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常常具有驚人的相似和巧合，當瞿秋白曾說丁玲是“飛蛾撲火，非死不止”時，他們兩人的命運都落入曆史的怪圈。瞿秋白先是受左傾路線排擠，後在福建被捕，在慷慨成仁前寫下了《多餘的話》，以至在死後多年還被扣上“叛徒”的罪名，到了“文革”竟遭掘屍揚灰的下場。而丁玲在1933年被國民黨逮捕，囚居南京三年。到延安後，又因《“三八節”有感》惹下文禍受到責難，1955年被打成“丁陳”反黨分子，1957年再被劃為右派，下放到北大荒，落難達20餘年。所以當丁玲複出閱讀《多餘的話》時，自然就多了一種別人無法感覺的知音、知己的心緒。她深有同感地說：“正由於我們生活中的某些不夠健全，一個同誌在工作中犯了錯誤，就被揪住不放，攻其一點，不及其餘，這種過左的做法，即使不是秋白，不是這樣一個多感的文人，也是容易使人寒心的。”可以說，對秋白相知之深，沒有人超過丁玲。
丁玲與魯迅
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15歲的丁玲在湖南長沙周南女子中學讀書，開始接受新文學。不過那時她閱讀小說，興趣多在故事情節，悲歡離合，所以對魯迅的短篇小說未能引起注意，甚至對《阿Q正傳》亦漠然處之。
1924年，丁玲至北京大學旁聽文學課程。此刻她的摯友王劍虹在上海病逝，她的心情陷於感傷、苦悶之中，無奈以讀書來撫平那顆沉重的心。他重讀魯迅作品，感受迥然不同了。她覺得，是魯迅指出了使人們身心沉重的正是多災多難的祖國，魯迅解剖中國社會和中國人之深刻而細致，無出其右者。於是她開始如饑似渴地四處尋找魯迅的小說與雜文，對魯迅發表在《京報副刊》及《語絲》上的文章一篇也不漏掉。
1926年，當創造社對魯迅發起筆伐圍攻時，丁玲表示深深的不平與同情。當她得知魯迅參加並領導“左聯”工作時，她激動異常。
1930年5月，潘漢年為“左聯”事找到丁玲和胡也頻談話時，丁、胡夫婦異口同聲，參加“左聯”。9月17日晚，“左聯”在荷蘭餐館聚餐慶祝魯迅50華誕，胡也頻出席了。回來後，胡也頻與丁玲備述與魯迅見麵時的情景，丁玲聽後為之欣喜而感動。
1931年榴花盛開季節，在上海北四川路一所小學校裏召開“左聯”工作會議，丁玲首次參加，也是第一次麵見魯迅。給丁玲最深的印象是：魯迅平易得很，與大家坐在一起像一家人一樣。
丁玲第一次到魯迅家拜訪是在1931年7月30日，這天由馮雪峰陪同前往。原委是，丁玲剛剛接手《北鬥》的編輯工作，為插圖之需，需到魯迅那裏索取幾張版畫。向魯迅說明來意後，魯迅熱情地拿出多張版畫，並一一作了介紹，期間特別向丁玲推薦了珂勒惠支的《犧牲》一幅，魯迅還答應為這幅畫寫個說明。這就是刊發於《北鬥》創刊號上的那一幅。
1931年春，魯迅向丁玲索討《水》的單行本。魯迅也將自己的書，包得整齊四方，有角有棱，贈予丁玲。一日晚間，丁玲、魯迅，還有馮雪峰在一起聊天。丁玲坦率地說：“我有脾氣，不好！”魯迅卻說：“有脾氣有什麼不好？人嘛，總應該有點脾氣的。我也是有脾氣的呢！”大家為之首肯。
1933年5月14日，丁玲在上海被國民黨特務綁架。魯迅與宋慶齡等人多方奔走，全力營救。這迫使國民黨政府不敢承認綁架丁玲是由租界地進行的，更不敢殺人滅口。此外，魯迅又將丁玲近況告訴趙家璧，催其盡早出版丁玲的《母親》，並將丁玲母親的通訊處告知，再三叮囑趙家璧將這筆稿費徑寄丁母之處。
丁玲被捕後，社會上傳言甚多。6月，盛傳丁玲已在南京遇害，魯迅痛惜不已，於6月28日作《悼丁君》詩一首：“如磐夜氣壓重樓，剪柳春風導九秋。瑤瑟凝塵清怨絕，可憐無女耀高丘。”悲慟哀怨之情，溢於詞表。
1933年5月22日，《東亞日報》駐中國特派記者申彥俊應約於內山書店拜訪魯迅。當時申氏問：“在中國現代文壇上，您認為誰是無產階級代表作家？”魯迅毫不猶豫地答道：“丁玲女士才是唯一的無產階級作家。”
