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我們公社的故事隊共有８名年輕人，我是組長，餘孟友是組員。白天，我們在田頭勞動，天黑後到各村巡講，就這樣，一年至少要講２００場以上。盡管勞動之餘，有時人已疲乏，但因為是做自己喜歡的事，當醒木一拍，自己也會立刻精神起來，將《智取炮樓》《母女會》《兩顆稻穗頭》等故事講得活靈活現，有聲有色。我們一麵講，台下便一麵有村民支起鍋台，生起火來，放入年糕或者麵條烹煮。巡講是完全義務的，唯一的勞動報酬是演講結束後村民剛剛煮好的年糕湯或者青菜麵。但演講能受到村民的歡迎，能在自己的勞動付出之後，得到一頓熱氣騰騰的夜宵，我們已經非常滿足。
如果說從聽故事到講故事，是我的一種自然天性的流露，那麼，從講故事到寫故事，卻是受了一種外在形勢的推動和逼迫，是一種自覺理性的行為，是出於自我提升的需要。因為創造性勞動，絕非單純的講故事那麼容易。當然，創作完成之後所得到的那種暢快感，也是單純的講故事所難以達到的。聽多了革命的、曆史的、傳統的故事後，農民們覺得那些故事與他們的現實生活有距離，希望我們“多講講就發生在身邊的人和事”，這就把我們推入了故事創作員的隊伍。生活是創作的源泉，這話是一點不錯的。本身就是農民，又整天與農民打交道的我們，寫出來的故事也帶有一股親切的“鄉土氣息泥滋味”。一批反映本地農民群眾勞動和生活的故事，如《夫妻燒飯傳奇》《“孝順”兒子》等，因為表達了農民群眾的思想和情感，受到當地老百姓的喜愛。後來，慈溪舉辦故事創作演講大賽，我的《阿福送禮》《兩隻三九牌金戒指》等，還獲得了創作、演講的一等獎。十幾篇法製小故事在《浙江日報》《浙江經濟報》等報刊上發表。
從寫故事到用故事
１９７８年，我在《西湖》雜誌上發表了一篇題為《一條紅鯉魚》的故事作品。這在當時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我由此被推薦參加省第四次文學藝術界代表大會。這一年，公社成立文化站，我因創作和演講兩方麵的才能，一舉擊敗眾多競爭對手，成為首任文化站站長。１９８３年，有感於當時農民文化生活的貧乏，我的腦海中“蹦”出一個創辦農民讀書協會的想法。這個想法在當時在全省是首創的。為了使這個想法能夠變成現實，我請餘孟友來做我的助手。當時他在一家村辦廠做檢驗員，同時還在另一家廠兼任會計，每月加起來有２００元的收入，但我給他的工資隻有33.5元一月。經濟上孰好孰賴，連傻瓜都掂得清楚。但餘孟友堅持說服妻子，毅然邁進了鄉圖書館的大門。他不作別想，隻為圓自己成為一名文化人的夢。這一年初秋，浙江省第一個農民讀書協會在當時的三管鄉誕生了，各家媒體紛紛前來報道。一星期後，我由文化站長升遷為專管文衛的副鄉長，一做就是１０年。
１９９２年，我調任慈溪市新浦鎮政府工作，１９９６年起任新浦司法所所長，直至如今。身份和工作內容變了，但我的故事情懷猶存。在做一名基層司法幹部的１０年來，因為每天都能接觸到一些家長裏短的糾紛事件，我的故事創作素材豐富異常。同時，我也發現，與基層群眾打交道，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用故事的形式跟他們講道理，同時宣傳法律知識。在農村，兩戶人家吵架，往往互不相讓，戰火不斷升級。我就給他們講一根獨木橋的故事，說兩個人相對方向同時來到獨木橋前，都急著想過橋，來到橋中央碰頭了，各不相讓。這樣的情況下，哪種方法可以最快地通過獨木橋呢？這時，他們自己心裏也會得出答案，隻要有一個人讓一讓，退到橋頭去，大家才可以盡快過橋。有了這樣的心理基礎，再給他們分析原因，講道理，他們就容易接受得多了。而牙齒和舌頭有時也不免打架的故事，去勸說一時衝動而鬧離婚的夫妻，所收到的效果就更加好。至今，我用這樣的故事已經使１２０多對因吵架而發生感情危機的夫妻重歸於好。這幾年，我連年被評為寧波市人民調解工作先進個人和普法宣傳教育的先進工作者，我想這與我在工作中善於運用講故事的方式化解矛盾，用通俗易懂的順口溜親近百姓，從而得出司法調解工作中的一些“民間藥方”，是分不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