憶 錢 鍾 書
錢鍾書傳略
錢鍾書（1910—1998），中國著名學者、現代文學研究家、作家、文學史家、古典文學研究家。江蘇無錫人。字默存，號槐聚，筆名中書君。
1910年生於江蘇無錫，1933年畢業於清華大學外國語文係，獲文學學士學位。1933年—1935年在上海光華大學任外文係講師。1935年赴英國留學。1937年畢業於英國牛津大學英文係，獲副博士學位，後赴法國巴黎大學研究院研究法國文學。1938年回國，曾任昆明西南聯合大學外文係、湖南師範學院、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學院、上海暨南大學外語係教授，國立師範學院英語係主任，北京圖書館英文館刊顧問，南京中央圖書館外文部總纂。
建國後，曆任清華大學外文係教授，北京大學、中國科學院、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古典文學組研究員，中共中央宣傳部《毛澤東選集》英文編譯委員會委員，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毛選英文編譯定稿小組成員。1953年任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哲學社會科學部學部一級研究員。“文革”中受衝擊。1982年起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1993年免）、文學所研究員。1993年被聘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特邀顧問。
其治學采用貫通中西、古今互見的方法，融彙多種學科知識，探幽入微，鉤玄提要，在當代學術界自成一家。其長期致力於中國和西方文學的研究。主張用比較文學、心理學、單位觀念史學、風格學、哲理意義學等多學科的方法，從多種角度理解和評價文學作品。著有散文集《寫在人生邊上》，短篇小說集《人？獸？鬼》，長篇小說《圍城》，選本《宋詩選注》，文論集《七綴集》、《談藝錄》及《管錐篇》（五卷）等。《管錐篇》曾獲第一屆國家圖書獎。
寫《圍城》的錢鍾書①
楊?絳
要認識作者，還是得認識他本人，最好從小時候起。
鍾書一出世就由他伯父抱去撫養，因為伯父沒有兒子。據錢家的“墳上風文”，不旺長房旺小房；長房往往沒有子息，便有，也沒出息，伯父就是“沒出息”的長子。他比鍾書的父親大十四歲，二伯父早亡，他父親行二，叔父行四，兩人是同胞雙生，鍾書是長孫，出嗣給長房。伯父為鍾書連夜冒雨到鄉間物色得一個壯健的農婦；她是寡婦，遺腹子下地就死了，是現成的好奶媽（鍾書稱為“姆媽”）。姆媽一輩子幫在錢家，中年以後，每年要呆呆的發一陣子呆，家裏人背後稱為“癡姆媽”。她在鍾書結婚前特地買了一隻翡翠鑲金戒指，準備送我做見麵禮。有人哄她那是假貨，把戒指騙去，姆媽氣得大發瘋，不久就去世了，我始終沒見到她。
鍾書自小在大家庭長大，和堂兄弟的感情不輸親兄弟。親兄弟、堂兄弟共十人，鍾書居長。眾兄弟間，他比較稚鈍，孜孜讀書的時候，對什麼都沒個計較，放下書本，又全沒正經，好像有大量多餘的興致沒處寄放，專愛胡說亂道。錢家人愛說他吃了癡姆媽的奶，有“癡氣”。我們無錫人所謂“癡”，包括很多意義：瘋、傻、憨、稚氣、騃氣、淘氣等等。他父母有時說他“癡顛不拉”、“癡舞作法”、“嘸著嘸落”（“著三不著兩”的意思——我不知正確的文字，隻按鄉音寫）。他確也不像他母親那樣沉默寡言、嚴肅謹慎，也不像他父親那樣一本正經。他母親常抱怨他父親“憨”。也許鍾書的“癡氣”和他父親的憨厚正是一脈相承的。我曾看過他們家的舊照片。他的弟弟都精精壯壯，唯他瘦弱，善眉善眼的一副忠厚可憐相。想來那時候的“癡氣”隻是稚氣、騃氣，還不會淘氣呢。
鍾書周歲“抓周”，抓了一本書，因此取名“鍾書”。他出世那天，恰有人送來一部《常州先哲叢書》，伯父已為他取名“仰先”，字“哲良”。可是周歲有了“鍾書”這個學名，“仰先”就成為小名，叫作“阿先”。但“先兒”、“先哥”好像“亡兒”、“亡兄”，“先”字又改為“宣”，他父親仍叫他“阿先”。（他父親把鍾書寫的家信一張張帖在本子上，有厚厚許多本，親手帖上題簽“先兒家書（一）（二）（三）……”；我還看到過那些本子和上麵貼的信。）伯父去世後，他父親因鍾書愛胡說亂道，為他改字“默存”，叫他少說話的意思。鍾書對我說：“其實我喜歡‘哲良’，又哲又良——我閉上眼睛，還能看到伯伯給我寫在練習簿上的‘哲良’。”這也許因為他思念伯父的緣故。我覺得他確是又哲又良，不過他“癡氣”盎然的胡說亂道，常使他不哲不良——假如淘氣也可算不良。“默存”這個號顯然沒有起克製作用。
