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的屋子全有門，而不開窗的屋子我們還看得到。這指示出窗比門代表更高的人類進化階段。門是住屋子者的需要，窗多少是一種奢侈，屋子的本意，隻像鳥窠獸窟，準備人回來過夜的，把門關上，算是保護。但是牆上開了窗子，收入光明和空氣，使我們白天不必到戶外去，關了門也可生活。
屋子在人生裏因此增添了意義，不隻是避風雨、過夜的地方，並且有了陳設，掛著書畫，是我們從早到晚思想、工作、娛樂、演出人生悲喜劇的場子。門是人的進出口，窗可以說是天的進出口。屋子本是人造了為躲避自然的脅害，而向四垛牆、一個屋頂裏，窗引誘了一角天進來，馴服了它，給人利用，好比我們籠絡野馬，變為家畜一樣。從此我們在屋子裏就能和自然接觸，不必去找光明，換空氣，光明和空氣會來找到我們。所以，人對於自然的勝利，窗也是一個。不過，這種勝利，有如女人對於男子的勝利，表麵上看來好像是讓步——人開了窗讓風和日光進來占領，誰知道來占領這個地方的就給這個地方占領去了！我們剛說門是需要，需要是不由人做得主的。譬如餓了就要吃，渴了就得喝。所以，有人敲門，你總得去開，也許是易卜生所說比你下一代的青年想衝進來，也許像德昆西論謀殺後聞打門聲所說，光天化日的世界想攻進黑暗罪惡的世界，也許是浪子回家，也許是有人借債（更許是討債），你愈不知道，怕去開，你愈想知道究竟，愈要去開。甚至每天郵差打門的聲音，也使你起了帶疑懼的希冀，因為你不知道而又願知道他帶來的是什麼消息。門的開關是由不得你的。但是窗呢？你清早起來，隻要把窗幕拉過一邊，你就知道窗外有什麼東西在招呼著你，是雪，是霧，是雨，還是好太陽，決定要不要開窗子。上麵說過窗子算得奢侈品，奢侈品原是在人看情形斟酌增減的。
我常想，窗可以算房屋的眼睛。劉熙譯名說：“窗，聰也；於內窺外，為聰明也。”正和凱羅（Gottfried Keller）《晚歌》（Abendlied）起句所謂：“雙瞳如小窗（Fensterlein），佳景收曆曆。”同樣地隻說著一半。眼睛是靈魂的窗戶，我們看見外界，同時也讓人看到了我們的內心；眼睛往往跟著心在轉，所以孟子認為相人莫良於眸子，梅特林克戲劇裏的情人接吻時不閉眼，可以看見對方有多少吻要從心裏上升到嘴邊。
我們跟戴黑眼鏡的人談話，總覺得捉摸不住他的用意，仿佛他以假麵具相對，就是為此。據愛戈門（Eckermann）記一八三〇年四月五日歌德的談話，歌德恨一切戴眼鏡的人，說他們看得清楚他臉上的皺紋，但是他給他們的玻璃片耀得眼花繚亂，看不出他們的心境。窗子許裏麵人看出去，同時也許外麵人看進來，所以在熱鬧地方住的人要用窗簾子，替他們私生活做個保障。晚上訪人，隻要看窗裏有無燈光，就約略可以猜到主人在不在家，不必打開了門再問，好比不等人開口，從眼睛裏看出他的心思。關窗的作用等於閉眼。天地間有許多景象是要閉了眼才看得見的，譬如夢。假使窗外的人聲物態太嘈雜了，關了窗好讓靈魂自由地去探勝，安靜地默想。有時，關窗和閉眼也有連帶關係，你覺得窗外的世界不過爾爾，並不能給與你什麼滿足，你想回到故鄉，你要看見跟你分離的親友，你隻有睡覺，閉了眼向夢裏尋去，於是你起來先關了窗。因為隻是春天，還留著殘冷，窗子也不能鎮天鎮夜不關的。
吃飯
吃飯有時很像結婚，名義上最主要的東西，其實往往是附屬品。吃講究的飯事實上隻是吃菜，正如討闊佬的小姐，宗旨倒並不在女人。這種主權旁移，包含著一個轉了彎的、不甚樸素的人生觀。辯味而不是充饑，變成了我們吃飯的目的。舌頭代替了腸胃，作為最後或最高的裁判。不過，我們仍然把享受掩飾為需要，不說吃菜，隻說吃飯，好比我們研究哲學或藝術，總說為了真和美可以利用一樣。有用的東西隻能給人利用，所以存在；偏是無用的東西會利用人，替它遮蓋和辯護，也能免於拋棄。柏拉圖在《理想國》裏把國家分成三等人，相當於靈魂的三個成份；饑渴吃喝是靈魂裏最低賤的成份，等於政治組織裏的平民或民眾。最巧妙的政治家知道怎樣來敷衍民眾，把自己的野心裝點成民眾的意誌和福利；請客上館子去吃菜，還頂著吃飯的名義，這正是舌頭對肚子的籍口，彷佛說：“你別抱怨，這有你的份！你享著名，我替你出力去幹，還虧了你什麼？”其實呢，天知道——更有餓癟的肚子知道——若專為充腸填腹起見，樹皮草根跟雞鴨魚肉差不了多少！真想不到，在區區消化排泄的生理過程裏還需要那麼多的政治作用。
