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一家兄弟三人，我是老大，其中二弟特別有出息，他考到北京，留在北京，後到中國社會科學院搞研究工作。我也沾二弟的光，１９８５年起，隨著個人美學趣味及作品風格的逐步形成，開始與全國各地的藝術家進行交流與聯係，其中往返最多的，就是北京。二弟在北京的住處，成了我的落腳點。１９８７年，我的個人生活中發生了兩件大事，一是結婚，娶了個熱愛藝術、老家在北京南郊大興縣的妻子；二是因為與幾個朋友一起為當時的北侖港做了個水泥雕塑，第一次用藝術為自己賺了３６００元錢。用這筆錢，我買了個當時頂級的雙卡音響，如今這台音響已經蒙塵，它記錄了我的一段對音樂發燒的青春時光。此外，我還策劃了一個活動——第二年，我用餘下的大部分錢，在北京舉辦了一次《心象：陳峰藝術展》的個人畫展。這也許是當代寧波人在北京舉辦的第一個個人畫展。說起這個大事件的緣由，可以用一句話概括：我的部分畫作得到了當時北京唯一一家畫廊——中國藝術家畫廊（北京音樂廳）負責人的賞識。展覽共計展出了我８０件作品。以各種報紙、雜誌、電視台的報道為標誌，智商如兄弟我者也正式“出道”了。我特別清楚地記得有一位美國女記者也采訪了我，她的名字叫瑪格麗特·芬尼。她非常奇怪於一個青年畫家，怎麼會有至少三種風格截然不同的作品共同陳列於一個展廳。其實，這一點也不奇怪，那個年頭，人人都在如饑似渴地學習各種西方風格的創作手法。
我向寧波的單位請了半個月的病假。８０件作品堆放在二弟的宿舍裏，向中國社會科學院借了輛板車，裝了滿滿一車，我在前麵騎，遇到上坡，妻子在後麵推，時值北京的冬天，西北風凜冽而刺骨。就這樣，一直騎了兩個小時，才把作品送到展覽的地點。要不怎麼說北京是大地方呢？但是，畫展上的片刻得意很快就讓我忘了自己身在何處，來自何地。畫展結束後，我回到寧波，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辭去工作，然後打包北上。現在不是流行“北漂一族”之說麼，我想我也許稱得上是那個年代寧波“北漂”的第一人。一支畫筆，一副簡單的行囊，沒有固定的經濟來源，沒有切實的生活保障，隻希望以一顆對藝術至死無悔的滾燙的心，得到上天的眷顧和憐憫。我和幾個朋友，包括一位寧波詩人、一位東北畫家，終於在北京南郊的大興縣找到了一個四合院租下來，為了省錢，每餐隻吃一碗加幾片菜葉的麵條，為了增加營養，買來一堆雞蛋，嚴格規定每人每天隻能拿一隻。就這樣，偶爾在縣裏打一些廣告設計的零工，我又埋頭創作了一批作品，希望能夠發表，能夠引起美術界的重視。但是受畫壇寵幸的風格在變，前衛藝術似乎越來越沒戲了。那時候，已經去了澳大利亞的二弟在堪培拉為我聯係了一個地方，讓我也趕緊出國。就這樣又為出國之夢折騰了一陣，最後辦手續的時候因為經濟上的原因，遇到了障礙，出國也沒戲了。隻得回來，死心蹋地地待在寧波。１９９０年年初的末冬暖陽照在我身上，那時的我已經身無分文。老爺子在他的晚年階段，嗜酒成性。父子於是經常有時間交觥，喝得酩酊之際，也就忘記了畢生的誌願。
有著經營頭腦的三弟在寧波開了家麵包廠，我成了他的一名雇工。不管刮風下雨，每天騎著一輛黃魚車到處送麵包。從江東的麵包廠一路騎到新芝小學，就需要一個小時。唯一與一般雇工待遇不同的是，到了吃飯時間，我可以與做老板的三弟對坐著，一口一口地喝酒、聊天。１９９２年９月，老爺子過世了。我記得１９８９年年底他還給在北京的我寫信，讓我“圖個人樣回來”。如今，我——他的大兒子連個“鬼樣”都沒圖到，他就拍拍屁股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