伯父“沒出息”，不得父母歡心，原因一半也在伯母。伯母娘家是江陰富戶，做顏料商發財的，有七八隻運貨的大船。鍾書的祖母娘家是石塘灣孫家，官僚地主，一方之霸。婆媳彼此看不起，也影響了父子的感情。伯父中了秀才回家，進門就挨他父親一頓打，說是“殺殺他的勢氣”；因為鍾書的祖父雖然有兩個中舉的哥哥，他自己也不過是個秀才。鍾書不到一歲，祖母就去世了。祖父始終不喜歡大兒子，鍾書也是不得寵的孫子。
鍾書四歲（我紀年都用虛歲，因為鍾書隻記得虛歲，而鍾書是陽曆十一月下旬生的，所以周歲當減一歲或二歲）由伯父教他識字。伯父是慈母一般，鍾書成天跟著他。伯父上茶館，聽說書，鍾書都跟去。他父親不便幹涉，又怕慣壞了孩子，隻好建議及早把孩子送入小學。鍾書六歲入秦氏小學。現在他看到人家大講“比較文學”，就記起小學裏造句：“狗比貓大，牛比羊大”；有個同學比來比去，隻是“狗比狗大，狗比狗小”，挨了老師一頓罵。他上學不到半年，生了一場病，伯父舍不得他上學，借此讓他停學在家。他七歲，和比他小半歲的常弟鍾韓同在親戚家的私塾附學，他念《毛詩》，鍾韓念《爾雅》。但附學不便，一年後他和鍾韓都在家由伯父教。伯父對鍾書的父親和叔父說：“你們兩兄弟都是我啟蒙的，我還教不了他們？”父親和叔父當然不敢反對。
其實鍾書的父親是由一位族兄啟蒙的。祖父認為鍾書的父親笨，叔父聰明，而伯父的文筆不頂好。叔父反正聰明，由伯父教也無妨；父親笨，得請一位文理較好的族兄來教。那位族兄嚴厲得很，鍾書的父親挨了不知多少頓痛打。伯父心疼自己的弟弟，求了祖父，讓兩個弟弟都由他教。鍾書的父親挨了族兄的痛打一點不抱怨，卻別有領會。他告訴鍾書：“不知怎麼的，有一天忽然給打得豁然開通了。”
鍾書和鍾韓跟伯父讀書，隻在下午上課。他父親和叔父都有職業，家務由伯父經管。
每天早上，伯父上茶館喝茶，料理雜務，或和熟人聊天。鍾書總跟著去。伯父化一個銅板給他買一個大酥餅吃（據鍾書比給我看，那個酥餅有飯碗口大小，不知是真有那麼大，還是小兒心目中的餅大）；又化兩個銅板，向小書鋪子或書攤租一本小說給他看。家裏的小說隻有《西遊記》、《水滸》、《三國演義》等正經小說。鍾書在家裏已開始囫圇吞棗地閱讀這類小說，把“同獃子”讀如“豈子”，也不知《西遊記》裏的“獃子”就是豬八戒。書攤上租來的《說唐》、《濟公傳》、《七俠五義》之類是不登大雅的，家裏不藏。鍾書吃了酥餅就孜孜看書，直到伯父叫他回家。回家後便手舞足蹈向兩個弟弟演說他剛看的小說：李元霸或裴元慶或楊林（我記不清）一錘子把對手的槍打得彎彎曲曲等等。他納悶兒的是，一條好漢隻能在一本書裏稱雄。關公若進了《說唐》，他的青龍堰月刀隻有八十斤重，怎敵得李元霸的那一對八百斤重的錘頭子；李元霸若進了《西遊記》，怎敵得過孫行者的一萬三千斤的金箍（我們在牛津時，他和我講哪條好漢使哪種兵器，重多少斤，曆曆如數家珍）。妙的是他能把各件兵器的斤兩記得爛熟，卻連阿拉伯數字的1、2、3都不認識。鍾韓下學回家有自己的父親教，伯父和鍾書卻是“老鼠哥哥同年伴兒”。伯父用繩子從高處掛下一團棉花，教鍾書上、下、左、右打那四棉花，說是打“棉花拳”，可以練軟功。伯父愛喝兩口酒。他手裏沒多少錢，隻能買些便宜的熟食如醬豬舌之類下酒，哄鍾書那是“龍肝鳳髓”，鍾書覺得其味無窮。至今他喜歡用這類名稱，譬如洋火腿在我家總稱為“老虎肉”。他父親不敢得罪哥哥，隻好伺機把鍾書抓去教他數學；教不會，發狠要打又怕哥哥聽見，隻好擰肉，不許鍾書哭。
鍾書身上一塊青、一塊紫，晚上脫掉衣服，伯父發現了不免心疼氣惱。鍾書和我講起舊事，對父親的著急不勝同情，對伯父的氣惱也不勝同情，對自己的忍痛不敢哭當然也同情，但回憶中隻覺得滑稽又可憐。我笑說：痛打也許能打得“豁然開通”，擰，大約是把竅門擰塞了。鍾書考大學，數學隻考得十五分。
鍾書小時候最樂的事是跟伯母回江陰的娘家去；伯父也同去（堂姊已出嫁）。他們往往一住一兩個月。伯母家有個大莊園，鍾書成天跟著莊客四處田野裏閑逛。他常和我講田野的景色。一次大雷雨後，河邊樹上掛下一條大綠蛇，據說是天雷打死的。伯母娘家全家老少都抽大煙，後來伯父也抽上了。鍾書往往半夜醒來，跟著伯父伯母吃半夜餐。
