宿舍，坐在一位女同學的床上。他也看不出那位女同學的臉色。他走後，那位女同學把床上的被褥全部換掉。即此一例，就可以體會丁玲所謂“傲氣”，這是一九二〇年代大學中女生對男生的“傲氣”。
另外一方麵，丁玲還有意識形態上的“傲氣”。她自負是一個徹底解放了的女青年，從她的談話中可以知道，她在一九二三年的上海大學，崇拜的是施存統。施存統是因為發表了一篇《非孝》的文章，而被浙江第一師範開除的。他提倡“非孝”被守舊分子認為是“大逆不道”。而青年人卻認為是最激進的反封建。施存統因鼓動“非孝”而暴得大名，來當了上海大學的“教授”。在那時候，施存統的社會名望高於瞿秋白，所以丁玲“常常去他那裏玩”，而瞿秋白在丁玲的認識裏，還隻是“覺得還是可以與之聊天的”。
到了一九二四年，瞿秋白在社會學係講課的聲望超過了施存統。王劍虹又和瞿秋白接近，終於和瞿秋白結婚。也許，從此以後，丁玲才改變了對瞿秋白的評價。在丁玲的談話裏，有二處提到瞿秋白。從前後二段的語氣中，也可以體會到這一情況。
一九二四年暑假後，丁玲離開上海大學而到了北京。據她的談話，這次北遊，是為了北京的“思想好”。這也反映出她在上海大學時，對我們這些上海青年是瞧不起的。
她在北京的時候，認識了胡也頻，並與胡同居，又開始寫《莎菲女士的日記》等轟動一時的小說。直到胡也頻犧牲之後，丁玲才明顯轉向，從《水》開始，改變了她的創作方向。從這些現象中，的確有許多人以為丁玲的轉向是胡也頻犧牲的影響。但這回丁玲的談話卻說：“事實上，在北京時，我是左的，胡也頻是中間的，沈從文是右的。”又說：“胡也頻在認識我以前，沒有認識一個革命者。他對魯迅是佩服的，但是思想上與魯迅差一截。”這些話，我可以證明是真實的。從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一年，丁玲和胡也頻同住在上海，我和望舒和他們倆接觸的機會較多。丁玲還顯得是一個“莎菲女士”的姿態，沒有表現出她的政治傾向。胡也頻卻十足是個小資產階級文學青年，熱心的是寫詩，寫小說，拿到稿費，就買一些好吃的，好玩的。一九三一年二月七日的噩耗傳來，我們都有些意外，不相信他會成為無產階級革命的烈士。當然，馮雪峰是知道的，但他從來沒有談起過。
丁玲的革命思想，成熟得早於胡也頻，胡也頻參加革命工作，是丁玲和馮雪峰的影響。但丁玲在文學創作上的轉向革命，卻表現在胡也頻犧牲之後。
這就是丁玲在上海大學時對我們的“傲氣”的來曆。可能她在一九二八——一九三一年間，還有這種“傲氣”，不過當時我們已彼此過從較密，她也有點收斂或隱匿吧。
一九八八年七月
【作者簡介】
施蟄存（1905—2003），中國現代著名作家、文學翻譯家、學者。
原名施青萍，生於浙江杭州。1922年考入杭州之江大學。1923年入上海大學，第一部短篇小說集《江幹集》自費刊印。1926年轉入震旦大學法文特別班，與同學戴望舒、劉呐鷗等創辦《瓔珞》旬刊。1927年回鬆江任中學教員。1928年後任上海第一線書店和水沫書店編輯，與戴望舒等合編《文學工場》、《無軌列車》，發表《妮儂》、《雨》等小說、新詩。1930年與戴望舒等編《新文藝》月刊，刊載《鳩摩羅什》、《鳳陽女》、《阿秀》、《花》、《將軍的頭》等小說。1932年主編大型文學月刊《現代》，發表《創刊宣言》、小說《殘秋的下弦月》、散文《無相庵隨筆》等。1935年應聘上海雜誌公司，與阿英合編《中國文學珍本叢書》。主編《文飯小品》六期，編纂《晚明二十家小品》，譯德國小說家格萊賽的《一九〇二級》、美國裏德的《今日之藝術》。1939年任教雲南大學，1943年任教廈門大學，1952年入華東師範大學中文係任教授，1954年出版《軛下》。1974年撰寫《浮生雜詠》。1978年撰寫《唐詩百話》。
1980年主編《百花洲文庫》，譯法國象征派詩人龐維爾、達爾尚、馬拉爾美、孟代思、韓波等的散文詩，編為《法國散文詩十篇》。2001年出版《施蟄存文集?文學創作篇》第二、三卷、《北山散文集》，以及《唐詩百話》、《北山談藝錄續編》。2002年《施蟄存日記》出版。2003年11月19日病逝於上海。
丁玲與瞿秋白
丁玲和瞿秋白初次相識於1923年，當時丁玲和摯友王劍虹住在南京，經施存統等的介紹認識了瞿秋白。瞿秋白當時在上海大學社會學係任教。在瞿秋白的勸說下，丁玲和王劍虹入了上海大學中文係，由於瞿秋白的博學多才，他成了最受丁玲等歡迎的老師。然而讓丁玲困惑的是，原本和她無話不談的王劍虹好像總有什麼事情瞞著她。原來瞿秋白和王劍虹正處於熱戀之中，兩人都寫了許多炙熱的情書，丁玲這才恍然大悟。後來丁玲、王劍虹、瞿秋白、施存統等九人都住在慕爾鳴路的一處弄堂。瞿秋白甚至還給丁玲寫了一首詩，說她是安琪兒，赤子之心，感激她為他和王劍虹的戀愛所做的幫助。當丁玲看到王劍虹完全沉醉於和秋白的甜蜜生活時，心中很是茫然和失落，覺得自己應尋找新的出路，於是毅然離開上海。不久丁玲在湖南老家得到王劍虹病危的消息，當她急速趕到上海時，王劍虹已因肺病去世，秋白也不見了蹤影。
王劍虹病逝後，丁玲懷著十分悲痛的心情去了北京，隨後認識了胡也頻。這段時間瞿秋白正忙於緊張的革命工作，和丁玲直接接觸不多。卻仍然經常給她寫信，大約有十多封。據丁玲回憶說，這些信像謎一樣，她一直搞不清什麼意思，似懂非懂，丁玲認為這些信並沒有直接地講出秋白心裏的話，他隻把她當作可以傾訴的對象。瞿秋白在失去王劍虹後，感情也是十分低沉、悲慟的，他頻頻給丁玲寫信傾訴自己內心世界的傷感，足以見出丁玲在他心中的份量，他完全把她視為一個知己。這些信直到多年後丁玲在延安看到瞿秋白的《多餘的話》，那裏麵隱晦、曲折的含義她才一下子明白過來。“那種語言，那種心情，我是多麼地熟悉啊！我一下就聯想到他過去寫給我的那一束謎似的信”（丁玲：《我所認識的瞿秋白同誌》）。1929年，丁玲根據瞿秋白和王劍虹戀愛生活的素材創作了一部中篇小說《韋護》，韋護是秋白的別名，也是韋陀菩薩的稱呼，瞿秋白曾對丁玲說：韋陀菩薩疾惡如仇。多年後丁玲甚至還專門寫了一篇紀念秋白的文章《韋護精神》。當然丁玲在小說中把女主人公的結局改為失去愛人後重又振作起來。瞿秋白看了這篇小說，專門給丁玲寫了一封信。信末署名就是“韋護”，他到丁玲家中作客時，還建議丁玲和胡也頻的孩子取名“韋護”，稱這是她的又一偉大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