1934年，盡管丁玲尚在縲絏之中，魯迅與茅盾共同編選英譯本中國短篇小說集《草鞋腳》時，毅然將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記》與《水》兩篇小說編入集中，交付美國友人伊羅生出版。同時，在魯迅、茅盾合編的《中國左翼文藝定期刊編目》中，對丁玲主編的《北鬥》雜誌，依然作了正麵論述，給予了高度評價。
1936年夏，曹靖華受托將丁玲的消息與請求及時報告給魯迅，魯迅再秘密地跟剛從陝北抵滬的中共中央特派員馮雪峰聯係，馮雪峰即派張天翼到南京與丁玲具體聯絡，之後，丁玲終於逃出南京，奔向陝北。
然而就在這經由西安而北上途中，丁玲接到魯迅溘然長逝的噩耗。她在無限悲戚與痛悼之下，以“耀高丘”的署名，給許廣平發了唁函，內雲：“無限的難過洶湧在我的心頭。我兩次到上海，均萬分想同他見一次，但因為環境的不許可，隻能令我懸想他的病軀和他扶病力作的不屈精神！現在傳來的噩耗……這哀慟是屬於我們大眾的，我們隻有拚命努力來紀念世界上這一顆隕落的巨星，是中國最光榮的一顆巨星！”
丁玲作品精選
我們需要雜文
有一位理論家曾向我說過：“活人很難說，以後談談死人吧。”我懂得這意思，因為說活人常要引起糾紛，而死人是永無對證，要不致有文人相輕，宗派觀念，私人意氣……之譏諷和責難。為逃避是非，以明哲保身為原則自然是很對的。
另外的地方，也有人這樣說，“還是當一個好群眾，什麼意見都舉手吧。”
甚至像這樣應該成為過時的幽怨我也聽到過很多了：“我是什麼東西，說句話還不等於放個屁麼！”
這些意見表現了什麼，表現了我們還不懂得如何使用民主，如何展開自我批評和自由論爭，我們缺乏氣度，缺乏耐心的傾聽別人的意見，同時，也表現了我們沒有勇氣和毅力，我們怕麻煩，我們怕碰釘子，怕犧牲，隻是偷懶——在背地下咭咭咕咕。
有人肯說，而且敢說了，縱使意見還不完全的正確，而一定有人神經過敏的說這是有作用，有私人的黨派，長短之爭。這是破壞團結，是瞎鬧……決不會有人跟著他再論爭下去，使他的理論更至完善。這是我們生活的恥辱。
凡是一樁事一個意見在未被許多人明了以前，假如有人去做了，首先得著的一定是非難。隻有不怕非難，堅持下去的才會勝利。魯迅先生是最好的例子。
魯迅先生因為要從醫治人類的心靈下手，所以放棄了醫學而從事文學。因為看準了這一時代的病症，須要最鋒銳的刀刺，所以從寫小說而到雜文。他的雜文所觸及的物事是包括了整個中國社會的。魯迅先生寫雜文時曾經被很多“以己之短輕人所長”的文人們輕視過，曾經被別人罵過是因為寫不出小說才寫雜文的。然而現在呢，魯迅先生的雜文成為中國最偉大的思想書籍，最輝煌的文藝作品，而使人卻步了。
一定要寫得出像魯迅先生那樣好的雜文才肯下筆，那就可以先下決心不寫。文章是要在熟練中進步的，而文章不是為著榮譽，隻是為著真理。
現在這一時代仍不脫離魯迅先生的時代，貪汙腐化，黑暗，壓迫屠殺進步分子，人民連保衛自己的抗戰的自由都沒有，而我們卻隻會說“中國是統一戰線的時代呀！”
我們不懂得在批評中建立更鞏固的統一，於是我們放棄了我們的責任。
即使在進步的地方，有了初步的民主，然而這裏更須要督促，監視，中國所有的幾千年來的根深蒂固的封建惡習，是不容易鏟除的，而所謂進步的地方，又非從天而降，它與中國的舊社會是相連結著的。而我們卻隻說在這裏是不宜於寫雜文的，這裏隻應反映民主的生活，偉大的建設。
陶醉於小的成功，諱疾忌醫，雖也可以說是人之常情，但卻隻是懶惰和怯弱。
魯迅先生死了，我們大家常常說紀念他要如何如何，可是我們卻缺乏學習他的不怕麻煩的勇氣，今天我以為最好學習他的堅定的永遠的麵向著真理，為真理而敢說，不怕一切。
我們這時代還須要雜文，我們不要放棄這一武器。舉起它，雜文是不會死的。
載1941年10月23日延安《解放日報》
夜
一
羊群已經趕進了院子，趙家的大姑娘還坐在她自己的窯門口捺鞋幫。不時扭轉著她的頭，垂在兩邊肩上的銀絲耳環，便很厲害的搖晃。羊群推擠著朝欄裏衝去，幾隻沒有出外的小羊跳蹦著，被撞在一邊，叫起來了。