當時快樂得很，回無錫的時候，吃足玩夠，還穿著外婆家給做的新衣。可是一回家他就擔憂，知道父親要盤問功課，少不了挨打。父親不敢當著哥哥管教鍾書，可是抓到機會，就著實管教，因為鍾書不但荒了功課，還養成不少壞習氣，如晚起晚睡、貪吃貪玩等。
一九一九年秋天，我家由北京回無錫。我父母不想住老家，要另找房子。親友介紹了一處，我父母去看房子，帶了我同去。鍾書家當時正租居那所房子。那是我第一次上他們錢家的門，隻是那時兩家並不相識。我記得母親說，住在那房子裏的一位女眷告訴她，搬進以後，沒離開過藥罐兒。那所房子我家沒看中；錢家雖然嫌房子陰暗，也沒有搬出。他們五年後才搬入七尺場他們家自建的新屋。我記不起那次看見了什麼樣的房子、或遇見了什麼人，隻記得門口下車的地方很空曠，有兩棵大樹；很高的白粉牆，粉牆高處有一個個砌著鏤空花的方窗洞。鍾書說我記憶不錯，還補充說，門前有個大照牆，照牆後有一條河從門前流過。他說，和我母親說話的大約是嬸母，因為叔父嬸母住在最外一進房子裏，伯父伯母和他住中間一進，他父母親伺奉祖父住最後一進。
我女兒取笑說：“爸爸那時候不知在哪兒淘氣呢。假如那時候爸爸看見媽媽那樣的女孩子，準摳些鼻牛來彈她。”鍾書因此記起舊事說，有個女裁縫常帶著個女兒到他家去做活；女兒名寶寶，長得不錯，比他大兩三歲。他和鍾韓一次抓住寶寶，把她按在大廳隔扇上，鍾韓拿一把削鉛筆的小腳刀作勢刺她。寶寶大哭大叫，由大人救援得免。兄弟倆覺得這番勝利當立碑紀念，就在隔扇上刻了“刺寶寶處”四個字。鍾韓手巧，能刻字，但那四個字未經簡化，刻來煞是費事。這大概是頑童剛開始“知慕少艾”的典型表現。後來房子退租的時候，房主提出賠償損失，其中一項就是隔扇上刻的那四個不成形的字，另一項是鍾書一人幹的壞事，他在後園“挖人參”，把一棵玉蘭樹的根刨傷，那棵樹半枯了。
鍾書十一歲，和鍾韓同考取東林小學一年級，那是四年製的高等小學。就在那年秋天，伯父去世。鍾書還未放學，經家人召回，一路哭著趕回家去，哭叫“伯伯”，伯父已不省人事。這是他生平第一次遭受的傷心事。
伯父去世後，伯母除掉長房應有的月錢以外，其它費用就全由鍾書父親負擔了。伯母娘家敗得很快，兄弟先後去世，家裏的大貨船逐漸賣光。鍾書的學費、書費當然有他父親負擔，可是學期中間往往添買新課本，鍾書沒錢買，就沒有書；再加他小時候貪看書攤上伯父為他租的小字書，看壞了眼睛，坐在教室後排，看不見老師黑板上寫的字，所以課常上老師講什麼，他茫無所知。練習簿買不起，他就用伯父生前親手用毛邊紙、紙撚子為他釘成的本子，老師看了直皺眉。練習英文書法用鋼筆。他在開學的時候有一支筆杆、一個鋼筆尖，可是不久筆尖撅斷了頭。同學都有許多筆尖，他隻有一個，斷了頭就沒法寫了。他居然急中生智，把毛竹筷削尖了頭蘸著墨水寫，當然寫得一塌糊塗，老師簡直不願意收他的練習簿。
我問鍾書為什麼不問父親要錢。他說，從來沒想到過。有時伯母叫他向父親要錢，他也不說。伯母抽大煙，早上起得晚，鍾書由伯母的陪嫁大丫頭熱些餿粥吃了上學。他同學、他弟弟都穿洋襪，他還穿布襪，自己覺得腳背上有一條拚縫很刺眼，隻希望穿上棉鞋可遮掩不見。雨天，同學和弟弟穿皮鞋，他穿釘鞋，而且是伯伯的釘鞋，太大，鞋頭塞些紙團。一次雨天上學，路上看見許多小青蛙滿地蹦跳，覺得好玩，就脫了鞋捉來放在鞋裏，抱著鞋光腳上學；到了教室裏，把盛著小青蛙的釘鞋放在黑板桌下。上課的時候，小青蛙從鞋裏出來，滿地蹦跳。同學都忙著看青蛙，竊竊笑樂。老師問出因由，知道青蛙是從鍾書鞋裏出來的，就叫他出來罰立。有一次他上課玩彈弓，用小泥丸彈人。中彈的同學嚷出來，老師又叫他罰立。可是他混混沌沌，並不覺得羞慚。他和我講起舊事常說，那時候幸虧糊塗，也不覺得什麼苦惱。
鍾書跟我講，小時候大人哄他說，伯母抱來一個南瓜，成了精，就是他；他真有點兒怕自己是南瓜精。那時候他伯父已經去世，“南瓜精”是舅媽、姨媽等晚上坐在他伯母鴉片榻畔閑談時逗他的，還正色囑咐他切莫告訴他母親。鍾書也懷疑是哄他，可是真有點耽心。他自說混沌，恐怕是事實。這也是家人所謂“癡氣”的表現之一。
