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際上，在村支書和村主任之間存在著微妙的變化和關係。如果是村主任的人勢強了，經濟基礎雄厚了，活動範圍大了，這時上級政府自然也就會自覺不自覺地把支部和村委會的位置換一下，讓村長去領導支部工作。這樣，支書便成了一個擺設，村子裏的大小幹部和群眾自然而然的都往村長的家裏跑，遇到難抉擇的事情也都找村主任商量。
薛三喜上任以後，自然是對這種現象進行過細致的觀察和分析的。開始的時候，薛三喜又利用正策的邊緣性，在村支部和村委會規定的有限人數以外，冠冕堂皇的成立了“監督小組”，“財務小組”，“紅白理事會”，“安全小組”等等，這些外圍機構有權參加平時村委會的會議，可以對村裏的各項工作提出自己的看法，·····。
就這樣，薛三喜的表親及本家都一步一步地安插到村委、支部的合適位置以及“邊緣”地帶。然後，他們瞅準南山豐富的鋁礦資源強有力的發展經濟，又利用經濟強有力的擴大自己的勢力範圍，不到兩年的功夫，村支書就提出了辭職申請，但因為不到支部換屆的時候，政府沒有批準，但也沒有多說什麼。
也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支書便不再工作了，整個大塔村的整體工作就全部有薛三喜一人說了算。
這樣一來，村支部和村委會裏麵還剩有的“殘渣餘孽”，一點點的風浪都掀不起來了。
這個時候，作為政府的主要領導，也收集到了很多關於薛三喜的負麵信息，也意識到了他將是禍害一方土地的禍首，也就是在這個時候，領導們有過任命蘇老二當支書的想法，並且委派張書記去探過他的心底。
但為時已晚，支部換屆的時候到了，鄉裏相關的領導受到來源於縣、市、甚至省裏的壓力都有，那些關鍵部門的領導一個跟著一個向地方的主要領導打招呼，都是很策略的表達了任命薛三喜為大塔村黨支部書記的要求。
也就是在那年支部換屆中，薛三喜如意地當上了大塔村的村支書。
他當上村支書的第一件事，就是斥資170萬元，把有史以來以“蘇家祠堂”為蘇家屯辦公基地的地點移到了一幢新建的辦公大樓裏。
······
其實，社會的最大矛盾就是社會資源的不均衡。資源是大家的，若是個別人占有，以此很快地強大自己，這便是產生貧富不均和社會邪惡勢力的溫床。
就像蘇家屯南山的鋁石礦。
在某些虛幻的想象中，蘇家屯當時被人們譽為當地的“小香港”，其實，在那些撲朔迷離的“熒紅燈”的背後，有很多不盡人意的地方，甚至是危機四伏。
是我永遠也想不明白的是，那時的薛三喜隻要手指頭縫裏漏下一點點，就可以滿足蘇家屯上百戶人家的溫飽要求。因為那些人對這個社會，對這個人間要求的很低很低。但事實告訴我，也告訴人們，那種想法是很幼稚的。
薛三喜自從當上了大塔村的支部書記，在玩弄權謀和手段上，他便是更加的如魚得水，他仰仗著在蘇家村當生產隊長和村長時候積累的財富和流氓手段，翻掌為雲，覆手為雨，吃著碗裏，看著鍋裏，整日的紙醉金迷，燈紅酒綠，在蘇家屯村，甚至在小黃鄉，完完全全的一個“東土嘴兒”形象了，他時常這樣認為：蘇家屯沒有我辦不成的事情，小黃鄉也沒有我辦不成的事情······。
人若到了這個時候，便是有一種“飄飄欲仙”現實了。
薛三喜居高臨下，一覽眾“山”小。
他平時非常關注村裏賬麵上的現金收入，隻要賬麵上或者村子裏的實際收入有了錢，他都會在適當的時候召集那些關鍵的人物到村委會，然後一副無奈的表情對大家說：“今天出去為咱村辦事情，車在半路上車撞住了兩個人，要是叫公家說，那得賠好幾萬，我找了個熟人私了了，賠人家了13，000元，你們幾個人都得給我簽個字，做個證明，在村裏的賬上報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