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4月19日
（收入《胡適之先生詩歌手跡》）
寄給在北平的一個朋友
藏暉先生昨夜做一夢，
夢見苦雨庵中吃茶的老僧，
忽然放下茶鍾出門去，
飄蕭一杖天南行。
天南萬裏豈不大辛苦？
隻為智者識得重與輕。
醒來我自披衣開窗坐，
誰人知我此時一點相思情！
1938.8.4?在倫敦
（原載1962年3月1日台北《文星》雜誌第53期）
追哭徐新六
1938年8月24日上午，新六的飛機被日本驅逐機五架擊落，被機關槍掃射，乘客十二人都死了。十日之後，我在瑞士收到他8月23日夜寫給我的一封信，是他臨死的前夜寫的。
拆開信封不忍看，
信尾寫著“八月二十三”！
密密的兩頁二十九行字，
我兩次三次讀不完。
“此時當一切一切以國家為前提”，
這是他信裏的一句話。
可憐這封信的墨跡才幹，
他的一切已獻給了國家。
我失去了一個最好的朋友，
這人世丟了一個最可愛的人。
“有一日力，盡一日力”，
我不敢忘記他的遺訓。
二十七年（1938）九月八日
在瑞士的魯塞恩（Lucerne）
（收入《胡適之先生詩歌手跡》）
抄新六遺書三篇題此詩
三書不厭十回讀，
今日重抄淚滿巾。
眼力最高心最細，
如今何處有斯人！
1938.10.16
（收入《胡適之先生詩歌手跡》）
題在自己的照片上，送給陳光甫
略有幾莖白發，
心情已近中年。
做了過河卒子，
隻能拚命向前。
二十七年（1938）十月三十一日?在美京
光甫同我當時都在華盛頓為國家做點戰時工作——那是國家最危急的時期，故有“過河卒子”的話。八年後，在三十五年（1946）的國民大會期中，我為人寫了一些單條立幅，其中偶然寫了這四行小詩。後來共產黨的文人就用“過河卒子”一句話加上很離奇的解釋，做攻擊我的材料。這最後兩行詩也就成了最著名的句子了。
（收入《胡適之先生詩歌手跡》）
一枝箭一隻曲子
我望空中射出了一枝箭，
射出去就看不見了。
他飛的那麼快
誰知道他飛的多麼遠了？
我向空中唱了一隻曲子，
那歌聲四散飄揚了。
誰也不會知道，
他飄到天的那一方了。
過了許久許久的時間，
我找著了那枝箭，
釘在一棵老橡樹高頭，
箭杆兒還沒有斷。
那隻曲子，我也找著了，
說破了倒也不希奇，
那隻曲子，從頭到尾，
記在一個朋友的心坎兒裏。
1943.6.14夜初譯?6.23改稿
（收入《胡適之先生詩歌手跡》）
The Arrow and the Song
By 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
I SHOT an arrow into the air.
It fell to earth，I know not where；
For，so swiftly it flew，the sight
Could not follow it in it’s flight.
I breathed a song into the air，
It fell to earth，I know not where；
For who has sight so keen and strong
That it can follow the flight of song？
Long，long afterward，in an oak
I found the arrow，still unbroke；
And the song，from beginning to end，
I found again in the heart of a friend.