他有些混沌表現，至今依然如故。例如他總記不得自己的生年月日。小時候他不會分辯左右，好在那時候穿布鞋，不分左右腳。後來他和鍾韓同到蘇州上美國教會中學的時候，穿了皮鞋，他仍然不分左右亂穿。在美國人辦的學校裏，上體育課也用英語喊口號。他因為英文好，當上了一名班長。可是嘴裏能用英語喊口號，兩腳卻左右不分；因此隻當了兩個星期的班長就給老師罷了官，他也如釋重負。他穿內衣或套脖的毛衣，往往前後顛倒，衣服套在脖子上隻顧前後掉轉，結果還是前後顛倒了。或許這也是錢家人說他“癡”的又一表現。
鍾書小時最喜歡玩“石屋裏的和尚”。我聽他講得津津有味，以為是什麼有趣的遊戲；原來隻是一人盤腿坐在帳子裏，放下帳門，披著一條被單，就是“石屋裏的和尚”。
我不懂那有什麼好玩。他說好玩得很；晚上伯父伯母叫他早睡，他不肯，就玩“石屋裏的和尚”，玩得很樂。所謂“玩”，不過是一個人盤腿坐著自言自語。這大概也算是“癡氣”吧。
鍾書上了四年高小，居然也畢業了。鍾韓成績斐然，名列前茅；他隻是個癡頭傻腦、沒正經的孩子。伯父在世時，自愧沒出息，深怕“墳上風水”連累了嗣給長房的鍾書。
原來他家祖墳下首的一排排樹高大茂盛，上首的細小萎弱。上首的樹當然就代表長房了。
伯父一次私下化錢向理發店買了好幾斤頭發，叫一個佃戶陪著，悄悄帶著鍾書同上祖墳去，把頭發埋在上首幾排樹的根旁。他對鍾書說，要叫上首的樹榮盛，“將來你做大總統。”那時候鍾書才七八歲，還不懂事，不過多少也感覺到那是伯父背著人幹的私心事，所以始終沒向家裏任何別人講過。他講給我聽的時候，語氣中還感念伯父對他的愛護，也驚奇自己居然有心眼為伯父保密。
鍾書十四歲和鍾韓同考上蘇州桃塢中學（美國聖公會辦的學校）。父母為他置備了行裝，學費書費之外，還有零用錢。他就和鍾韓同往蘇州上學，他功課都還不錯，隻算術不行。
那年他父親到北京清華大學任教，寒假沒回家。鍾書寒假回家沒有嚴父管束，更是快活。他借了大批的《小說世界》、《紅玫瑰》、《紫蘿蘭》等刊物姿意閱讀。暑假他父親歸途阻塞，到天津改乘輪船，轉輾回家，假期已過了一半。他父親回家第一事是命鍾書鍾韓各做一篇文章；鍾韓的一篇頗受誇讚，鍾書的一篇不文不白，用字庸俗，他父親氣得把他痛打一頓，鍾書忍笑向我形容他當時的窘況：家人都在院子裏乘涼，他一人還在大廳上，挨了打又痛又羞，嗚嗚地哭。這頓打雖然沒有起“豁然開通”的作用，卻也激起了發奮讀書的誌氣。鍾書從此用功讀書，作文大有進步。他有時不按父親教導的方法作古文，嵌些駢驪，倒也受到父親讚許。他也開始學著作詩，隻是並不請教父親。
一九二七年桃塢中學停辦，他和鍾韓同考入美國聖公會辦的無錫輔仁中學，鍾書就經常有父親管教，常為父親代筆寫信，由口授而代寫，由代寫信而代作文章。鍾書考入清華之前，已不複挨打而是父親得意的兒子了。一次他代父親為鄉下某大戶作了一篇墓誌銘。
那天午飯時，鍾書的姆媽聽見他父親對他母親稱讚那篇文章，快活得按捺不住，立即去通風報信，當著他伯母對他說：“阿大啊，爹爹稱讚你呢！說你文章做得好！”鍾書是第一次聽到父親稱讚，也和姆媽一樣高興，所以至今還記得清清楚楚。那時商務印書館出版錢穆的一本書，上有鍾書父親的序文。據鍾書告訴我，那是他代寫的，一字沒有改動。
我常見鍾書寫客套信從不起草，提筆就寫，八行箋上，幾次抬頭，寫來恰好八行，一行不多，一行不少。鍾書說，那都是他父親訓練出來的，他額角上挨了不少“爆栗子”呢。
鍾書二十歲伯母去世。那年他考上清華大學，秋季就到北京上學。他父親收藏的“先兒家書”是那時候開始的。他父親身後，鍾書才知道父親把他的每一封信都貼在本子上珍藏。信寫得非常有趣，對老師、同學都有生動的描寫。可惜鍾書所有的家書（包括寫給我的），都由“回祿君”收集去了。
鍾書在清華的同班同學饒餘威一九六八年在新加坡或台灣寫了一篇《清華的回憶》，有一節提到鍾書：“同學中我們受錢鍾書的影響最大。他的中英文造詣很深，又精於哲學及心理學，終日博覽中西新舊書籍，最怪的是上課時從不記筆記，隻帶一本和課堂無關的閑書，一麵聽講一麵看自己的書，但是考試時總是第一，他自己喜歡讀書，也鼓勵別人讀書。……”據鍾書告訴我，他上課也帶筆記本，隻是不作筆記，卻在本子上亂畫。現在美國的許振德君和鍾書是同係同班，他最初因鍾書奪去了班上的第一名，曾想揍他一頓出氣，因為他和鍾書同學之前，經常是名列第一的。一次偶有個不能解決的問題，鍾書向他講解了，他很感激，兩人成了朋友，上課常同坐在最後一排。許君上課時注意一女同學，鍾書就在筆記本上畫了一係列的《許眼變化圖》，在同班同學裏頗為流傳，鍾書曾得意地拿給我看。一年前許君由美國回來，聽鍾書說起《許眼變化圖》還忍不住大笑。