鑽聚在這邊窯裏炕上的幾個選舉委員會的委員便陸續從窗口跳了出來。他們剛結束了會議，然而卻還在叮嚀些什麼。捺著鞋幫的清子便又扭轉過來，露出一副粘膩的，又分不清是否含著輕蔑的一種笑容。
被很多問題弄得疲乏了的委員們，望了望天色，藍色的炊煙已經從窯頂上的煙囪裏吐出來而為風吹往四方，他們隻好又重新決定趕到前邊的莊子去吃飯，因為在這晚上還要布置第二天的第一行政村的選舉大會。然而已經三四天沒有回家的指導員卻意外的被準許回家。區黨委的副書記曾為他向大家說了一陣牧畜是很重要的等等的話。他的唯一的牛就在這兩天要生產，而他的老婆是隻能燒燒三頓飯的一個四十多歲了的女人。
招待員從掃著石磨的老婆身邊趕了出來：“已經派好了飯呢。怎的又走了呢？家裏婆姨燒的飯香些麼？”他抓住年輕的代理鄉長的手，鄉長在年下剛娶了一個才十五歲長得很漂亮的妻子，因此，常常會被別人善意的拿來取笑著。
站在大門口看對山盛開的桃花的又是那發育的很好的清子。長的黑的發辮上紮著粉紅的絨繩。從黑坎肩的兩邊伸出著條紋花布袖子的臂膀，高高的舉起，撐在門柱上邊。十六歲的姑娘，長得這樣高大，什麼不夠法定年齡，是應該嫁人的了啊！
在橋頭上分了手。大家都朝南走，隻有何華明獨自往北向著回家的路上。他還看見那倚在門邊的粗大姑娘，無言的眺望著遼遠的地方。一個很奇異的感覺，來到他心上，把他適才在會議上弄得很糊塗了的許多問題全趕走了。他似乎很高興，跨著輕快的步子，吹起口哨來。然而卻又忽然停住，他幾乎說出聲音來的那麼自語了：“這婦女就是落後，連一個多月的冬學都動員不去的，活該是地主的女兒，他媽的，他趙培基有錢，把女兒當寶貝養到這樣大還不嫁人……”
他有意的搖了一下頭，讓那留著的短發拂著他的耳殼，接著便把它抹到後腦去，像抹著一層看不見的煩人的思緒，於是他也眺望起四周來，天已經快黑了。在遠遠的兩山之間，停著厚重的錠青色雲塊，那上邊有幾縷淡黃色的水波似的光，很迅速的又是在看不見的情形中變幻著。山的顏色和輪廓都也模糊成一片，隻給人一種沉鬱之感，而人又會多想起一些什麼來的。比較明亮的西邊山上，人還跟在牛的後邊，在鬆的田地裏走來走去。也有背著犁，把牛從山坡上趕回家去的。隻有這作為指導員的他還讓土地荒著。二十天來，為著這鄉的什麼選舉，回家的次數就更少，簡直沒有上過一次山。相反的，就是當他每次回家之後聽到的抱怨和嘮叨也就更多。
其實每當他看見別人在田地裏辛勞著的時候，他就要想著自己那幾坰等著他去種的土地，而且一意識到在最近無論怎樣都還不能離開的工作，總是說不出的一種痛楚。假如有什麼人關切的問著他，他便把話拉開去。他在人麵前說笑，談問題，做報告，而且在村民選舉大會的時候，還被人拉出來跳秧歌舞，唱迷胡，他有被全鄉的人所最熟稔和歡迎的嗓子，然而他不願同人說到他的荒著的田地，他隻盼望著這選舉工作一結束，他便好上山去，那土地，那泥土的氣息，那強烈的陽光，那伴著他的牛都在呼喚著他，同他的生命都是不能分離開來的。
轉到後溝的時候，已經全黑下來了，靠著幾十年的來來去去，和習慣了在黑處的視覺，他仍舊走的很快。而思緒也很快的轉著。他是有很久的曆史，很多可紀念的事同這條凶險、幽僻的深溝一道寫著的。當他還小的時候，他在這裏為了追一條麂子跑到有叢林的地帶去而遇見豹的危險故事。他也曾離開過這裏，挾著一個小包卷去入贅在老婆的家中，那時他才廿歲，她雖說已經三十二歲了，可是即使現在他也不能在回憶中搜出一個難看的印象。不久，他又牽了馱著老婆的小驢回來了。什麼地方埋葬過他的一歲的兒子，和什麼地方是安睡著他四歲女兒的屍體，無論在怎樣的深夜他都能看見。而且有一年多他們在這溝裏簡直隻能在夜晚才能動作。那個小隊長不就是被打死在那棵大榆樹邊的麼？那時他正在赤衛隊。他自從做了指導員以來常常弄得很晚才回家，而這些過去的印象帶著一些甜蜜、辛酸和興奮來撫慰著這個被很多艱深的政治問題和工作的繁難弄得頭昏了的他，因此他對於這孤獨的夜行，雖說還不能說養成為一種愛好，但卻實在是並不討厭的。