這是美國詩人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的一首小詩，題為The Arrow and the Song，原為三節，我把第三節分做兩節，比較明白一點。
這詩不算是朗菲羅的好詩，但是第三節人多愛念。我十幾歲時在中國公學念這首詩，就想譯他。那時候我還寫古文，總覺得翻譯不容易。今夜試用白話，稍稍改換原詩文字，譯出後還覺得不很滿意。
適之
談談“胡適之體”的詩
今年1月到上海，才知道南方談文藝的朋友有所謂“胡適之體新詩”的討論。發起這個討論的是陳子展先生，他主張“胡適之體可以說是新詩的一條新路”。後來有讚成的，有反對的，聽說是反對的居多。
這真使我“受寵若驚”了！我這十四年來差不多沒有發表什麼新詩；有時候，偶然寫了一兩首，或者寄給朋友看看，或者送給辦雜誌的朋友去填空白，從來沒有收集過。我總覺得新詩的運動已有許多新詩人在那兒努力了，用不著我這“纏過腳的女人”去參加了。所以這十四年來，我自己隻作自己的詩，好和歹我自己知道，我從不希望別人學我的詩，正如我不希望我自己學別人的詩一樣。我萬想不到陳子展先生會提出“胡適之體”來討論，使我又無端挨了不少的罵。
挨罵是小事，子展先生的好意是我應該感謝的。他說：
胡先生嗬，你不要說“提倡有心，創造無力”。我很希望你仍舊拿出先驅者的精神，在新詩上創造一種“胡適之體”。這在你的前途上打算似乎不失為一條路，在新詩運動上也不妨做一條路，許多路中的一條路。便是失敗，也可以告訴無數的來者“此路不通”！（《申報?文藝周刊》第六期）
使我感覺興趣的，是陳子展先生舉的“胡適之體”的例子。他舉的是我去年在空中寫的《飛行小讚》，各報引此詩頗有脫誤，我把它抄在下麵：
看盡柳州山，
看遍桂林山水，
天上不須半日，
地上五千裏。
古人辛苦學神仙，
要守百千戒。
看我不修不煉，
也騰雲無礙。
子展先生說：
像《飛行小讚》那樣的詩，似乎可說是一條新路。老路沒有脫去模仿舊詩詞的痕跡，真是好像包細過的腳放大的。新路是隻接受了舊詩詞的影響，或者說從詩詞蛻化出來，好像蠶子已經變成了蛾。即如《飛行小讚》一詩，它的音節好像辛稼軒的一闋小令，卻又不像是有意模仿出來的。
其實《飛行小讚》也是用《好事近》詞調寫的，不過詞的規矩是上下兩半同韻，我卻換了韻腳。我近年愛用這個調子寫小詩，因為這個調子最不整齊，頗近於說話的自然；又因為這個調子很簡短，必須要最簡煉的句子，不許有一點雜湊堆砌，所以是作詩的最好訓練。我向來喜歡這個調子，偶然用它的格局做我的小詩組織的架子，平仄也不拘，韻腳也可換可不換，句子長短也有時不拘，所以我覺得自由的很。至少我覺得這比勉強湊成一首十四行的“桑籟體”要自由的多了！
以上說的隻是要指出，子展先生說的“胡適之體的新路”，雖然是“胡適之體”，而不是“新路”，隻是我試走了的一條“老路”。我自己走我的路，不管別人叫它新舊，更不敢冒充“創造”。我曾屢次說過：“工具用的熟了，方法練的細密了，有天才的人自然會‘熟能生巧’：這一點工夫到時的奇巧新花樣，就叫做創造。”現在有許多人，語言文字的工具還不會用，就要高談創造，我從來沒有這種大膽子。
我借這個機會，要說明所謂“胡適之體”，如果真有這個東西，當然不僅僅是他采用的什麼形式，因為他作的詩並不限於《飛行小讚》這一類用詞調做架子的小詩。“胡適之體”隻是我自己嚐試了二十年的一點點小玩意兒。在民國十三年，我作我的侄兒胡思永的遺詩序，曾說：
他的詩，第一是明白清楚，第二是注重意境，第三是能剪裁，第四是有組織，有格式。如果新詩中真有胡適之派，這是胡適之的嫡派。
我在十多年之後，還覺得這幾句話大致是不錯的。至少我自己作了二十年的詩，時時總想用這幾條規律來戒約我自己。平常所謂某人的詩體，依我看來，總是那個詩人自己長期戒約自己，訓練自己的結果。所謂“胡適之體”，也隻是我自己戒約自己的結果。我作詩的戒約至少有這幾條：
第一，說話要明白清楚。古人有“言近而旨遠”的話，旨遠是意境的問題，言近是語言文字的技術問題。一首詩盡可以有寄托，但除了寄托之外，還需要成一首明白清楚的詩。意旨不嫌深遠，而言語必須明白清楚。古人譏李義山的詩“苦恨無人作鄭箋”，其實看不懂而必須注解的詩，都不是好詩，隻是笨謎而已。我們今日用活的語言作詩，若還叫人看不懂，豈不應該責備我們自己的技術太笨嗎？我並不說，明白清楚就是好詩；我隻要說，凡是好詩沒有不是明白清楚的。至少“胡適之體”的第一條戒律是要人看得懂。