鍾書小時候，中藥房賣的草藥每一味都有兩層紙包裹；一張白紙，一張印著藥名和藥性。每服一付藥可攢下一疊包藥的紙。這種紙幹淨、吸水，鍾書大約八、九歲左右常用包藥紙來臨摹他伯父藏的《芥子園畫譜》，或印在《唐詩三百首》裏的“詩中之畫”。
他為自己想出一個別號叫“項昂之”——因為他佩服項羽，“昂之”是他想象中項羽的氣概。他在每幅畫上揮筆署上“項昂之”的大名，得意非凡。他大約常有“項昂之”的興趣，隻恨不善畫。他曾央求當時在中學讀書的女兒為他臨摹過幾幅有名的西洋淘氣畫，其中一幅是《魔鬼臨去遺臭圖》（圖名是我杜撰），魔鬼像吹喇叭似的後部撒著氣逃跑，畫很妙。上課畫《許眼變化圖》，央女兒代摹《魔鬼遺臭圖》，想來也都是“癡氣”的表現。
鍾書在他父親的教導下“發憤用功”，其實他讀書還是出於喜好，隻似饞嘴佬貪吃美食：食腸很大，不擇精粗，甜鹹雜進。極俗的書他也能看得哈哈大笑。戲曲裏的插科打諢，他不僅且看且笑，還一再搬演，笑得打跌。精微深奧的哲學、美學、文藝理論等大部著作，他像小兒吃零食那樣吃了又吃，厚厚的書一本本漸次吃完，詩歌更是他喜好的讀物。重得拿不動的大字典、辭典、百科全書等，他不僅挨著字母逐條細讀，見了新版本，還不嫌其煩地把新條目增補在舊書上。他看書常做些筆記。
我隻有一次見到他苦學。那是在牛津，論文預試得考“版本和校勘”那一門課，要能辨認十五世紀以來的手稿。他毫無興趣，因此每天讀一本偵探小說“休養腦筋”，“休養”得睡夢中手舞腳踢，不知是捉拿凶手，還是自己做了凶手和警察打架。結果考試不及格，隻好暑假後補考。這件補考的事，《圍城》英譯本《導言》裏也提到。鍾書一九七九年訪美，該譯本出版家把譯本的《導言》給他過目，他讀到這一段又驚又笑，想不到調查這麼精密。後來胡誌德（TheodoreHuters）君來見，才知道是他向鍾書在牛津時的同窗好友DonaldStuart打聽來的。胡誌德一九八二年出版的《錢鍾書》裏把這件事卻刪去了。
鍾書的“癡氣”書本裏灌注不下，還洋溢出來。我們在牛津時，他午睡，我臨貼，可是一個人寫寫字困上來，便睡著了。他醒來見我睡了，就飽醮濃墨，想給我畫個花臉。
可是他剛落筆我就醒了。他沒想到我的臉皮比宣紙還吃墨，洗淨墨痕，臉皮像紙一樣快洗破了，以後他不再惡作劇，隻給我畫了一幅肖像，上麵再添上眼鏡和胡子，聊以過癮。
回國後他暑假回上海，大熱天女兒熟睡（女兒還是娃娃呢），他在她肚子上畫一個大臉，挨他母親一頓訓斥，他不敢再畫。淪陷在上海的時候，他多餘的“癡氣”往往發泄在叔父的小兒小女、孫兒孫女和自己的女兒阿圓身上。這一串孩子挨肩兒都相差兩歲，常在一起玩。有些語言在“不文明”或“臭”的邊緣上，他們很懂事似的注意避忌。鍾書變著法兒，或作手勢，或用切口，誘他們說出來，就賴他們說“壞話”。於是一群孩子圍著他吵呀，打呀，鬧個沒完。他雖然挨了圍攻，還儼然以勝利者自居。他逗女兒玩，每天臨睡在她被窩裏埋置“地雷”，埋得一層深入一層，把大大小小的各種玩具、鏡子、刷子，甚至硯台或大把的毛筆都埋進去，等女兒驚叫，他就得意大樂。女兒臨睡必定小心搜查一遍，把被裏的東西一一取出。鍾書恨不得把掃帚、畚箕都塞入女兒被窩，博取一遭意外的勝利。這種玩意兒天天玩也沒多大意思，可是鍾書百玩不厭。
他又對女兒說，《圍城》裏有個醜孩子，就是她。阿圓信以為真，卻也並不計較。
他寫了一個開頭的《百合心》裏，有個女孩子穿一件紫紅毛衣，鍾書告訴阿圓那是個最討厭的孩子，也就是她。阿圓大上心事，怕爸爸冤枉她，每天找他的稿子偷看，鍾書就把稿子每天換個地方藏起來。一個藏，一個找，成了捉迷藏式的遊戲。後來連我都不知道稿子藏到那裏去了。
鍾書的“癡氣”也怪別致的。他很認真地跟我說：“假如我們再生一個孩子，說不定比阿圓好，我們就要喜歡那個孩子了，那我們怎麼對得起阿圓呢。”提倡一對父母生一個孩子的理論，還從未講到父母為了用情專一而隻生一個。
解放後，我們在清華養過一隻很聰明的貓。小貓初次上樹，不敢下來，鍾書設法把它救下。小貓下來後，用爪子輕輕軟軟地在鍾書腕上一搭，表示感謝。我們常愛引用西方諺語：“地獄裏盡是不知感激的人。”小貓知感，鍾書說它有靈性，特別寶貝。貓兒長大了，半夜和別的貓兒打架。鍾書特備長竹竿一枝，倚在門口，不管多冷的天，聽見貓兒叫鬧，就急忙從熱被窩裏出來，拿了竹竿，趕出去幫自己的貓兒打架。和我們家那貓兒爭風打架的情敵之一是緊鄰林徽因女士的寶貝貓，她稱為她一家人的“愛的焦點”。
