憶 張 愛 玲
張愛玲傳略
張愛玲（1920—1995），原名張煐。原籍河北豐潤，生於上海。1930年改名張愛玲。中學畢業後到香港讀書。1942年香港淪陷，未畢業即回上海，給英文《泰晤士報》寫劇評、影評，給英文雜誌《二十世紀》寫生活類的文章。1943年小說處女作《沉香屑》被周瘦鵑發表在《紫羅蘭》雜誌上。隨後接連發表《傾城之戀》、《金鎖記》等代表作。此後三四年是她創作的豐收期。1952年移居香港，在美國新聞處工作，曾發表小說《赤地之戀》和《秧歌》。1955年旅居美國。在加州大學中文研究中心從事翻譯和小說考證。在美過著“隱居”生活。1995年9月8日，被發現老死於美國洛杉磯自寓。
張愛玲的創作大多取材於上海、香港的上層社會，她的作品，既以中國古典小說為根柢，又突出運用了西方現代派心理描寫技巧，並將兩者融合於一體，形成頗具特色的個人風格。主要作品有小說集《傳奇》和散文集《流言》，還寫有中篇小說《小艾》，長篇小說《十八春》、《怨女》和評論集《紅樓夢魘》等。
遙寄張愛玲
柯?靈
不見張愛玲三十年了。
“三十年前的上海，一個有月亮的晚上……我們也許沒趕上看見三十年前的月亮。年青的人想著三十年前的月亮應該是銅錢大的一個紅黃的濕暈，像朵雲軒信箋上落了一滴淚珠，陳舊而迷惘。老年人回憶中的三十年前的月亮是歡愉的，比眼前的月亮大，圓，白；然而隔著三十年的辛苦路望回看，再好的月色也不免帶點淒涼。”
這是《金鎖記》裏開頭的一段。我現在正是帶著滿頭的白發，回看那逝去的光陰，飛揚的塵土，掩映的雲月。
七十年代末葉，我從一場惡夢中醒來，我的作品又可以享受災李禍棗的奢侈了。每當一本新書出版的時候，我照例興衝衝地親自簽名包紮，跑郵政局，當作一種友情和尊敬的“念心兒”分送朋友。
一九八〇年春，感謝香港昭明出版社，給我印了一本裝幀、排印、紙張都很漂亮的《選集》，多年的舊交劉以鬯兄，還寫了長序，獎飾有加。我特地挑了一冊精裝本，在扉頁鄭重地寫上“愛玲老友指正”，準備寄往美國。但我隨即聽說，張愛玲近年來杜門謝客，幾乎擯絕交遊。我這才猛然清醒，我們之間不但隔著浩浩蕩蕩的時空鴻溝，還橫梗一道悠悠忽忽的心理長河。雖然我們沐著同一的月光，但是天各一方。我決定把這本書什襲珍藏，作為我暮年天真未泯的一個紀念。
大陸實行對外開放以後，“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這一聯唐詩忽然走紅。但在外交場合杯酒言歡中濫用的結果，最好的詩也會變成愛倫堡所謂“磨光的二戈比”，我真有點替王勃叫屈。僭稱“愛玲老友”，天外郵書，大概難免落謬托知己之誚。但彼此以文字交往始，已經整整四十年；闊別至今，她也未嚐從我內心深處的“親友題名錄”中注銷，卻是事實。
她的著作，四十年代在大陸出版的《傳奇》、《流言》，我至今好好地保存著；她近三十年在台灣和香港出版的著作，也已經大體搜集完全，隻是最近得到的三本來不及讀。唐文標的《張愛玲研究》、《張愛玲資料大全集》等書，我手頭都有。胡蘭成的《今生今世》和《山河歲月》，我也找來讀了。我自己忝為作家，如果也擁有一位讀者——哪怕隻是一位，這樣對待我的作品，我也就心滿意足了。
我最初接觸張愛玲的作品和她本人，是一個非常嚴峻的時代。一九四三年，珍珠港事變已經過去一年多，離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和中國抗戰勝利還有兩年。上海那時是日本軍事占領下的淪陷區。當年夏季，我受聘接編商業性雜誌《萬象》，正在尋求作家的支持，偶爾翻閱《紫羅蘭》雜誌，奇跡似地發現了《沉香屑——第一爐香》。