第二，用材料要有剪裁。消極的說，這就是要刪除一切浮詞湊句；積極的說，這就是要抓住最扼要最精采的材料，用最簡煉的字句表現出來。十幾年前，我曾寫一首詩，初稿是三段十二行，後來改削成兩段八行，後來又刪成一段四行：
放也放不下，
忘也忘不了：
剛忘了昨兒的夢，
又分明看見夢裏的一笑。
最後我把前兩行刪了，隻留最後兩行。我並不是說，人人都該作小詩。長詩自有長詩的用處。但長詩隻是不得不長，並不是把浮詞湊句硬堆上去叫它拉長。古人所謂“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才是剪裁的真意義。
第三，意境要平實。意境隻是作者對於某種題材的看法。有什麼看法，才有什麼風格。古人所謂“詩品”，如司空圖的《二十四詩品》，大概都是指詩的風格。其實風格都是從意境出來；見解是因，風格是果。“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是一種意境。“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是一種意境。“隔戶楊柳弱嫋嫋，恰似十五女兒腰。誰謂朝來不作意？狂風挽斷最長條。”又是一種意境。“人散廟門燈火盡，卻尋殘夢立多時“，又是一種意境。往往一個人在不同的時代可以有不同的意境：年齡、學問、經驗，都可以影響他對於事物的看法。杜甫中年的詩和晚年的詩風格不同，隻是因為他的見解變了，意境變了，所以風格也變了。在詩的各種意境之中，我自己總覺得“平實”、“含蓄”、“淡遠”的境界是最禁得起咀嚼欣賞的。“平實”隻是說平平常常的老實話，“含蓄”隻是說話留一點餘味，“淡遠”隻是不說過火的話，不說“濃的化不開”的話，隻疏疏淡淡的畫幾筆。這幾種境界都不是多數少年人能賞識的。但我早說過，我隻作我自己的詩，不會迎合別人的脾胃。這幾種境界都不是容易做到的，我決不敢說我近十多年來的詩都做到了這種境界。不過我頗希望我的詩不至於過分的違反我最喜歡的意境。例如徐誌摩死後，我隻寫了這樣一首詩：
獅子
（誌摩住在我家中時最喜歡的貓）
獅子蜷伏在我的背後，
軟綿綿地他總不肯走。
我正要推他下去，
忽然想起了死去的朋友。
一隻手拍著打呼的貓，
兩滴眼淚濕了衣袖：
“獅子，你好好的睡罷。
你也失掉了一個好朋友！”
就在一種強烈的悲哀情感之中，我終覺得這種平淡的說法還是最適宜的。又如我寫的《第五十九軍抗日戰死將士公墓碑銘》：
這裏長眠的是二百零三個中國好男子！
他們把他們的生命獻給了他們的祖國。
我們和我們的子孫來這裏憑吊敬禮的，
要想想我們應該用什麼報答他們的血！
這裏固然談不到“含蓄”，至少還是“平實”的說話。又如我上文引的小詩：
剛忘了昨兒的夢，
又分明看見夢裏的一笑。
這樣的寫情詩，少年的新詩人當然感覺“不過癮”。但我自己承認我受的訓練隻許我說這樣平淡的話。
我舉這幾首詩做例子，並不是說他們都是好詩，隻是用他們表示我自己努力的方向。這個方向在《嚐試集》的後期已大致決定了。《嚐試集》的詩，我自己最喜歡的一首是許多選新詩的人不肯選的。那一首的題目是《十一月二十四夜》：
老槐樹的影子，
在月光的地上微晃；
棗樹上還有幾個幹葉，
時時做出一種沒氣力的聲響。
西山的秋色幾回招我，
不幸我被我的病拖住了。
現在他們說我快要好了，
那幽豔的秋天早已過去了。
這詩的意境頗近於我自己欣羨的平實淡遠的意境。十五年來，這種境界似乎還不曾得著一般文藝批評家的賞識。但我自己並不因此放棄我在這一個方向的嚐試。我在十五年前曾說過：
醉過方知酒濃，
愛過方知情重：
你不能作我的詩，
正如我不能做你的夢。
（夢與詩：《嚐試集》九二頁）
所以我近年隻作我自己的詩，從不想勸別人作我的詩，也不妄想別人喜歡我的詩。今天我一時高興，談談“胡適之體”是什麼，並不是宣傳什麼教義，隻是要報告胡適之至今還在嚐試什麼小玩意兒而已。
二十五.二.五
（原載1936年2月21日《自由評論》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