我常怕鍾書為貓而傷了兩家和氣，引用他自己的話說：“打狗要看主人麵，那麼，打貓要看主婦麵了！”（《貓》的第一句），他笑說：“理論總是不實踐的人製定的。”
錢家人常說鍾書“癡人有癡福”。他作為書癡，倒真是有點癡福。供他閱讀的書，好比富人“命中的祿食”那樣豐足，會從各方麵源源供應（除了下放期間，他隻好“反芻”似的讀讀自己的筆記，和攜帶的字典）。新書總會從意外的途徑到他手裏。他隻要有書可讀，別無營求。這又是家人所謂“癡氣”的另一表現。
鍾書和我父親詩文上有同好，有許多共同的語言。鍾書常和我父親說些精致典雅的淘氣話，相與笑樂。一次我父親問我：“鍾書常那麼高興嗎？”“高興”也正是錢家所謂“癡氣”的表現。
我認為《管錐編》、《談藝錄》的作者是個好學深思的鍾書，《槐聚詩存》的作者是個“憂世傷生”的鍾書，《圍城》的作者呢，就是個“癡氣”旺盛的鍾書。我們倆日常相處，他常愛說些癡話，說些傻話，然後再加上創造，加上聯想，加上誇張，我常能從中體味到《圍城》的筆法。我覺得《圍城》裏的人物和情節，都憑他那股子癡氣，嗬成了真人實事。可是他畢竟不是個不知世事的癡人，也畢竟不是對社會現象漠不關心，所以小說裏各個細節雖然令人捧腹大笑，全書的氣氛，正如小說結尾所說：“包涵對人生的諷刺和傷感，深於一切語言、一切啼笑”，令人回腸蕩氣。
鍾書寫完了《圍城》，“癡氣”依然旺盛，但是沒有體現為第二部小說。一九五七年春，“大鳴大放”正值高潮，他的《宋詩選注》剛脫稿，因父病到湖北省親，路上寫了《赴鄂道中》五首絕句，現在引錄三首：“晨書瞑寫細評論，詩律傷嚴敢市恩。碧海掣鯨閑此手，祗教疏鑿別清渾。”“奕棋轉燭事多端，飲水差知等暖寒。如膜妄心應褪淨，夜來無夢過邯鄲。”“駐車清曠小徘徊，隱隱遙空蹍薄雷。脫葉猶飛風不定，啼鳩忽噤雨將來。”後兩首寄寓他對當時情形的感受，前一首專指《宋詩選注》而說，點化杜甫和元好問的名句（“或看悲翠蘭苕上，未掣鯨魚碧海中”；“誰是詩中疏鑿手，暫教涇渭各清渾”）。據我了解，他自信還有寫作之才，卻隻能從事研究或評論工作，從此不但口“噤”，而且不興此念了。《圍城》重印後，我問他想不想再寫小說。他說：“興致也許還有，才氣已與年俱減。要想寫作而沒有可能，那隻會有遺恨；有條件寫作而寫出來的不成東西，那就隻有後悔了。遺恨裏還有哄騙自己的餘地，後悔是你所學的西班牙語裏所謂‘麵對真理的時刻’，使不得一點兒自我哄騙、開脫、或寬容的，味道不好受。我寧恨毋悔。”這幾句話也許可作《圍城》《重印前記》的箋注吧。
我自己覺得年紀老了；有些事，除了我們倆，沒有別人知道。我要乘我們夫婦都健在，一一記下。如有錯誤，他可以指出，我可以改正。《圍城》裏寫的全是捏造，我所記的卻全是事實。
【注釋】
①本文選自楊絳的《記錢鍾書與〈圍城〉》第二部分。
錢鍾書與楊絳
1932年春，楊絳考入清華大學研究院不久，就知道已是三年級本科生的錢鍾書的赫赫大名了。錢鍾書名氣真大，新生一入校便都會知道他。但他的架子太大，一般低年級的學生根本不敢冒昧去拜訪他，所以許多新生都覺得他很神秘，更想一睹他的風采。
1932年春天，在一個風光旖旎的日子，楊絳結織了這位大名鼎鼎的同鄉才子。楊絳初見錢鍾書時，他穿著一件青布大褂，一雙毛布底鞋，戴一副老式大眼鏡。錢鍾書的個頭不高，麵容清臒，雖然不算風度翩翩，但他的目光卻炯炯有神，在目光中閃爍著機智和自負的神氣。而站在錢鍾書麵前的楊絳雖然已是研究生，卻顯得嬌小玲瓏，溫婉聰慧而又活潑可愛。錢鍾書侃侃而談的口才，旁征博引的記憶力，詼諧幽默的談吐，給楊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兩人一見如故，談起家鄉，談起文學，興致大增，談起來才發覺兩個人確實是挺有緣份的。1919年，8歲的楊絳曾隨父母到錢鍾書家去過，雖然沒有見到錢鍾書，但現在卻又這麼巧合地續上“前緣”，這不能不令人相信緣份！而且錢鍾書的父親錢基博與楊絳的父親楊蔭杭又都是無錫本地的名士，都被前輩大教育家張謇譽為“江南才子”，都是無錫有名的書香世家。真所謂“門當戶對，珠連璧合”。當然最大的緣份還在於他們兩人文學上的共同愛好和追求，性格上的互相吸引，心靈的默契交融，這一切使他們一見鍾情。
1933年夏，錢鍾書從清華大學外文係畢業，獲得了文學學士學位。清華校方早有意讓他留校或在西洋文學研究所攻讀碩士學位，約在三四年級時，羅家倫校長特地將他叫去，把破格錄取他的經過告訴他，言下之意希望他留下來，但他一概謝絕了。