兩邊全是很高的山，越走樹林越多，汩汩的響著的水流，有時在左，有時在右。在被山遮成很窄的一條天上，有些很冷靜的星星，眨著眼來望他。微微的南風，在身後斜吹過來，總帶著一些熟悉的卻也分不清是什麼的香味。遠遠的狗在叫了，有一兩顆黃色的燈光在暗處。他的小村是貧窮的，幾乎是這鄉裏最窮的小村，然而他愛它，隻要他看見那堆在張家窯外邊的柴堆，也就是村子最外邊的一堆柴，他就格外有一種親切的感覺。而他常常還以為驕傲的是在這隻有二十家人家中卻有廿八個是更親密的同誌，共產黨的黨員。
當他走上那寬坦的斜坡路，就走得更快了，他奇怪為什麼這半天他幾乎完全把他的牛忘記了。他焦急的要立刻明白這個問題。生過了呢？還是沒有：平安無事呢，還是壞了？而在平日閑空時曾幻想過的一條小牛，同她母親一模一樣卻是喜歡跳蹦的那影子倒完全沒有了。
他急急的便爬到了家，朝著關牛的地方奔去。
二
第二次從牛的住處回來後，老婆已經把炕上收拾好，而她自己卻仍坐在灶門前，並不打算睡。她凝視著他，忍著什麼，不說話。但他卻在她臉上的每條皺紋裏，看出都埋伏得有風暴，習慣使他明白，除了披上衣，趕快出門是不能避免的。然而時間已經很晚了，加上他的牛……他嫌惡的看著她已開始露頂的前腦，但為了省去一場風波便隻好不去理她，而且在他躺下去時便說：“唉，實在熬！”他這樣說。也不過表示他的不願意吵架。希望那女人會因為他疲乏而饒了他。
然而有一滴什麼東西落在地下了，女人在哭，先是一顆兩顆的，後來眼淚便在臉上開了許多條河流不斷的流著。微弱的麻油燈，照在那滿是灰塵的黃發上，那托著腮頰的一隻瘦手在燈下也就顯出怕人的蒼白。她輕輕的埋怨著自己，而且詛咒：“你是應該死的了，你的命就是這樣壞的呀！活該有這末一個老漢，吃不上穿不上是你的命嘛……”他不願說什麼，心裏又惦著牛，便把身子朝窯外躺著。他心裏想：“這老怪，簡直不是個‘物質基礎’，牛還會養仔，她是個什麼東西，一個不會下蛋的母雞。”什麼是“物質基礎”呢，他不懂，但他明白那意思，就是說那老東西已經不會再生娃的了。這是從這區黨委副書記那裏聽來的新名詞。
他們兩人都極希望再有個孩子，他需要一個幫手，她一想到她沒有一個靠山便傷心，可是他們卻更不和氣，她罵他不掙錢不顧家，他罵她落後，拖尾巴，自從他做了這鄉的指導員以後，他們便更難以和好，像有著解不開的仇恨。
以前他們也吵架的，但使她更難過的是他越來越厲害的沉默。好像他的脾氣變得好了，而她的更壞，但她感覺得他離去的更遠，她毫不能把握住他。她要的是安適的生活，而他到底要什麼呢，她不懂，簡直是荒唐。更其令她傷心的，是她明白她老了，而他年輕，她不能滿足他，引不起他絲毫的興趣。
她哭得更厲害，捶打著什麼，大聲詛罵，她希望能激怒他。而他卻平靜的躺著，用著最大的力量壓住自己的嫌厭，一個壞念頭便不覺的又來了：“把幾坰地給了她，咱也不要人燒飯。做個光身漢，這窯，這鍋灶，這碗碗盞盞全給她。我拿一副鋪蓋，三兩件衣服，橫豎沒娃，她有土地，家具，她可以撫養個兒子，咱就……”仿佛感覺到一種獨身的輕鬆，翻了一個身，一隻暖烘烘的貓正睡在他側邊，被他一打，躬著身子走了一步又躺下了。這貓被養了三年，是隻灰色的貓，他並不喜歡這個家的，然而卻很喜歡這隻灰貓，每當他受苦回家後，它便偎在他身邊，躺在熱炕上等著老婆把飯燒好了拿上來。
老婆還在生氣，他擔心她失錯把她旁邊孵豆芽的缸打破，他是很歡喜吃豆芽的。但他卻不願說話，他又翻過身去。腳又觸到炕角上的簍子，那裏邊罩了一窠新生的小雞，因為被驚，便啾啾的叫了起來。
“知道我身體不成，總是‘難活’，連一點忙都不幫，草也是我鍘的，牛要生仔，也不管……”她好像已經站了起來，他怕她跑過來，便一溜下炕，往院子裏去了。他心裏卻還在賭氣的說：“牛，小牛都給你。”
半個月亮倒掛在那麵山頂上邊，照得院子有半邊亮。一隻狗躺在院當中，看見他便站起來走過一邊去。他信腳又到了牛欄邊，槽裏還剩下很多的草。牛躺在暗處，輕輕的噴著鼻子，“媽的，為什麼還不生呢！”便焦急的想起明天的會。