古羅馬詩人波西藹斯（Persius）曾慨歎說，肚子發展了人的天才，傳授人以技術（Magisterartisingeniquelargitorventer）。這個意思經拉柏萊發揮得淋漓盡致，《巨人世家》卷三有讚美肚子的一章，尊為人類的真主宰、各種學問和職業的創始和提倡者，鳥飛，獸走，魚遊，蟲爬，以及一切有生之類的一切活動，也都是為了腸胃。人類所有的創造和活動（包括寫文章在內），不僅表示頭腦的充實，並且證明腸胃的空虛。飽滿的肚子最沒用，那時候的頭腦，迷迷糊糊，隻配作癡夢；咱們有一條不成文的法律：吃了午飯睡中覺，就是有力的證據。我們通常把饑餓看得太低了，隻說它產生了乞丐，盜賊，娼妓一類的東西，忘記了它也啟發過思想、技巧，還有“有飯大家吃”的政治和經濟理論。德國古詩人白洛柯斯（B. H. Brockes）做讚美詩，把上帝比作“一個偉大的廚師傅（dergross Speisemeister）”，做飯給全人類吃，還不免帶些宗教的稚氣。弄飯給我們吃的人，決不是我們真正的主人翁。這樣的上帝，不做也罷。隻有為他弄了飯來給他吃的人，才支配著我們的行動。譬如一家之主，並不是掙錢養家的父親，倒是那些乳臭未幹、安坐著吃飯的孩子；這一點，當然做孩子時不會悟到，而父親們也決不甘承認的。拉柏萊的話似乎較有道理。試想，肚子一天到晚要我們把茶飯來向它祭獻，它還不是上帝是什麼？但是它畢竟是個下流不上台麵的東西，一味容納吸收，不懂得享受和欣賞。人生就因此複雜了起來。一方麵是有了腸胃而要飯去充實的人，另一方麵是有飯而要胃口來吃的人。第一種人生觀可以說是吃飯的；第二種不妨喚作吃菜的。第一種人工作、生產、創造，來換飯吃。第二種人利用第一種人活動的結果，來健脾開胃，幫助吃飯而增進食量。所以吃飯時要有音樂，還不夠，就有“佳人”、“麗人”之類來勸酒；文雅點就開什麼銷寒會、銷夏會，在席上傳觀法書名畫；甚至賞花遊山，把自然名勝來下飯。吃的菜不用說盡量講究。有這樣優裕的物質環境，舌頭像身體一般，本來是極隨便的，此時也會有貞操和氣節了；許多從前慣吃的東西，現在吃了彷佛玷汙清白，決不肯再進口。精細到這種田地，似乎應當少吃，實則反而多吃。假使讓肚子作主，吃飽就完事，還不失分寸。舌頭揀精揀肥，貪嘴不顧性命，結果是肚子倒黴受累，隻好忌嘴，舌頭也隻能像李逵所說“淡出鳥來”。這誠然是它饞得忘了本的報應！如此看來，吃菜的人生觀似乎欠妥。
不過，可口好吃的菜還是值得讚美的。這個世界給人弄得混亂顛倒，到處是磨擦衝突，隻有兩件最和諧的事物總算是人造的：音樂和烹調。一碗好菜彷佛一隻樂曲，也是一種一貫的多元，調和滋味，使相反的分子相成相濟，變作可分而不可離的綜合。最粗淺的例像白煮蟹和醋，烤鴨和甜醬，或如西菜裏烤豬肉（Roastpork）和蘋果泥（Applesauce）、滲鰵魚和檸檬片，原來是天涯地角、全不相幹的東西，而偏偏有注定的緣份，像佳人和才子，母豬和癩象，結成了天造地設的配偶、相得益彰的眷屬。到現在，他們親熱得拆也拆不開。在調味裏，也有來伯尼支（Leibniz）的哲學所謂“前定的調和”（Harmoniapraestabilita），同時也有前定的不可妥協，譬如胡椒和煮蝦蟹、糖醋和炒牛羊肉，正如古音樂裏，商角不相協，徵羽不相配。音樂的道理可通於烹飪，孔子早已明白，所以《論語》上記他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可惜他老先生雖然在《鄉黨》一章裏頗講究燒菜，還未得吃道三昧，在兩種和諧裏，偏向音樂。譬如《中庸》講身心修養，隻說“發而中節謂之和”，養成音樂化的人格，真是聽樂而不知肉味人的話。照我們的意見，完美的人格，“一以貫之”的“吾道”，統治盡善的國家，不僅要和諧得像音樂，也該把烹飪的調和懸為理想。在這一點上，我們不追隨孔子，而願意推崇被人忘掉的伊尹。伊尹是中國第一個哲學家廚師，在他眼裏，整個人世間好比是做菜的廚房。《呂氏春秋?本味篇》記伊尹以至味說湯那一大段，把最偉大的統治哲學講成惹人垂涎的食譜。這個觀念滲透了中國古代的政治意識，所以自從《尚書?顧命》起，做宰相總比為“和羹調鼎”，老子也說“治國如烹小鮮”。孟子曾讚伊尹為“聖之任者”，柳下惠為“聖之和者”，這裏的文字也許有些錯簡。其實呢，允許人赤條條相對的柳下惠，該算是個放“任”主義者。而伊尹倒當得起“和”字——這個“和”字，當然還帶些下廚上灶、調和五味的涵意。