清華大學留不住錢鍾書，倫敦大學再次請他去英國，他沒有應允。錢鍾書另有選擇。他父親當時在光華大學任中文係主任，身體欠佳，便召他赴上海，到光華大學任教，這大概是錢鍾書南返的一個重要原因。另一方麵，錢鍾書已有足夠的治學能力，他的知識大都緣於自學，他不願再聽課了。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東北三省淪陷，華北也岌岌可危。到了1933年，學生屢屢請願、遊行，清華大學的秩序幾乎不能正常維持。此時的大學生憂心國事，已無心安坐於教室之中。東北局勢不安定，這是錢鍾書南返的另一個重要原因。就這樣，錢鍾書暫別仍在清華讀書的心上人楊絳，回到了上海。這時，他還沒有把他與楊絳的關係告訴父親，隻是與楊絳書信往來談情說愛。
一天，楊絳給錢鍾書寄來一封信，不巧被錢鍾書的父親錢基博老先生看到了，老先生招呼也不打就擅自拆閱了。待老先生看到信後，對楊絳大加讚賞。楊絳在信中對錢鍾書說：“現在吾兩人快樂無用，須兩家父親兄弟皆大歡喜，吾兩人之快樂乃徹始終不受障礙。”老先生邊看邊讚：“真是聰明人語。”在老先生看來，楊絳真大方懂事，能體貼對方父母，對於不諳世事的兒子來說，楊絳是再適合不過的好女孩。老先生為自己一心隻知道讀書的“癡氣”兒子感到欣然，他也不待征求兒子的意見，便自作主張，直接提筆給未過門的兒媳婦寫了一封信，把她大大誇獎一番，並鄭重其事地把兒子“托付”給她。
楊絳也把錢鍾書介紹給自己的父親，楊蔭杭先生也非常賞識錢鍾書。兩人門當戶對，甚是般配，定下婚約。
錢鍾書在光華大學教書一年有餘，到了1935年春，他參加了教育部第三屆庚子賠款公費留學資格考試。當時其所報的英國文學隻有一個名額，但他卻以絕對優勢名列榜首。
錢鍾書立即把這一消息告訴楊絳，希望她能與自己一道赴英留學。
時間倉促，楊絳來不及寫信通知家裏，便打點行李，乘火車回蘇州見父母。
楊絳把自己提前畢業以及和錢鍾書一同出國的打算告訴父母，她的父母很讚成女兒的決定，立即為她置辦嫁妝，準備與錢鍾書完婚。
1935年夏天，錢鍾書與楊絳在無錫七尺場錢家新居舉行了婚禮。
婚後不久，錢鍾書楊絳即告別父母朋友，相伴前往英國牛津大學深造。1937年，他們的女兒錢瑗出生了。
1938年，錢鍾書楊絳攜女兒提前回國。楊絳的父母先後去世，這對孝順的楊絳來說，不啻於一次重大的情感打擊。這以後，錢鍾書楊絳相依為命，顛沛流離，曾一度生活艱難，錢鍾書為維持這個家，不得不多代課。直到1949年，他們重返清華大學園。
新中國成立後，他們迎來了人生的又一個春天。1950年起，中央領導力邀錢鍾書擔任“《毛澤東選集》英譯委員會”主任委員，他應承了，為之耗費了大量的心血。此時楊絳在清華大學外文係教書，課務並不繁重，便在業餘時間從事文學翻譯。
1966年，“文革”開始了。錢鍾書夫婦倆也在劫難逃。1966年8月9日，楊絳被“揪”了出來，3天後，錢鍾書也被“揪”了出來。那時候，錢鍾書在文學所，楊絳在外文所，同屬學部，命運也相同。每天上班，他倆各自掛著自己精心製作的牌子，自己用毛筆工整地寫上“資產階級學術權威”等罪名，然後穿上繩子各自掛在胸前，互相鑒賞。一天，錢鍾書在被揪鬥中，頭發給人剃掉縱橫兩道，成了“十”字怪頭，虧得楊絳一向是錢鍾書的“理發師”，趕緊將“學士頭”改為“和尚頭”，抹掉了“十”字。盡管被批鬥，但他們的感情融洽到給人一種“膠著”的親密感。在被批鬥的日子裏，他們一同上下班，互相照顧，走時肩並肩，手挽手，被學部的人譽為“模範夫妻”。
1969年，錢鍾書被下放到河南幹校，臨走那天，楊絳及女兒、女婿王得一拿著大包小包哭著為他送行。錢鍾書不等車開就催他們回去，免得看見他們難過的樣子。車子開走了，把楊絳的心也帶走了。
1970年，楊絳也下放到河南幹校。下幹校那天，隻有女兒為她默默地送行，女婿王得一已於一個月前因軍宣隊批鬥迫害自殺了。車子啟動了，母女二人欲哭無淚地揮手作別。楊絳被安排在菜園班看菜園。她這個菜園離錢鍾書的宿舍不遠，錢鍾書此時改任專職通訊員，每次收取報紙信件都要經過這片菜園，夫婦倆經常可以在菜園相會。兩人坐在水渠邊曬曬太陽、談談話。錢鍾書還經常寫信給她，寫些所見所聞、雜感、笑話和詩詞。魚雁往來，給他們生活增加了慰藉。
這種生活一直持續到1972年才結束。
