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得不學會適應兩種不同的文化，一種是傳教團的，一種是我外公外婆家的。我不停地在中國和歐洲世界之間，在天主教和佛教之間來回穿梭往返。
在那個年代，經濟形勢惡劣，物質生活匱乏，因為要重新修繕房屋、修理家具以及更換一些用舊了的、褪了色的室內絲製裝飾，我的中國之家不得不變賣珍貴的花瓶以補貼家用。
在庭院裏，原來種著牡丹、蘭花和菊花的地方已經改種了卷心菜、南瓜和青豆。看管人也不見了，原來的水池裏再也沒有鼓著水泡眼的金魚了。在庭院多陰的地方，有木頭圍做的雞圈，兔子籠也擺在那裏。好像要證明自己有理似的，外公光智不停地安慰自己說：“我們有足夠的吃的。”或者，“這些隻是暫時的困難。”
自然，每一個生活在他的屋簷下的人都會假裝沒有注意到那種艱難的形勢。他常常想到他的女兒，在上海的青灣；一種令人捉摸不透的自尊心使他沒有告訴她有關他們“暫時”的經濟困難的真相。事實上，他一直盡力地周濟女兒，時不時給她寄點兒東西，幫助她渡過難關。
盡管桑樹都已經在轟炸中被毀，但是每年的春天，這個家族還是會去觀看祭拜桑樹神和蠶花娘娘的傳統上香儀式。
在一座私人寺廟裏，我的外婆美玉在祭拜神明。她常常坐在佛堂前，撥弄著手裏的念珠，口中默念道“阿彌陀佛”，直到所有108顆神聖的念珠被默念完畢。她還常常在午夜，在她的床簾後，為她那參加革命的兒子誦經祈禱。
之前，許多學生、知識分子和專業人士離開杭州參加了抗日救國運動，並加入了共產黨的秘密組織。每一戶家境富裕的家庭都至少有一人為了愛國救亡而成為了好戰的共產主義者。我的舅舅也離開了大學應征入伍了。當他加入共產黨時他年僅20歲，他從不對家裏人談起他的革命信仰，他總是為他經常不著家編造各種借口。開始時他的組織執行輔助性的任務，包括傳遞消息、運送補給品、收集食物和衣物，或者密切監視日軍的動向，並將情報傳遞給上級組織。但是，日本人並非始終按兵不動，他們加大力度摧毀所有的地下反抗組織。許多年輕人被捕，被嚴刑拷打，不少人被殺。如果沒有許多人為他作證，說他不過是一介隻關心自己營生的當地農民，那麼他也會遭到這樣的厄運。那些證人在一份證詞上按過手印畫押。盡管他們是在冒著巨大的危險，因為一旦日本人發現作偽證，任何人都別想活，但是好在那些證詞被相信了。我舅舅被放了出來，之後跑到住在另一個區的親戚們那裏避難。
隨著共產黨的節節勝利和毛澤東的勢力範圍越來越大，已近窮途末路的蔣介石背信棄義、倒行逆施，殘酷屠殺所有那些他抓到的共產黨分子和革命群眾。就連他的西方盟友也對他的殘暴感到震驚和憤怒。為了逃避屠殺，我舅舅與其他逃亡者坐上了一輛破舊的車沿著“石板路”逃離，那輛破卡車走一段就得停一停，要不然發動機溫度過高會把車子燒壞。在行程中，卡車來到了國民黨部隊設置的路障哨卡，車上的一行人都被徹查。逃亡者設法不引起檢查人員的懷疑，之後他們繼續趕路。一周後，他們到了一個村子，一位身著軍服的女人正在等著他們呢：“你們可以下車了，這是一個解放了的村子。”她讓他們放心，然後護送他們來到了一條僻靜街上的一所房子裏，在那裏，他們享用了熱騰騰的飯菜。突然，他們聽到爆竹劈劈啪啪的聲音。那位穿著軍裝的女人一躍而起，尖聲叫道：“機槍！我們被偷襲了！”當所有人都跑出屋子，與端著機槍的國民黨士兵麵對麵時，他們還能聽到交火以及混亂的喊叫聲。我舅舅雖然幸免於難，但是與其他幾個幸存者一同被捕了。他們被關在一個廢棄的防空洞裏，那裏麵還羈押了其他犯人，包括許多職位較高的抗日鬥士們。一位幸存下來的人後來告訴我家裏人說，他在被審訊前被關押了四個星期。監獄裏很潮濕，我舅舅很快就病倒了。獄友們要求派一位醫生給我舅舅看病，但是沒有一個人來。他的病情變得很糟糕，以至於獄友們隻得將他們得到的那點可憐的食物輪流用勺子喂他。他在一次嚴重的咳嗽發作時窒息而死。當幸存者設法將舅舅的骨灰甕送到家裏時，我的家人才知道他的死訊。外公光智隻是說了一句：“我們必須盡最大努力去順應生活，不管是在悲傷痛苦的時候還是在快樂喜悅的時候，因為每一個經曆都構成了命運賦予我們的生命美麗交彙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