吃飯還有許多社交的功用，譬如聯絡感情、談生意經等等，那就是“請吃飯”了。社交的吃飯種類雖然複雜，性質極為簡單。把飯給自己有飯吃的人吃，那是請飯；自己有飯可吃而去吃人家的飯，那是賞麵子。交際的微妙不外乎此。反過來說，把飯給予沒飯吃的人吃，那是施食；自己無飯可吃而去吃人家的飯，賞麵子就一變而為丟臉。這便是慈善救濟，算不上交際了。至於請飯時客人數目的多少，男女性別的配比，我們改天再談。但是趣味洋溢的《老饕年鑒》（Almanachdes Courmands）裏有一節妙文，不可不在此處一提。這八小本名貴希罕的奇書，在研究吃飯之外，也曾討論到請飯的問題。大意說：我們吃了人家的飯該有多少天不在背後說主人的壞話，時間的長短按照飯菜的質量而定；所以做人應當多多請客吃飯，並且吃好飯，以增進朋友的感情，減少仇敵的毀謗。這一番議論，我誠懇地介紹給一切不願彼此成為冤家的朋友，以及願意彼此變為朋友的冤家。
至於我本人呢，恭候諸君的邀請，努力奉行豬八戒對南山大王手下小妖說的話：“不要拉扯，待我一家家吃將來。”
憶?蕭?紅
蕭 紅 傳 略
蕭紅（1911—1942），原名張乃瑩，筆名蕭紅，悄吟，出生於黑龍江省呼蘭縣一個地主家庭，幼年喪母。1930年，為了反對包辦婚姻，逃離家庭，困窘間向報社投稿，並因此結識蕭軍，兩人相愛，蕭紅也從此走上寫作之路，兩人一同完成散文集《商市街》。1934年到上海，與魯迅相識，同年完成長篇《生死場》，次年在魯迅幫助下作為“奴隸叢書”之一出版。蕭紅由此取得了在現代文學史上的地位。《生死場》是最早反映東北人民在日本帝國主義統治下生活和鬥爭的作品之一，引起當時文壇的重視。魯迅為之作序，給予熱情鼓勵。抗日戰爭爆發後，投入抗日救亡運動。後應李公仆之邀到山西臨汾，在民族革命大學任教。1940年去香港。蕭紅帶有左翼現實主義風格的小說還有一部長篇《馬伯樂》，但質量不高。她更有成就的長篇是寫於香港的回憶性長篇小說《呼蘭河傳》，以及一係列回憶故鄉的中短篇，如《牛車上》、《小城三月》等。
這位沒有受過高等教育卻有著寫作天才的女性命運悲涼，1942年1月22日因病早逝於香港。
風雨中憶蕭紅
丁?玲
本來就沒有什麼地方可去，一下雨便更覺得悶在窯洞裏的日子太長。要是有更大的風雨也好，要是有更洶湧的河水也好，可是仿佛要來一陣駭人的風雨似的那麼一塊肮髒的雲成天蓋在頭上，水聲也是那麼不斷地嘩啦嘩啦在耳旁響，微微地下著一點看不見的細雨，打濕了地麵，那輕柔的柳絮和蒲公英都飄舞不起而沾在泥土上了。這會使人有遐想，想到隨風而倒的桃李，在風雨中更迅速迸出的苞芽。即使是很小的風雨或浪潮，都更能顯出百物的凋謝和生長，醜陋或美麗。
世界上什麼是最可怕的呢，決不是艱難險阻，決不是洪水猛獸，也決不是荒涼寂寞。而難於忍耐的卻是陰沉和絮聒；人的偉大也不是能乘風而起，青雲直上，也不隻是能抵抗橫逆之來，而是能在陰霾的氣壓下，打開局麵，指示光明。
時代已經非複少年時代了，誰還有悠閑的心情在悶人的風雨中煮酒烹茶與琴詩為侶呢？或者是溫習著一些細膩的情致，重讀著那些曾經被迷醉過被感動過的小說，或者低徊冥思那些天涯的故人流著一點溫柔的淚，那些天真、那些純潔、那些無疵的赤子之心，那些輕微的感傷，那些精神上的享受都飛逝了，早已飛逝得找不到影子了。這個飛逝得很好，但現在是什麼呢？是聽著不斷的水的絮聒，看著髒布也似的雲塊，痛感著陰霾，連寂寞的寧靜也沒有，然而卻需要阿底拉斯的力背負著宇宙的時代所給予的創傷，毫不動搖的存在著，存在便是一種大聲疾呼，便是一種驕傲，便是給絮聒以回答。
