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遼東地區各種災害發生之頻繁，已然達到踵趾相的地步，明朝、朝鮮、朝三方文獻對都有多相關記載。說明朝方麵，《明史》《明實錄》記載，萬曆十四年（元1586年）夏，遼東大水；月，遼東水災；十二月，“遼東撫按會：遼鎮今歲雨水風蟲相繼為災”；萬曆三十年（元1608年），“邊地災傷，無處不苦”；萬曆三十年（元1609年），遼東又逢大水災；萬曆四十一年（元1613年），遼東大水；萬曆四十三年（元1615年），遼左旱災，“處處災旱，司農告乏”……。看朝鮮方麵，萬曆二十三年（元1595年），《州紀圖記》記載，“往在戊子年間，你國（遼東女各部）地方饑饉，餓莩相望，你歸順望哺於滿浦，日以千計”；萬曆二十年（元1601年），《李朝實錄》記載，“方失稔，虜地尤甚。老酋遣人來言於滿浦曰：‘我境年凶如，明春難以生，聞朝鮮多有蓄積雲，幸相賑救’雲雲”……。著說朝方麵，《滿文老檔》記載，萬曆十年（元1591年），“大澇，山為之崩，人亦漂去”；《太祖實錄》亦記載，“哈達國饑，人皆無食，大明開原城祈糧，不與，各以妻子奴仆牲畜易而食之”……。以上相關文獻記載還不過是部分摘錄，便如讀起這些文字依然能讓人感到字字見血，句句戳心。
我們全可以到麵對滾滾天災，整個女民族都在水深火熱中痛苦掙紮、苦苦煎熬著。當時多女部族都遭到災重創，繼而又加劇了女地區的局勢混亂和動蕩。以遭災的女哈達部為，萬曆二十年（元1601年），努爾哈赤就是以哈達部遭遇嚴重饑荒，以致無法自立為借口堂而皇之地吞了哈達部。其實何止哈達部，州也同樣遭到嚴重自然災害侵襲。幸賴當時州與明朝關尚還友善，可以從明朝方麵獲得急需的賑災物資輸入。加上努爾哈赤又曆來注重開荒墾田、積囤穀物。這使得州不至於出現嚴重的糧食短缺。便如為了抗災撫民，努爾哈赤仍就詔令，“免征國人糧賦”。過上述種種妥當舉措，州遭的災雖說非嚴重但仍就能持大體穩定，而國人亦可“遂無憂苦”。。
但後金政權畢竟剛剛立，社會經濟本就相對落後，加之國本淺薄，國家積蓄也有限。隨著災持續擴大和不斷加重加深，後金政權也逐漸無力承，整個州社會也旋陷入到危機動蕩中。萬曆四十年（元1617年），一場前所未有的水災席卷遼東朝鮮。同樣災的朝鮮《李朝實錄》記載，“今年，民間饑困之患，近古所無，離，餓莩相望。雨水周足，民有耕種之望，而種子、農糧俱乏。至有抱農而餓死於田野（），極為矜惻”。至於後金方麵的境況同樣嚴重。還是朝鮮《李朝實錄》記載，萬曆四十年（元1617年），逃荒至朝鮮的女人羅可多朝鮮透露，“上年水災，胡地尤甚，饑寒已極，老弱填壑，奴酋令去覓食”。當時後金政權已呈現出明顯殘敗景，如若努爾哈赤不斷對策，嚴重社會危機隨時都會爆發。而今明朝開始開壓製後金，讓明朝出手相救，賑濟災深深困敝的後金那是斷無可能。為緩後金社會嚴重危機，努爾哈赤終於決對明朝開戰。
其實朝鮮方麵已經察覺到，後金有可能為緩災而準備發動大規模軍事行動。朝鮮《李朝實錄》記載，朝鮮平兵使李時言認為，“許多群胡（女人），逐日出來，則供給之物，必浩太。而年條所納，亦未畢捧，其間需用，勢似難繼，是用為慮。其赤身乞食，雖似可矜，而桀駑之心有同饑鷹”。李時言又出務要加軍事防備以防生變，朝鮮國王諫言，“在我防備之，不可小緩；而贈給雜物，亦不可不預為算定，請令廟堂斯揮”。不得不說朝鮮的李時言可要比明朝遼東那些庸官劣將有遠見得多。正如李時言所言，時後金就猶如一亟待獵物充饑的饑鷹，隨時準備不惜價撲何有肉可吃的目標。是李時言算錯了一點，努爾哈赤要興兵劫掠的目標不是小小的朝鮮，而是泱泱大明。畢竟相比於剛剛經曆抗倭戰爭，國內殘破不堪的朝鮮，明朝可要遠遠富庶得多。當然了益越大，風險也越大。但為嚴重災所困，努爾哈赤經仔細權衡出抉擇，他甘願冒這個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