他剛要離開牛欄的時候，一個人影橫過來，輕聲的問著：“你的牛生仔了沒有？”這人一手托著草筐，一手撐在牛欄的門上，擋住他出來的路。
“是你，侯桂英。”他嘎聲的說了。心不覺的跳得快了起來。
侯桂英是他間壁的青聯主任的妻子，丈夫才十八歲，而二十三歲了的她卻總不歡喜，她曾提出過離婚。她是婦聯會的委員，現已被提為參議會的候選人。
這是第三次還是第四次了，當他晚上起來喂牲口時，她也跟著來喂，而且總跟過來說幾句話，即使白天見了，她也總是眯著她那單眼皮的長眼笑。他討厭她，恨她，有時就恨不得抓過來把她撕開把她壓碎。
月亮光落在剪了的發上，落在敞開的脖子上，牙齒輕輕的咬著嘴唇，她望著他。他也呆立在那裏。
“你……”
他感到一個可怕的東西在自己身上生長出來了，他幾乎要去做一件嚇人的事，他可以什麼都不怕的。但忽然另一個東西壓住了他，他截斷了她說道：“不行的，侯桂英，你快要做議員了，咱們都是幹部，要受批評的。”於是推開了她，頭也不回的，走進自己的窯裏去。老婆已經坐到炕上，好像還在流眼淚。
“唉！”他長長的抽了一口氣，躺到了炕上。
像經過了一件大事後的那麼有著應有的鎮靜。像想著別人的事件似的想著適才的事。他覺得很滿意。於是他喊他的老婆：“睡吧，牛還沒有養仔呢，怕要到明天。”
老婆看見他在說話了，便停止了哭泣。吹熄了燈。
“這老家夥終是不成的，好，就讓她燒燒飯吧。鬧離婚印象不好。”
然而院子裏的雞叫了。老婆已脫了衣服，躺在他側邊，她嘮叨的問著：“明天還要出去麼？什麼開不完的會……”“牛是又怕侍候不成了……”但他已經沒有很多時間來想牛的事，他需要睡眠，他闔著眼，努力去找瞌睡，卻隻見一些會場，一些群眾，而且聽到什麼“宣傳工作不夠羅，農村落後呀，婦女工作等於零……”等等的話。他一想到這裏，就免不了煩躁，如何能把農村弄好呢，這裏沒有做工作的人呀。他自己是個什麼呢，他什麼也不懂。他沒有住過學，不識字，他連兒子都沒有一個，而現在他做了鄉的指導員，他明天還要報告開會意義……。
“第一要發揚民主才能抗戰勝利；第二，三三製就是……”窗戶紙在慢慢變白，間壁已經有人起身了。而何華明卻剛剛沉入在半睡眠狀態中，黃瘦的老婆已經睡熟了，有一滴眼淚嵌在那凹下去了的眼角上。貓又睡在他側邊，沉沉的打著鼾。映在曙光裏的這窯洞倒也顯得很溫暖，很甜適。天漸漸的大亮了。
一九四一年六月
憶?靳?以
靳 以 傳 略
靳以（1909—1959），作家。天津人。原名章方敘，字正侯，筆名靳以（三十年代起用）。1932年畢業於複旦大學國際貿易係。抗戰期間任重慶複旦大學教授，兼任《國民公報》副刊《文群》編輯。1940年在永安與黎烈文編《現代文藝》。又任教於福建師專。1944年回重慶複旦大學，勝利後隨校遷回上海，任國文係主任，與葉聖陶等合編《中國作家》。1933年起，先後與鄭振鐸合編《文學季刊》，與巴金合編《文學月刊》。建國後，曆任滬江大學教務長、教授，複旦大學教授，《收獲》主編，中國作協書記處書記，中國作協第一、二屆理事和上海分會副主席。是第二屆全國人大代表。出版有《貓與短簡》、《霧及其他》、《血與火花》、《聖型》、《珠落集》、《洪流》、《前夕》、《江山萬裏》，散文集《幸福的日子》、《熱情的讚歌》等。
1959年11月7日淩晨，靳以因心髒病第三次複發而在上海離開人世，離開了他一生熱愛而傾心的文學事業。
悼?靳?以
冰?心
我寫下這篇短文的題目，我的眼淚忽然落在紙上了。靳以！我——你的“大姐”，會來寫悼念你的文章，這不是極其不幸的事情麼？靳以，你死的太早了！
十月革命節的那一天，我在兩個會的中間，回家來換衣服，在我的書桌上，有人留了一張字條，上麵說：“我們特來告訴您一件不幸的消息：靳以同誌已於今天零時十六分在上海因心髒病逝世了……”燈光下我匆匆看了一遍，全身震動起來了，在進城去的車上，我的手掌裏還緊緊地捏著這一張紙，腦子裏旋轉著這二十多年中你給我的一盆旺火般的形象。
你拿我當大姐姐看待，我也像一個大姐姐對待小弟弟一般，很少當麵誇過你。但是你是一個多麼熱情，多麼正直，又是一個多麼淳厚的青年嗬！