然而我決不會麻木的，我的頭成天膨脹著要爆炸，它裝得太多，需要嘔吐。於是我寫著，在白天，在夜晚，有關節炎的手臂因為放在桌子上太久而疼痛，患砂眼的眼睛因為在微小的燈光下而模糊。但幸好並沒有激動，也沒有感慨，我不缺乏冷靜，而且很富有寬恕，我很愉快，因為我感到我身體內有東西在衝撞；它支持了我的疲倦，它使我會看到將來，它使我跨過現在，它會使我更冷靜，它包括了真理和智慧，它是我生命中的力量，比少年時代的那種無愁的青春更可愛啊！
但我仍會想起天涯的故人的，那些死去的或是正受著難的。前天我想起了雪峰，在我的知友中他是最沒有自己的了。他工作著，他一切為了黨，他受埋怨過，然而他沒有感傷，他對名譽和地位是那樣地無睹，那樣不會趨炎附勢，培植黨羽，裝腔作勢，投機取巧。昨天我又苦苦地想起秋白，在政治生活中過了那麼久，卻還不能徹底地變更自己，他那種二重的生活使他在臨死時還不能免於有所申訴。我常常責怪他申訴的“多餘”，然而當我去體味他內心的戰鬥曆史時，卻也不能不感動，哪怕那在整體中，是很渺小的。今天我想起了剛逝世不久的蕭紅，明天，我也許會想到更多的誰，人人都與這社會關係，因為這社會，我更不能忘懷於一切了。
蕭紅和我認識的時候，是在一九三八年春初。那時山西還很冷，很久生活在軍旅之中，習慣於粗獷的我。驟睹著她的蒼白的臉，緊緊閉著的嘴唇，敏捷的動作和神經質的笑聲，使我覺得很特別，而喚起許多回憶，但她的說話是很自然而真率的。我很奇怪作為一個作家的她，為什麼會那樣少於世故，大概女人都容易保有純潔和幻想，或者也就同時顯得有些稚嫩和軟弱的緣故吧。但我們都很親切，彼此並不感覺到有什麼孤僻的性格。我們盡情地在一塊兒唱歌，每夜談到很晚才睡覺。當然我們之中在思想上，在感情上，在性格上都不是沒有差異，然而彼此都能理解，並不會因為不同意見或不同嗜好而爭吵，而揶揄。接著是她隨同我們一道去西安，我們在西安住完了一個春天。我們痛飲過，我們也同度過風雨之夕，我們也互相傾訴。然而現在想來，我們談得是多麼地少啊！我們似乎從沒有一次談到過自己，尤其是我。然而我卻以為她從沒有一句話是失去了自己的，因為我們實在都太真實，太愛在朋友的麵前赤裸自己的精神，因為我們又實在覺得是很親近的。但我仍會覺得我們是談得太少的，因為，像這樣的能無妨嫌、無拘束、不須警惕著談話的對手是太少了啊！
那時候我很希望她能來延安，平靜地住一時期之後而致全力於著作。抗戰開始後，短時期的勞累奔波似乎使她感到不知在什麼地方能安排生活。她或許比我適於幽美平靜。延安雖不夠作為一個寫作的百年長計之處，然在抗戰中，的確可以使一個人少顧慮於日常瑣碎，而策劃於較遠大的。並且這裏有一種朝氣，或者會使她能更健康些。但蕭紅卻南去了。至今我還很後悔那時我對於她生活方式所參預的意見是太少了，這或許由於我們相交太淺，和我的生活方式離她太遠的緣故，但徒勞的熱情雖然常常於事無補，然在個人仍可得到一種心安。
我們分手後，就沒有通過一封信。端木曾來過幾次信，在最後的一封信上（香港失陷約一星期前收到）告訴我，蕭紅因病始由皇後醫院遷出。不知為什麼我就有一種預感，覺得有種可怕的東西會來似的。有一次我同白朗說：“蕭紅決不會長壽的。”當我說這話的時候，我是曾把眼睛掃遍了中國我所認識的或知道的女性朋友，而感到一種無言的寂寞。能夠耐苦的，不依賴於別的力量，有才智、有氣節而從事於寫作的女友，是如此其寥寥啊！
不幸的是我的杞憂竟成了現實，當我昂頭望著天的那邊，或低頭細數腳底的泥沙，我都不能壓製我喪去一個真實的同伴的歎息。在這樣的世界中生活下去，多一個真實的同伴，便多一分力量，我們的責任還不止於打開局麵，指示光明，而還是創造光明和美麗；人的靈魂假如隻能拘泥於個體的褊狹之中，便隻能陶醉於自我的小小成就。我們要使所有的人都能有崇高的享受，和為這享受而做出偉大犧牲。
生在現在的這世界上，活著固然能給整個事業添一分力量，而死對於自己也是莫大的損失。因為這世界上有的是戮屍的遺法，從此你的話語和文學將更被歪曲，被侮辱；聽說連未死的胡風都有人證明他是漢奸，那麼對於已死的人，當然更不必賄買這種無恥的人證了。魯迅先生的“阿Q”曾被那批禦用文人歪曲地詮釋，那麼《生死場》的命運也就難免於這種災難。在活著的時候，你不能不被逼走到香港；死去，卻還有各種汙蔑在等著，而你還不會知道；那些與你一起的脫險回國的朋友們還將有被監視和被處分的前途。我完全不懂得到底要把這批人逼到什麼地步才算夠？貓在吃老鼠之前，必先玩弄它以娛樂自己的得意。這種殘酷是比一切屠戮都更惡毒，更需要毀滅的。