“文革”結束後，錢鍾書楊絳獲得了自由，終於又回到了闊別已久的家中。浪費了整整10年的光陰，錢鍾書夫婦倆決定整天閉門自守，什麼地方也不去了，終日沉入自己的學問事業中。
錢鍾書與錢基博
錢鍾書之父錢基博是一個儒家學者。錢鍾書從識字開始未脫離過正統儒家教育。錢基博管教極嚴，他不許女兒用舶來品化妝，不許兒子穿西裝，認為這是父親的職責。他常用體罰來管教子弟。據楊絳說，1925年錢基博到北京清華大學任教，寒假沒有回家。鍾書寒假回家沒有嚴父管束，甚是快活。他借了大批的《小說世界》、《紅玫瑰》、《紫羅蘭》等刊物恣意閱讀。暑假他父親歸途阻塞，到天津改乘輪船，輾轉回家。父親回家第一件事是命鍾書、鍾韓各做一篇文章。鍾韓的一篇頗受誇讚，鍾書的一篇不文不白，用字庸俗，他父親氣得把他痛打一頓。
這次“痛打一頓”，雖然沒有使錢鍾書“豁然開通”，但激發了他發憤用功。不過一兩年工夫便判若兩人，常為父親捉刀寫文章。楊絳回憶，商務印書館出版錢穆的一本書《國學概論》，上有鍾書父親的序文。據鍾書告訴楊絳，那是他代父親寫的，一字沒有改動。
1929年，錢鍾書考上清華後，錢基博父子開始通信。錢基博將鍾書的信一頁一頁地貼在本子上，而且貼了好幾本。可惜這些書信在“文革”時被紅衛兵一把火燒掉了。
我們現在能看到的錢氏父子的來往信劄隻有三封，因曾刊於光華大學半月刊上，所以得以保存下來。錢基博在1931年10月31日寫的信上告誡鍾書，立身正大、待人忠恕比名聲大、地位高更加重要。並說：“子弟中，自以汝與鍾韓為秀出，然鍾韓厚重少文，而為深沉之思，獨汝才辯縱橫，神采飛揚，而沉潛遠不如。勿以才華超絕時賢為喜，而以學養不及古聖賢人為愧。”他又說：“緯、英兩兒中資，不能為大善，亦無力為大惡，獨汝才辯可喜；然才辯而或惡化，則尤可危！吾之所謂惡化，亦非尋常子弟之過。世所稱一般之名流偉人自吾觀之，皆惡化也，皆增進危險於中國也！”做父親的一片拳拳之心，躍然紙上。
錢鍾書作品精選
窗
又是春天，窗子可以常開了。春天從窗外進來，人在屋子裏坐不住，就從門裏出去。不過屋子外的春天太賤了！到處是陽光，不像射破屋裏陰深的那樣明亮；到處是給太陽曬得懶洋洋的風，不像攪動屋裏沉悶的那樣有生氣。就是鳥語，也似乎瑣碎而單薄，需要屋裏的寂靜來做襯托。我們因此明白，春天是該鑲嵌在窗子裏看的，好比畫配了框子。
同時，我們悟到，門和窗有不同的意義。當然，門是造了讓人出進的。但是，窗子有時也可作為進出口用，譬如小偷或小說裏私約的情人就喜歡爬窗子。所以窗子和門的根本分別，決不僅是有沒有人進來出去。若據賞春一事來看，我們不妨這樣說：有了門，我們可以出去；有了窗，我們可以不必出去。窗子打通了大自然和人的隔膜，把風和太陽逗引進來，使屋子裏也關著一部分春天，讓我們安坐了享受，無需再到外麵去找。古代詩人像陶淵明對於窗子的這種精神，頗有會心。《歸去來辭》有兩句道：“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不等於說，隻要有窗可以憑眺，就是小屋子也住得麼？
他又說：“夏月虛閑，高臥北窗之下，清風颯至，自謂羲皇上人。”意思是隻要窗子透風，小屋子可成極樂世界；他雖然是柴桑人，就近有廬山，也用不著上去避暑。所以，門許我們追求，表示欲望，窗子許我們占領，表示享受。這個分別，不但是住在屋裏的人的看法，有時也適用於屋外的來人。一個外來者，打門請進，有所要求，有所詢問，他至多是個客人，一切要等主人來決定。反過來說，一個鑽窗子進來的人，不管是偷東西還是偷情，早已決心來替你做個暫時的主人，顧不到你的歡迎和拒絕了。繆塞（Musset）在《少女做的是什麼夢》那首詩劇裏，有句妙語，略謂父親開了門，請進了物質上的丈夫（matérielépoux），但是理想的愛人（idéal），總是從窗子出進的。換句話說，從前門進來的，隻是形式上的女婿，雖然經丈人看中，還待博取小姐自己的歡心；要是從後窗進來的，才是女郎們把靈魂肉體完全交托的真正情人。你進前門，先要經門房通知，再要等主人出現，還得寒暄幾句，方能說明來意，既費心思，又費時間，那像從後窗進來的直捷痛快？好像學問的捷徑，在乎書背後的引得，若從前麵正文看起，反見得迂遠了。這當然隻是在社會常態下的分別，到了戰爭等變態時期，屋子本身就保不住，還講什麼門和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