我說青年，是想起我們第一次見麵的情景：二十多年前，你和巴金兩個人一起來看我；你也許不記得了，那是一個初夏的早晨，我的桌上供著一瓶鮮紅的玫瑰，你坐在桌邊的一張椅子上，正向著窗外湧瀉進來的陽光。你的臉和玫瑰花一樣，也是紅撲撲的，有著雙眼皮的充滿著朝氣的大眼，流溢著熱情淳厚的光輝。
這二十多年中，我不斷地見到你，你的臉上一直是紅撲撲的。你的談話，總是熱情的，總是火一般地勃勃地向上的。解放以後，你的熱情的火，挑得更旺了，你從心裏感到自己的幸福。你走進“祖國的每一個角落”，鑽到“劈山倒海的英雄人物”中間，去接近他們，歌唱他們，你從黑夜唱到黎明，唱著不完的幸福和熱情的讚歌！
你送我的那本散文集——《江山萬裏》，就立在我伸手能及的書架上，它常常提醒我說：“看小弟弟跑得多快，跑得多遠，你，做大姐姐的，還不快快趕上麼？”
就在前幾天的夜裏，我還在燈下細讀你在《人民文學》十一月號上發表的那篇散文：《跟著老馬轉》。最後的一段，讀來使我心弦跳動！你寫老馬：“他的臉紅通通，正像初升的太陽；兩隻眼睛冒著青春的光輝。”這不正是你自己的寫照麼？你又寫：“他緊緊地握著我的手，使我深切地感到他滿心快樂和無窮的力量，我也非常激動，簡直不知道該向他說些什麼才好。我本來應該好好安慰他幾句，讓他好好工作幾年，保重身體，不要太累，不要跑得太快，免得上氣不接下氣……”我不是聽說過，你在最近一次的勞動中，就是累得“上氣不接下氣”，而送到醫院去急救麼？你對自己說的話，卻不是“保重身體，免得太累”，而是：“你跑吧……隻要我們跟著黨跑，我們黨永遠不會錯，也永遠不會疲乏！”
靳以，我相信，在你的心髒停止跳動的時候，你沒有也不會感到疲乏，而是感到滿心幸福！
今年夏天，“跟著黨跑”了許多年的你，被光榮地接受到偉大隊伍裏了。當我看到為你發出的訃告是，在你的許多工作頭銜的最後，還有“中國共產黨預備黨員”的字樣，做大姐姐的是如何地為你歡喜，而又如何地自慚啊！
你總是不斷地鼓勵我的——記得那還是籌備《收獲》的時期吧，一個冬天的早晨，一輛汽車飛也似地開到我的門口，你，一陣旋風似地卷上了樓，身上穿著一件簇新的皮大衣。我笑說：“好呀，這皮大衣給我帶來了一屋子的熱氣！”你也笑了說：“我要到蘇聯去了，這是行裝的一部分——告訴你，我們要辦一個新文學刊物了，名字就叫《收獲》，你對這名字有意見沒有？你可要給這刊物寫文章嗬，我就是為這個來的。”
此後，就是一九五七年的春天，我到了上海的第二天清早，桌頭的電話響了，又是你的聲音！你歡迎我到上海，你要帶我去參觀魯迅紀念館，去逛城隍廟，吃飯，買糖……最後還是要我為《收獲》寫文章。那一天我們玩得多好！我們在魯迅的像下徘徊，談了許多他生前的故事。城隍廟那一家你常去的小館，名字我已經忘記了，可是我們擠坐在許多勞動者中間，在小小的一張白木桌上，我們吃得多香甜嗬！說到寫文章，我卻辜負了你的希望，我真是寫得太少也太壞嗬！
我常想，人一過了中年，不可避免地會常常得到關於朋友的“不幸的消息”，去年的十月底，在莫斯科音樂大廈的台上，坐在我身邊的巴金，忽然低低地對我說：“你不要難過，告訴你一個不幸的消息，振鐸的飛機出事了！”去年的年底，我在北京家裏，吳曉鈴一清早打了一個電話來，說：“您不要難過，告訴您一個不幸的消息，羅莘田先生昨天下午去世了！”
我怎能不難過呢？一個熱情，正直，淳厚的朋友，是人生中最可寶貴的財產。喪失了一個，就永遠少了一個，雖然我們還不斷地可以交到新的朋友，而我們的老朋友，他們每一個人，在我們心中都有他們自己的地位，別人是沒有法代替的！
放心吧，靳以，在大家一同躍進的時代，讚歌總是有人唱的，而且這唱歌的隊伍還會越來越龐大，歌唱的聲音也會越來越洪亮。我，你的大姐姐，決不再“濫竽充數”，我的嗓子雖然不好，但是我將永遠學習著唱，永遠不斷地高聲地唱！
1959年11月9日夜
靳以與《收獲》
1956年，靳以等一群天真而不懂政治，以文學為自己畢生追求，以純真之心想為新中國添磚加瓦的文人，正在為創辦《收獲》這樣一份純創作的大型刊物忙碌著。