隻要我活著，朋友的死耗一定將陸續地壓住我沉悶的呼吸。尤其是在這風雨的日子裏，我會更感到我的重荷。我的工作已經夠消磨我的一生，何況再加上你們的屈死，和你們未完的事業，但我一定可以支持下去的。我要借這風雨，寄語你們，死去的，末死的朋友們，我將壓榨我生命所有的餘剩，為著你們的安慰和光榮。那怕就僅僅為著你們也好，因為你們是受苦難的勞動者，你們的理想就是真理。
風雨已停，朦朦的月亮浮在西邊的山頭上，明天將有一個晴天。我為著明天的勝利而微笑，為著永生而休息。我吹熄了燈，平靜地躺到床上。
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五日
蕭軍與蕭紅
蕭紅原是黑龍江省呼蘭縣一個大地主的女兒。她幼年喪母，父親張廷舉是當地有名的官僚紳士，不僅對佃戶奴仆很殘暴，對蕭紅也十分嚴厲。家庭環境和冷漠的親子關係使蕭紅從小就養成叛逆的個性。1931年，專橫的父親逼著蕭紅嫁給一個舊軍官的兒子汪殿甲（王恩甲）。蕭紅斷然拒絕，和封建家庭決裂，逃出了父親的控製。
她逃婚出走至北平，考入女師大附中，未婚夫汪殿甲尾隨而至，兩人因經濟困窘回到哈爾濱，在哈爾濱道外正陽十六道街的東興順旅館同居。1932年，汪殿甲以回家取錢為由，將懷孕中的蕭紅拋棄，險些被旅館老板賣到妓院以抵還六百多元的食宿費。孤苦無助、重病纏身的她向報社投書求助，老斐（主編裴馨園）收到信後非常同情這個不相識的女讀者，便派蕭軍到旅館探望。蕭軍按照信上所示的地址找到了蕭紅。兩人初識時，蕭紅是一個憔悴的孕婦，臉色蒼白，神態疲憊，穿了一件已經變灰了的藍長衫，拖了一雙變了形的女鞋。
蕭紅對蕭軍的到來，非常驚喜，更沒有料到來看望她的人正是她所佩服的作家三郎。蕭紅讀過蕭軍以三郎筆名發表的詩歌和小說。蕭軍當時頭發蓬亂、衣著襤褸，活似個流浪漢，然而，卻散發著豪爽的英氣，蕭紅不由產生信賴和親切的感覺。年輕的蕭紅在那狐鬼滿路的茫茫人海裏，終於遇到一個知音，便打開心扉，把自己的悲慘身世，不幸遭遇，難言的屈辱，痛苦的心情，對愛和美的渴望與追求，盡情地傾述出來。蕭軍在蕭紅的床上，發現了散落的紙片上畫著圖案式的花紋，雖是胡亂勾勒的，但線條洗練流暢，顯示著勾勒者非凡的藝術才情。接著蕭軍又看到紙片上有幾節字跡秀麗工整的短詩，蕭軍被震動了！他感到無比的驚異，眼前的是一個晶明的、美麗的、可愛的、閃光的靈魂！他決定不惜一切犧牲和代價拯救這個靈魂！但是蕭軍心有餘而力不足，適巧鬆花江決了堤，遂得以趁亂從旅社救出蕭紅。蕭軍與蕭紅在患難中結為夫妻，兩人在道裏商市街二十五號大院的一間小房同居。蕭軍送給妻子的禮品，不是什麼珠寶首飾，而是比珠寶更珍貴的三首定情詩，蕭紅也從此走上寫作之路。
蕭紅與蕭軍的同居關係維持了六年（1932—1938），正式分手時，蕭紅已經懷孕，那孩子後來不久夭亡。1939年（一說為1938年），蕭紅另與端木蕻良結婚，婚姻關係維持了四年，直到她病逝於香港。
蕭紅和蕭軍愛情終結的原因到底是什麼？對蕭紅來說，可能是蕭軍的過於自負、暴躁、大男人主義、家暴和外遇；但對蕭軍來說，可能是蕭紅的多愁善感、體弱多病和後來的分居。蕭紅在31歲逝世，而蕭軍曆經滄桑，垂垂老矣，在1978年他整理注釋了蕭紅寫給他的舊信，編選成書，說明他心裏深處應該想念過這個曾經共同生活的伴侶。
蕭紅蕭軍與魯迅
1934年的深秋時節，蕭軍和蕭紅乘上一艘日本輪船，離開青島，駛往上海。此行的目的，就是前去拜會文壇大師魯迅。在此之前，蕭軍曾懷著虔敬的心情，給魯迅先生寫過一封信，而魯迅的及時複信，則使這兩位“小人物”喜出望外。
