傾 聽 15編縣誌
◎口述 童銀舫
１７歲，高度已經有了，肉還沒長出來，像一根竹竿。某次考試，物理成績隻考了３分，現在說出來不慚愧，當時也沒有觸痛，更多意義上是一種自我嘲解，擺明了要走另一條路的。那時候的整個身心，全被文學世界的瑰麗景象所吸引，自己也塗抹了許多東西，寄給各家報社、雜誌社。我的理想，是當一名作家。
高考自然沒有希望，但走下考場，心裏還是難受了。考場上的絕望感、被社會主流價值標準淘汰出局的焦灼與痛苦，說明我還是極希望得到社會的承認的。那是1981年的7月，家裏人都認為我考上大學不成問題，甚至全村人都在這麼想，我卻連分數都不敢去查，心裏隻有一點是清楚的：成績肯定一塌糊塗。
走出校門，灰溜溜跑回家裏——慈溪城郊的一個村，我不再是自小成績就不錯的讀書郎、班上的班長。在人前，我羞愧得抬不起頭來；夜深人靜，想到為了讓我讀書，父母日夜奔波勞碌的身影，我愧疚得心都痛了。
白天，望著窗外翻滾的麥浪，想到十年寒窗，一事無成，我的心中充滿了迷惘和失落。幸好還有書和筆。書能拂去煩惱，帶給我想像和快樂，給我以靈魂的慰藉。筆，則成為我唯一握有的點燃前途的希望。
現在回想，我應該感謝我的父親。我讀小學二年級時，學費是全免的，學雜費隻需每學期交1元5角，但一本《新華字典》卻要7角3分。我要買這本字典，為此思前想後，一連幾天睡不好覺，因為我從稍懂事起就未向父親要過一分錢，而且父親是極嚴厲的。終於，一次放學回家，我鬥膽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很出乎我的意料，父親竟爽快地遞給我一張帶有體溫的一元紙幣。從此，買書、借書、讀書，成為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儀式，直至如今寫書、編書、出書。
當書漸漸讀出些味道時，便有了表達自己的衝動。於是寫起了詩，還成立了一個從“九葉詩派”套來的“七葉詩社”，7個農村青年——都沒有高考中榜——不知天高地厚，又冒冒失失地聘請了慈溪籍的“九葉”詩人袁可嘉教授做詩社的名譽社長，辦起了詩歌月刊。那時，盡管投出去的小詩短文仍然多數吃退票或者如泥牛入海，但辦詩社，自己發詩作，畢竟讓我感到了青春的美好和生活的樂趣。白天幹活，晚上躲在小書房裏讀書、寫作，有的詩歌和短文還在一些大賽中獲了獎，這內心隱秘的喜悅，實在勝過得到任何其他饋贈。
並且，那時我已不自量力，做起小說來了。這才是真正的文學創作，但這也讓我備嚐艱辛。熬幾個通宵寫出來的作品，先後投出去，都吃了退票。我不甘心失敗，將退稿往抽屜一塞，繼續寫……但等來的仍是退稿。一開始，我就懷疑過：自己是寫作的料嗎？事實發展似乎在加深我的懷疑。真正搞創作，不是隻會寫幾首直白的田園詩就夠了。對於寫作，我有一股韌性，但發生方向性錯誤，這股韌性也許就成了不知悔改的固執。
我應該感謝同鄉老教師、當時的縣文聯委員華引峰先生，是他發現了我的苦悶與彷徨，為我指點迷津。
那天，他把我請到他的家中，幫我分析了創作失敗的原因。是的，我單有創作的熱情，卻缺乏豐富的想象和細膩的情感，表達過於直白，語言不夠含蓄；我有一定的文字駕馭能力，行文做得到明白曉暢，但敘事缺少技巧，內容又太過平實。我的長處在於有韌性，有鑽勁，肯吃苦，做事踏實，對文字工作抱有極大的熱情，我的缺點也很明顯，就是不懂設懸念、耍花槍，身上缺少浪漫細胞。他建議我揚長避短，不妨搞搞民間文學和民俗地方誌的搜集整理工作，在當時的慈溪，這是塊可大有作為的處女地。
於是，騎著海獅牌自行車，帶上水壺和餅幹，我開始了丈量慈溪曆史文化的行程。２０歲左右的小夥子，曾經在深山荒墳間漫走，記錄下有價值的碑文，有時候，毒蛇便正昂著頭在草叢中窺伺我的舉動。當然，旅途中更多的是發現的欣喜和隨之結出的碩果。很快，我和華引峰先生合作的民歌在《山海經》上發表了，合寫的人物傳記也被省電台采用了。一篇篇散發著鄉土氣息的文史資料在我的“臨田齋”被整理成文，成稿的時間，一般是人們熟睡時或者歡天喜地拜親訪友去的休息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