這年的11月，靳以受命出訪蘇聯。11月3日，他在上級催促下匆匆離開上海奔赴北京，然而等到15日才得以離京啟程。在北京等待逗留的短短10天裏，他忙不迭跑遍了老朋友的住所，忙不迭告知要辦《收獲》的消息，並立即著手組稿。
“《收獲》當時是中國作協的刊物，作協書記處委托靳以辦的。作協的幾位負責同誌過去都是靳以主編的刊物的撰稿人。有一次大家在一起談到靳以從前編輯的大型刊物，為了體現‘雙百’方針，有人建議讓他創辦一份純創作的大型刊物，靳以也想試一試，連刊物的名字也想好了。我沒有發表意見，說真話，各種各樣的大會小會幾乎把我的精力消耗光了，我隻盼望多放幾天假，讓我好好休息。因此我沒有參加《收獲》的籌備工作。靳以對我談起一些有關的事情，我也隻是點點頭，講不出什麼。我答應做一個編委。連我在內，編委一共十三人。我說：‘編委就起點顧問的作用吧，用不著多開編委會。’《收獲》的編委會果然開得少。刊物在北京印刷發行，因為靳以不願把家搬到北京，編輯部便設在上海，由靳以主持。大約在創刊前三四個月，有天晚上靳以在我家聊天，快要離開的時候，他忽然嚴肅地說：‘還是你跟我合編吧，像以前那樣。’就隻有這麼一句，我回答了一個字：‘好’。一九三六年他到上海編輯《文學月刊》，就用了我們合編的名義。我們彼此信任。”
在巴金先生的這段話中，提到1936年靳以與他合編《文學月刊》的往事。合編，對於他們來說，就是由靳以主持具體編務，坐編輯室，而他們兩人之間又互通有無。由於“彼此信任”，所以不分你我。若靳以有事不能分身，巴金先生會為刊物做完所有的事。所以，當靳以誠邀巴金與他合編《收獲》時，此一句：“像以前一樣”，彼一句：“好”，如此簡單，一錘定音，蘊含著他們之間怎樣的信任和默契！
靳以作品精選
一?人?班
在地上用粉塊寫著尺大的三個“飛白”字：“一人班”。
這是在什刹海的最南邊，隔了一麵殘缺的牆，就是奔馳著車馬的大路了，暫時閑散下來的車夫，把身子俯在牆上，望了下來；在北麵和西麵，疏落地圍了幾個人（那還是以孩子為多），凝神地看著的卻是一個像在扭打著的兩個人型，穿了人的衣帽。上半身好像沒有什麼動作，兩個人的四隻腳，卻極生動地踢著，絆著，還耍出來摜交的著數。那些小孩子們真是為那驚險的過節所抓住了，愕然地睜大了烏黑的眼睛，有的把手指含在嘴裏都忘記拿出來，口涎就順著手淌了下來。他們好像是真在為那將被摜到地上的一個擔著心，果然，洞的一聲，兩個人都倒下去了，於是從一個人的身子裏鑽出一個頭來，那兩個套褲青靴裏，又縮出兩隻手來。
他是那麼老的一個人，他的臉好像是被汗洗了一樣，他把所有的和氣都堆在他的笑容裏，他打著躬，把兩隻手合攏來作著揖。
“先生，您多捧捧，玩意兒是假的，就說這點兒力氣。……小的今年七十二了，大熱的天，唉，也是沒有法子！”
他朝著這麵打過了躬，又朝著那麵，他那呆滯的眼睛隨著一個兩個的銅元落到地上，那些車夫們哄哄地笑著，小孩子們抹抹汙穢的臉，一溜煙跑散了。
他抹抹汗，站在那裏，偶然是輕輕地歎息了一聲。他不像那些江湖人朝著那些散去的人投著諷罵的話，他是以懇切的眼光望著那些人，也許希望著他們會不經意地回過頭來，看見他的眼睛動了心不忍離去，“您不給錢也不要緊的，”他的眼睛好像在說，“您站在這兒，到底也給我助個威，引來些別的主顧。”
四散的人並沒有一個回過頭來，那麵涼棚上的鑼鼓在熱鬧地敲著，更使他們的腳步快了一些。
他莫可奈何地苦笑著，彎下身去把地上的三四個銅元拾了起來，仔細地擦去了塵土放在腰袋裏。
他撫摸著頷下花白胡子，擦去了附著在那上麵的汗水，然後就長長地吸了一口氣，又把頭鑽到裏麵去，兩隻手插到靴筒裏。他是像馬一樣地伏著，腳和手都踏著地，他是以自己的腳踢著自己的手，或是用自己的手打著自己腳。