然而遺憾的是，上海並沒有張開雙臂，以現代都市的胸懷熱情歡迎兩蕭的到來。當蕭軍和蕭紅領略了低等艙的惡劣環境、走上甲板望著眼前的上海碼頭時，竟沒有發現一個熟悉的身影。從輪船走上岸，一種舉目無親的感覺頓時油然而生。於是，因未能及時見到魯迅先生而產生的焦急心情，使得蕭軍發出了這樣的抱怨：“我們是兩隻土撥鼠似的來到了上海！認識誰呢？誰是我們的朋友？連天看起來也是生疏的！”事實上，蕭軍對來到上海後沒有馬上見到魯迅先生所發出的牢騷，完全是由於對魯迅當時的處境缺乏了解所致。當時的魯迅，已被當局通緝幾年，自然處理起事情格外小心謹慎。多年的經驗告訴他，當你尚未了解對方時，絕對不可貿然行事，這並非擺架子或出於大人物的矜持，而是因為現實環境過於殘酷了。盡管如此，魯迅依然及時地給他們回信，隻不過提出見麵的事，應當“從緩”。魯迅的意圖是非常明顯的，他希望通過“從緩”來進一步加深對兩蕭的了解。與此同時，他的真誠與關懷又是不容置疑的。與前一封回信才相隔一天，魯迅便又複信給兩蕭，其中特別提醒他們要警惕“上海有一批‘文學家’陰險得很，非小心不可。”並再次發出友善的信息：“我想我們是有看見的機會的。”
11月30日，對於蕭紅蕭軍來說無疑是一個盛大的喜慶之日，他們終於等到了與魯迅相見的那一刻。根據約定的時間，兩蕭準時來到了內山書店。出人意料的是，魯迅已在那裏等候他們了，這使蕭軍蕭紅簡直有點不知所措。魯迅邁著緩慢的步子走過來，平靜地問道：“是劉先生悄吟女士嗎？”二人迷亂地點著頭。接著，先生便引導二人走出書店到一家不遠的咖啡店。也許，按照兩蕭本來的設想，與先生初次見麵的一刹那不應是這樣的，他們可能要說上許多問候語，場麵也會比眼前發生的熱烈。然而，剛才發生的一幕卻是如此的樸素，如此的自然，多餘的寒暄和客套都被省去了，這使兩個人一下子便回到了本真狀態，不再感到有什麼拘束。特別是當蕭紅望著這位帶有傳奇色彩的一代大師原來竟是出奇的平和與充滿善意時，那橫亙在大人物與無名之輩之間的界限頓時消失了。蕭紅注視著眼前這位麵色蒼白顯得有些衰弱的老人，他臉頰消瘦，顴骨突出，嘴上留有濃密的唇髭，頭發極富於特征，硬而直立，眼睛喜歡眯起來，但目光卻異常銳利，後來蕭紅曾特別描述過先生特有的那使人“感到一個時代的全智者的催逼”的目光。盡管魯迅的外表與蕭紅想象的可能有所不同，但先生給她留下的印象仍是深刻而難忘的，初次見麵可以說是極其令人愉快的。魯迅先生喜歡蕭軍蕭紅的純樸爽直，而蕭軍蕭紅呢，他們完全被先生的人格魅力所征服，不由自主地傾倒在魯迅麵前。為了使這次會麵的氣氛更加和諧，魯迅可以說做了精心安排。不久，夫人許廣平領著兒子海嬰也來到了咖啡店。蕭紅感到與許廣平真是一見如故，特別是淘氣的滿嘴上海話的海嬰，很快就和蕭紅混熟了。後來，許廣平曾以滿懷詩意的筆調描述過這初次的會麵，“陰霾的天空吹送著冷寂的歌調，在一個咖啡室裏我們初次會著兩個北方來的不甘做奴隸者。他們爽朗的話聲把陰霾吹散了，生之執著，戰鬥，喜悅，時常寫在臉麵和音響中，是那麼自然，隨便，毫不費力，像用手輕輕拉開窗幔，接受可愛的陽光進來”。臨了，先生又取出20元錢送到兩蕭麵前，這使蕭紅蕭軍激動萬分。
出於對導師的熱愛和關心，第一次會麵後不久，兩蕭便懷著不安給魯迅寫了一封信，以表達對魯迅健康狀況的憂慮。關於這一點，魯迅顯示出他一貫特有的達觀態度，指出這是自然法則，不必為此而悲哀。其次，魯迅回信中更多是對兩蕭的指導和幫助，特別是當他看到兩人目下正處於一種焦躁狀態無法工作時，提出了如下忠告：“我看你們的現在的這種焦躁的心情，不可使它發展起來，最好是常到外麵去走走，看看社會上的情形，以及各種人們的臉。”毫無疑問，在先生忠告的背後所包含的無限情意，兩蕭是深深體會到的。
從此，在魯迅的引導下，蕭軍和蕭紅開始走入上海文壇，並與當時的許多重要人物建立了廣泛聯係，而他們與魯迅之間的友誼，則對日後自身事業的發展產生了難以估量的作用。
蕭紅作品精選
煩擾的一日
他在祈禱，他好像是向天祈禱。
正是跪在欄杆那兒，冰冷的，石塊砌成的人行道。然而他沒有鞋子，並且他用裸露的膝頭去接觸一些個冬天的石塊。我還沒有走近他，我的心已經為憤恨而燒紅，而快要脹裂了！
我咬我的嘴唇，畢竟我是沒有押起眼睛來走過他。
他是那樣年老而昏聾，眼睛像是已腐爛過。街風是銳利的，他的手已經被吹得和一個死物樣。可是風，仍然是銳利的。我走近他，但不能聽清他祈禱的文句，隻是喃喃著。
一個俄國老婦，她說的不是俄語，大概是猶太人，把一張小票子放到老人的手裏，同時他仍然喃喃著，好像是向天祈禱。