張愛玲是誰呢？我怎麼能夠找到她，請她寫稿呢？紫羅蘭庵主人周瘦鵑，我是認識的，我躊躇再三，總感到不便請他作青鳥使。正在無計可施，張愛玲卻出乎意外地出現了。
出版《萬象》的是中央書店，在福州路晝錦裏附近的一個小弄堂裏，一座雙開間石庫門住宅，樓下是店堂，《萬象》編輯室設在樓上廂房裏，隔著一道門，就是老板平襟亞夫婦的臥室。好在編輯室裏除了我，就隻有一位助手楊幼生（即洪荒，也就是現在《上海抗戰時期文學叢書》的實際負責人之一），不至擾亂東家的安靜。當時上海的文化，相當一部分就是在這類屋簷下產生的。而我就在這間家庭式的廂房裏，榮幸地接見了這位初露鋒芒的女作家。
那大概是七月裏的一天，張愛玲穿著絲質碎花旗袍，色澤淡雅，也就是當時上海小姐普通的裝束，肋下夾著一個報紙包，說有一篇稿子要我看一看，那就是隨後發表在《萬象》上的小說《心經》，還附有她手繪的插圖。會見和談話很簡短，卻很愉快。談的什麼，已很難回憶，但我當時的心情，至今清清楚楚，那就是喜出望外。雖然是初見，我對她並不陌生，我誠懇地希望她經常為《萬象》寫稿。
張愛玲在寫作上很快登上燦爛的高峰，同時轉眼間紅遍上海。這使我一則以喜，一則以憂，因為環境特殊，清濁難分，很犯不著在萬牲園裏跳交際舞。——那時賣力地為她鼓掌拉場子的，就很有些背景不幹不淨的報章雜誌，興趣不在文學而在於替自己撐場麵。
上海滄陷後，文學界還有少數可尊敬的前輩滯留隱居，他們大都欣喜地發現了張愛玲，而張愛玲本人自然無從察覺這一點。鄭振鐸隱姓埋名，典衣節食，正肆力於搶購祖國典籍，用個人有限的力量，挽救“史流他邦，文歸海外”的大劫。他要我勸說張愛玲，不要到處發表作品，並具體建議：她寫了文章，可以交給開明書店保存，由開明付給稿費，等河清海晏再印行。那時開明編輯方麵的負責人葉聖陶已舉家西遷重慶，夏丏尊和章錫琛老板留守上海，店裏延攬了一批文化界耆宿，名為編輯，實際在那裏韜光養晦，躲風避雨。王統照、王伯祥、周予同、周振甫、徐調孚、顧均正諸老，就都是的。可是我對張愛玲不便交淺言深，過於冒昧。也是事有湊巧，不久我接到她的來信，據說平襟亞願意給她出一本小說集，承她信賴，向我征詢意見。
上海出版界過去有一種“一折八扣”書，專門翻印古籍和通俗小說之類，質量低劣，隻是靠低價傾銷取勝，中央書店即以此起家。我順水推舟，給張愛玲寄了一份店裏的書目，供她參閱，說明如果是我，寧願婉謝垂青，我懇切陳詞；以她的才華，不愁不見知於世，希望她靜待時機，不要急於求成。她的回信很坦率，說她的主張是“趁熱打鐵”。她第一部創作隨即誕生了，那就是《傳奇》初版本，出版者是《雜誌》社。我有點暗自失悔，早知如此，倒不如成全了中央書店。
《萬象》上發表過一篇《論張愛玲的小說》，作者“迅雨”，是傅雷的化名，現在已不成為秘密。這是老一輩作家關心張愛玲明白無誤的證據。他高度評價她藝術技巧的成就，肯定《金鎖記》是“我們文壇最美的收獲之一”，同時對《連環套》提出嚴格的指責。一褒一貶，從兩個不同的站頭出發，目標是同一終點——熱情期待更大的成就。
“沒有《金鎖記》，本文作者決不在下文把《連環套》批評得那麼嚴厲，而且根本也不會寫這篇文字。”如果我們對傅雷素昧平生，憑這幾句話，也可以幫助了解他對人生和藝術的態度。張愛玲的反應，是寫了一篇隨筆，遠兜遠轉，借題發揮，實質是不很禮貌地回答說：“不！”很久以前，文壇上流行過一句玩笑話：“老婆人家的好，文章自己的好。”
張愛玲這篇隨筆的題目，就叫做《自己的文章》，後來收在散文集《流言》裏。直到隔了將近四十年之後，張愛玲才對《連環套》提出了比傅雷遠為苛刻的自我批評。其實傅雷的議論，還有個更高的立足點，那就是以張愛玲之所長，見一般新文學作品之所短，指出“我們的作家一向對技巧抱著鄙夷的態度。‘五四’以後，消耗了無數的筆墨是關於主義的論戰。仿佛一有準確的意識就能立地成佛似的，區區藝術更不成問題。”一揚一抑，有一段還涉及巴金的作品。我以為未必公允恰當，利用編輯的權力，把原稿擅自刪掉一段，還因此惹惱了傅雷，引起一場小風波。我在一九七八年寫的《懷傅雷》一文中，已經提到這件事，這裏不再重複。