車夫們又把身子伏在牆頭上看著，新來的遊人停住了腳，曾經看過的嗤笑著走過去了，小孩子們又圍了上來。地上的塵土有些飛揚起來，扭打著的兩個人像是更出力地纏著。有的時候一個像是要倒下去了，卻又猛然地站定了腳，有的時候這個人的腳絆了那個人的，暫時地停頓著，正像那些摜交的人在靜止中思索著怎樣來運用智力以求克服對方。就試探著，撥著，挑著，突然一個大轉身，有一個人就猛然地坐下去了。這一次跌得更重一些，圍看的人大聲地嘩笑著；可是看到已經跌下去，就開始移動著腳步。手和頭又縮出來了，從那地位上看，方才發著音響正是由於他的頭觸在地上。當著他向四方打躬拱手的時候，他還時時地用一隻手撫摸著他那光亮的頭頂。那上麵已經沒有一根毛發，是老年使他如此呢，還是為生活的撞擊到了這樣的地步呢？
他仍然是笑望著那些走開去的人，他沒有一句怨言，別人把錢丟下來了，他總不忘記朝著那麵拱拱手。
重重疊疊的皺紋，為他記下了人生的經曆，他知道他的路是短了，也狹了。怎麼樣能和那些以美色炫耀著的，有精巧技藝的去爭勝呢？汗水打著腳背，汗水打著塵埃，他已經到了該歇息的年歲了。
收地租的警察，帶了帆布袋子和紙簿來了，用熟稔的語調來和他說：“怎麼樣，今兒個？”“先生，您回頭再辛苦一趟吧，我——我還沒有打下錢來呢！”
也許有淚水在他的眼睛裏漲滿了，用低緩的聲音說過後，就含著笑，恭敬地打著躬，那個警察也沒有說一句話，轉向別的地攤去了。他就又把頭鑽了進去。
太陽又沉下些去，把樹的陰影映成更高大的鋪在地上，一片荷塘被嘈雜的聲音攪成汙濁的了，晚風飄著；汗水還是濕透了他的全身，想到了這一天，也許就打了一個寒戰。
鳥?和?樹
鳥的王國該是美麗的吧，不然怎樣會引起那個老雅典人的憧憬？（這是希臘的喜劇家阿裏斯多芬在他的劇作《鳥》中暗示給我們的）佛朗士又說到企鵝的國度，但是在真實的世界上哪一個角落裏，有這樣的國家呢？治理各國家的雖然也用兩隻腳支持他們的體重，可是他們既不能飛，又不能唱；但是他們是萬能的人類中的萬能者，承受萬人的膜拜和愛戴，役使萬人，也使萬人成為孤寡。
使人類添加一分幸福一分喜悅的，該不是人類本身的事。清晨，窗外的鳥聲就把我從煩苦的夢境中抓回來了，我張大了眼睛望不到；可是我的兩隻耳朵，全被那高低的鳴囀充盈了。被露水洗清的高樹，巨人般地站在我的窗前，使它的枝葉晃動的，該是那跳躍的，飛翔的大小的快樂的鳥呢？如果我有雙羽翼，也該從窗口飛上枝頭了。可惜我那暗啞低沉的音調，即使是一隻鳥，也隻好做一隻不會歌唱的含羞的鳥。
是什麼樣的叫出那清越的高音，是什麼樣的叫得那麼曲折婉轉？是什麼樣的叫得那麼短促那麼急，更是什麼樣的叫得像貓，又像一支哀怨的洞蕭？還有那快樂的，細碎的，忘卻人間一切苦痛的，在為那不同的鳴叫擊著輕鬆的拍子。以不同的心和不同的聲音高囀低鳴的眾鳥啊，都不過使這個世界更豐富些而已。
可是當我站到樹的下麵，以虔誠的心想來靜聆它們的鳴叫，我的身影就使它們驚逃飛散了。這卻使我看到它們華麗的羽毛，翠綠的，血紅的，在藍天的海上漂著，我極自然地心裏說：“山野間怎麼能有這樣好看的鳥！”——隨即領悟到鳥對於人類的厭惡不是無端的了。
是的，人類慣於把一些樊籠和枷鎖加在其他生物的身上或頸項上，隻是為了自己的貪欲，所以鳥該是不愛人類的，可是它卻愛樹，那沉默的大樹伸出枝葉去，障住了陽光，也遮住風雨，可以安置它的巢，也可以供它短暫的休憩。它站在山邊，站在水旁，給遠行人留下最後的深刻的影子；招致倉皇的歸鳥，用殘餘的力量，迅速飛向枝頭，它就是那麼挺然地站著，那臃笨的身軀抵住風雨的搖撼，小小的鳥啊，在它的枝幹間自在地跳躍。
如果我是一株樹啊，我要做一株高大粗壯的樹，把我的頂際插入雲端，把我的枝幹伸向遼遠。我要看得深遠，當著太陽沉下去了，我用我的全心來迎接四方八麵的失巢的小鳥，要它們全都棲息在我的枝幹間，要它們全能從我的身上得著一份溫暖，用我的汁液作為它們的養料，我還為它們抵擋風雨的侵蝕，我想那時候它們該真心愛我了，因為我已經不是那個屬於使它們厭惡的人類中的，我失去了那份自私和貪鄙，為了小鳥的幸福我情願肩起最辛苦最沉重的擔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