我帶著我重得和石頭似的心走回屋中，把積下的舊報紙取出來，放到老人的麵前，為的是他可以賣幾個錢，但是當我已經把報紙放好的時候，我心起了一個劇變，我認為我是最庸俗沒有的人了！仿佛我是作了一件蠢事般的。於是我摸衣袋，我思考家中存錢的盒子，可是連半角錢的票子都不能夠尋思得到。老人是過於笨拙了！怕是他不曉得怎樣去賣舊報紙。
我走向鄰居家去，她的小孩子在床上玩著，她常常是沒有心思向我講一些話。我坐下來，把我帶去的包袱打開，預備裁一件衣服。可是今天雪琦說話了：“於媽還不來，那麼，我的孩子會使我沒有希望。你看我是什麼事也沒有作，外國語不能讀，而且我連讀報的趣味都沒有呀！”
“我想你還是另尋一個老媽子好啦！”
“我也這樣想，不過實際是困難的。”
她從生了孩子以來，那是五個月，她沉下苦惱的陷阱去，唇部不似以前有顏色，臉兒皺縐。
為著我到她家去替她看小孩，她走了，和貓一樣躡手躡腳地下樓去了。
小孩子自己在床上玩得厭了，幾次想要哭鬧，我忙著裁旗袍，隻是用聲音招呼他。
看一下時鍾，知道她去了還不到一點鍾，可是看小孩子要多麼耐性呀！我煩亂著，這僅是一點鍾。
媽媽回來了，帶進來衣服的冷氣，後麵跟進來一個瓷人樣的，纏著兩隻小腳，穿著毛邊鞋子，她坐在床沿，並且在她進房的時候，她還向我行了一個深深的鞠躬禮，我又看見她戴的是毛邊帽子，她坐在床沿。
過了一會，她是欣喜的，有點不像瓷人：“我是沒有作過老媽子的，我的男人在十八道街開柳條包鋪，帶開藥鋪……我實在不能再和他生氣，誰都是願意支使人，還有人願意給人家支使嗎？咱們命不好，那就講不了！”
像猜謎似的，使人想不出她是什麼命運。雪琦她歡喜，她想幸福是近著她了，她在感謝我：“玉瑩，你看，今天你若不來，我怎能去找這個老媽子來呀！”
那個半老的婆娘仍然講著：“我的男人他打我罵我，以先對我很好，因為他開柳條包鋪，要招股東。就是那個入二十元錢頂大的股東，他替我造搖，說我娘家有錢，為什麼不幫助開柳條鋪呢？在這一年中，就連一頓舒服飯也沒吃過，我能不傷心嗎！我十七歲過門，今年我是二十四歲。他從不和我吵鬧過。”
她不是個半老的婆娘，她才二十四歲。說到這樣傷心的地方，她沒有哭，她曉得做老媽子的身份。可是又想說下去，雪琦眉毛打鎖，把小孩子給她：“你抱他試試。”
小孩子，不知為什麼，但是他哭，也許他不願看那種可憐的臉相？
雪琦有些不快樂了，隻是一刻的工夫，她覺得幸福是遠著她了！
過了一會，她又像個瓷人，最像瓷人的部分，就是她的眼睛，眼珠定住。我們一向她看去，她忙著把眼珠活動一下，然而很慢，並且一會又要定住。
“你不要想，將來你會有好的一日……”
“我是同他打架生氣的，一生氣就和個呆人樣，什麼也不能做。”那瓷人又忙著補充一句：“若不生氣，什麼病也沒有呀！好人一樣，好人一樣。”
後來她看我縫衣裳，她來幫助我，我不願她來幫助，但是她要來幫助。
小孩子吃著奶，在媽媽的懷中睡了。孩子怕一切音響，我們的呼吸，為著孩子的睡覺都能聽得清。
雪琦更不歡喜了。大概她在害怕著，她在計量著，計量她的計劃怎樣失敗。我窺視出來這個瓷器的老媽，怕一會就要被辭退。
然而她是有希望的，滿有希望，她殷勤地在盆中給小孩在洗尿布。
“我是不知當老媽子的規矩的，太太要指教我。”她說完坐在木凳上，又開始變成不動的瓷人。
我煩擾著，街頭的老人又回到我的心中；雪琦鉛板樣的心沉沉地掛在臉上。
“你把髒水倒進水池子去。”她向擺在木凳間的那瓷人說。捧著水盆子，那個婦人紫色毛邊鞋子還沒有響出門去，雪琦的眼睛和偷人樣轉過來了：“她是不是不行？那麼快讓她走吧！”
孩子被丟在床上，他哭叫，她到隔壁借三角錢給老媽子的工錢。
那紫色的毛邊鞋慢慢移著，她打了盆淨水放在盆架間，過來招呼孩子。孩子懼怕這瓷人，他更哭。我縫著衣服，不知怎麼一種不安傳染了我的心。
忽然老媽子停下來，那是雪琦把三角錢的票子示到麵前的時候，她拿到三角錢走了。
她回到婦女們最傷心的家庭去，仍去尋她惡毒的生活。
毛邊帽子，毛邊鞋子，來了又走了。
雪琦仍然自己抱著孩子。
“你若不來，我怎能去找她來呢！”她埋怨我。
我們深深呼吸了一下，好像剛從暗室走出。屋子漸漸沒有陽光了，我回家了，帶著我的包袱，包袱中好像裹著一群麻煩的想頭——婦女們有可厭的丈夫，可厭的孩子。冬天追趕著叫化子使他絕望。
在家門口，仍是那條欄杆，但是那塊石道，老人向天跪著，黃昏了，給他的絕望甚於死。