唐文標在《張愛玲研究》一書中說到，傅雷的文章一經刊出，《連環套》就被“腰斬”，此後張愛玲也不再在《萬象》出現。他看到了事實，卻沒有闡明真相。《連環套》的中斷有別的因素，並非這樣斬釘截鐵。我是當事人，可惜當時的細節已經在記憶中消失，說不清楚了。但有一點確切無誤，我和張愛玲接觸不多，但彼此一直懷有友好的感情，不存在任何芥蒂。有事實為證。
張愛玲把小說《傾城之戀》改編為舞台劇本，又一次承她信賴，要我提意見，其間還有個反複的修改過程。我沒有敷衍塞責，她也並不嫌我信口雌黃。後來劇本在大中劇團上演，我也曾為之居間奔走。劇團的主持人是周劍雲，我介紹張愛玲和他在一家餐廳裏見麵。
那時張愛玲已經成為上海的新聞人物，自己設計服裝，表現出她驚世駭俗的勇氣，那天穿的，就是一襲擬古式齊膝的夾襖，超級的寬身大袖，水紅綢子，用特別寬的黑緞鑲邊，右襟下有一朵舒蜷的雲頭——也許是如意。長袍短套，罩在旗袍外麵。
《流言》裏附刊的相片之一，就是這種款式。相片的題詞：“有一天我們的文明，不論是升華還是浮華，都要成為過去。然而現在還是清如水明如鏡的秋天，我應當是快樂的。”周劍雲戰前是明星影片公司三巨頭之一，交際場上見多識廣，那天態度也顯得有些拘謹，張愛玲顯赫的文名和外表，大概給了他深刻的印象。
這台戲後來在新光大戲院上演了，導演是朱端鈞，當年上海的四大導演之一，飾流蘇的羅蘭，飾範柳原的舒適，都是名重一時的演員。事後我因此得到張愛玲饋贈的禮物：一段寶藍色的綢袍料。我拿來做了旗袍麵子，穿在身上很顯眼，桑弧見了，用上海話說：“赤刮剌新的末。”桑弧是影片《不了情》的導演，張愛玲的熟朋友。——但這是後話。
一九四四年六月和一九四五年六月，我兩次被日兵滬南憲兵隊所捕。第一次幸而沒有受武士道精神文明的洗禮——嚴刑拷打，卻聽夠了被害者受刑時那種錐心刺骨的號叫聲。
京劇《文昭關》裏描寫伍子胥一夜間須發變白，我此時才有些親身的體會。憲兵隊在貝當路，人們談虎色變，諱言其名，稱之為“貝公館”。地點在美國學堂舊址。原來是雪白的建築，碧綠的草地，純潔得像天使；對門是莊嚴肅穆的國際禮拜堂，紫醬色的斜屋頂，牆上爬滿長春藤；貝當路幽雅安靜，是情侶散步的好地方。日本人不知出於什麼心理，挑選這麼個環境來開設他們的現世地獄。
我被釋放時，恰像剛從死亡線上脫險。對那個環境感覺特別靈敏，覺得人世真是美好。回到家裏，又看到張愛玲的留言，知道她在我受難時曾來存問，我立即用文言複了她一個短箋，寥寥數行，在記憶裏是我最好的作品之一。原因是平常寫作，很難有這種激動的心情。
這事情過去整四十年了，直到去年，我有機會讀到《今生今世》，發現其中有這樣一段：“愛玲與外界少往來，惟一次有個朋友被日本憲兵隊逮捕，愛玲因《傾城之戀》改編舞台劇上演，曾得他奔走，由我陪同去慰問過他家裏，隨後我還與日本憲兵說了，要他們可釋放則釋放。”我這才知道，原來還有這樣一回事。一時間我產生了難分難解的複雜情緒。
在此以前，我剛好讀過餘光中針對胡蘭成的人品與文品而發的《山河歲月話漁樵》。抗日戰爭是祖國生死存亡的關頭。而胡蘭成的言行，卻達到了顛倒恩仇、混淆是非的極致，餘光中對他嚴正的抨擊，我有深切的共鳴，因為我個人的遭遇就提供了堅實的論據。但是對張愛玲的好心，我隻有加倍的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