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我的父親母親 18
中國抗日遊擊隊在防線後設置陷阱，切斷日軍的供給線，炸毀路障，幹擾北京與天津之間的無線電通訊。他們在安徽和江蘇等省加大了攻勢，如今又朝著海岸推進，從長江三角洲北部的鎮江和揚州到上海的周邊地區，而日本人因在太平洋戰場和緬甸戰場分別正麵迎戰美國人和英國人，所以沒有足夠的兵力來打擊遊擊隊的活動。這意味著他們被迫減少各集中營守衛的數量以部署對遊擊隊的防禦。不少集中營被合並看守，無需太多守衛便可輕易看守的集中營接收了其他集中營轉來的被羈押者。
在被證明是最後一次到揚州的集中營的行程中，我母親聽說那裏的大部分犯人，特別是年輕犯人，已經被轉到了上海郊區的浦東集中營。我母親隻得乘坐一輛被煤炭染黑的、哢嗒哢嗒作響的列車返回上海，這趟緩慢行駛的列車途經蘇州，這不禁讓我母親想起了盧德米拉，想起這位因痛苦的記憶而過於早熟、因不堪回首的過去而又讓她產生新的恐懼的不幸女人。
母親一回到上海就與蔣聖人聯係，後者知道浦東集中營，該集中營位於黃浦江北段一線，由幾棟建築物組成。聖人為她在閘北的中國人居住區找了一處住所——她原在靜安寺路的寓所租金太貴，她隻得搬離。她在杭州的家的境況也不好，而她又肯定不能指望丈夫的幫助，所以看起來她未來隻能在上海生活。
起初我父親很高興地聽說將被轉到浦東集中營，因為那裏離上海很近，但是他很快意識到，那裏的條件比揚州集中營的要糟糕得多。浦東集中營位於一片空曠的地界上，稀疏的樹木和灌木叢點綴其中，樹木上裹了一層厚厚的煤灰。一個汙水湖朝各個方向延伸而去，直伸展到集中營裏的那棟膳食樓那麼遠。那棟高高的四層樓的磚砌建築，也就是他被關押的地方，20年前就被英國人宣布為不宜居住之建築物，當年英美煙草公司（British American Tobacco Company）曾將此樓用作倉庫，從那時起一切絲毫未變。集中營需要對那些建築物進行整修以使其適合居住，所以犯人們盡全力改造盥洗室、淋浴房、廚房和餐廳。
當新獄友到達浦東集中營時，那裏已經羈押了一批來自各行各業的犯人。不少犯人在集中營外有朋友，他們被允許收受朋友寄來的小包裹，正是這些來自獄外的珍貴禮物常常使他們免於饑餓和疾病的困擾。如此一來，一個繁盛的黑市就形成了。上海港的部分景色隻能從13號牢房——即我父親住的那棟樓的頂層——的一扇窗戶才可以看到。在被羈押在浦東的兩年中，我父親常常上樓去到那個房間，從那扇窗戶遠眺載滿棉花的帆船穿過港口。也正是在那裏，我父親悲傷地看到“維爾代伯爵”號那傾覆的巨大船體，隻見那艘商船在係泊浮筒旁向一邊側傾著。戰爭爆發後這艘商船就停運了。9月8日，船長聽說這艘船將被日本人沒收，它的命運將與法國郵船公司的DArtagnan號一樣時，他命令船員打開船體一側的海水進口閥使之沉沒。一天晚上，懊喪的日本人發現這艘船躺在黃浦江那泥濘的江底，好似一個巨大的島嶼使上海的港口業務部分受到了阻隔。船長和船員們被捕並被關進了位於虹口日本人占領區的羅別根路（今哈密路）上的集中營，當時意大利前任駐華公使塔爾利奧尼侯爵（Marquis Talliani）已被羈押在那裏。
1945年春，種種跡象表明戰爭形勢發生了逆轉。有傳言說，日本人在太平洋戰場遭到重大挫敗，而隨著德國人的戰敗歐洲戰事也即將結束。既然同盟國能夠傾盡全部的軍事力量抗擊軸心國，那麼形勢對日本人來說肯定已經變得非常嚴峻。美國人正在步步逼近，他們正在攻占從日本和中國海岸飛行至上海僅數小時的諸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