我經過他，我總不能聽清他祈禱的文句，但我知道他祈禱的，不是我給他的那些報紙，也不是半角錢的票子，是要從死的邊沿上把他拔回來。
然而讓我怎樣做呢？他向天跪著，他向天祈禱。……
中?秋?節
記得青野送來一大瓶酒，董醉倒在地下，剩我自己也沒得吃月餅。小屋寂寞的，我讀著詩篇，自己過個中秋節。
我想到這裏，我不願再想，望著四麵清冷的壁，望著窗外的天。雲側倒在床上，看一本書，一頁，兩頁，許多頁，不願看。那麼我聽著桌子上的表，看著瓶裏不知名的野花，我睡了。
那不是青野嗎？帶著楓葉進城來，在床沿大家默坐著。楓葉插在瓶裏，放在桌上，後來楓葉幹了坐在院心。常常有東西落在頭上，啊，小圓棗滾在牆根外。棗樹的命運漸漸完結著。晨間學校打鍾了，正是上學的時候，梗媽穿起棉襖打著嚏噴在掃偎在牆根哭泣的落葉，我也打著嚏噴。梗媽捏了我的衣裳說：“九月時節穿單衣服，怕是害涼。”
董從他房裏跑出，叫我多穿件衣服。
我不肯，經過陰涼的街道走進校門。在課室裏可望到窗外黃葉的芭蕉。同學們一個跟著一個的向我問：“你真耐冷，還穿單衣。”“你的臉為什麼紫色呢？”“倒是關外人……”
她們說著，拿女人專有的眼神閃視。
到晚間，嚏噴打得越多，頭痛，兩天不到校。上了幾天課，又是兩天不到校。
森森的天氣緊逼著我，好像秋風逼著黃葉樣，新曆一月一日降雪了，我打起寒顫。
開了門望一望雪天，呀！我的衣裳薄得透明了，結了冰般地。跑回床上，床也結了冰般地。我在床上等著董哥，等得太陽偏西，董哥偏不回來。向梗媽借十個大銅板，於是吃燒餅和油條。
青野踏著白雪進城來，坐在椅間，他問：“綠葉怎麼不起呢？”
梗媽說：“一天沒起，沒上學，可是董先生也出去一天了。”
青野穿的學生服，他搖搖頭，又看了自己有洞的鞋底，走過來他站在床邊又問：“頭痛不？”把手放在我頭上試熱。
說完話他去了，可是太陽快落時，他又回轉來。董和我都在猜想。他把兩元錢放在梗媽手裏，一會就是門外送煤的小車子嘩鈴的響，又一會小煤爐在地心紅著。同時，青野的被子進了當鋪，從那夜起，他的被子沒有了，蓋著褥子睡。
這已往的事，在夢裏關不住了。
門響，我知道是三郎回來了，我望了望他，我又回到夢中。可是他在叫我：“起來吧，悄悄，我們到朋友家去吃月餅。”
他的聲音使我心酸，我知道今晚連買米的錢都沒有，所以起來了，去到朋友家吃月餅。人囂著，經過菜市，也經過睡在路側的僵屍，酒醉得暈暈的，走回家來，兩人就睡在清涼的夜裏。
三年過去了，現在我認識的是新人，可是他也和我一樣窮困，使我記起三年前的中秋節來。
憶?蘇?青
蘇 青 傳 略
蘇青（1914—1982），小說家、散文家、劇作家。浙江寧波人。1933年考入國立中央大學（1949年更名為南京大學）外文係，後肄業移居上海。
1935年，為發抒產女苦悶，寫作散文《產女》投稿給《論語》雜誌，後改題為《生男與育女》發表，是為創作的開始。40年代初因婚姻變故而成為以文為生的職業作家，作品主要發表於《宇宙風》、《逸經》、《古今》、《風雨談》、《天地》等雜誌。1943年，代表作品長篇自傳體小說《結婚十年》開始在《風雨談》連載，次年出版單行本，到1948年底，已再版18次之多。1947年，《續結婚十年》出版。蘇青還寫作了大量散文小品，結集為《浣錦集》、《濤》、《飲食男女》、《逝水集》，其中《浣錦集》再版十幾次。此外還有長篇小說《歧途佳人》等。1949年後留居上海，擔任芳華越劇團專職編劇。曾編寫《江山遺恨》、《賣油郎》、《屈原》、《寶玉與黛玉》、《李娃傳》等劇目。其中1954年《寶玉與黛玉》演出連滿300多場，創劇團演出最高記錄。文革中多次受批鬥。1982年冬天病逝。
我看蘇青（節選）
張愛玲
蘇青是——她家門口的兩棵高高的柳樹，初春抽出了淡金的絲，誰都說：“你們那兒的楊柳真好看！”她走出走進，從來就沒看見。可是她的俗，常常有一種無意的俊逸，譬如今年過年之前，她一時錢不湊手，性急慌忙在大雪中坐了輛黃包車，載了一車的書，各處兜售。書又掉下來了，《結婚十年》龍鳳帖式的封麵紛紛滾在雪地裏，真是一幅上品的圖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