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警官一直說個不停，而且還用手勢來強調他的話。我坐在他對麵的一張長凳上，感覺自己完全暴露在外，毫無防禦能力，我的背後甚至連麵支撐我的牆都沒有。我一直低著頭，垂著眼睛，望著瓷磚地板。他說什麼我完全不懂，但是他還是向我喋喋不休，好像我聽懂了他的意思。我感覺到他在談論我，要不然他也不會連著好幾個早上把我帶到那裏問個沒完。
時不時地，我會在他與同事們說話的時候偷偷地抬起眼睛，試圖從他的手勢和表情中得出什麼結論，但這是不可能的。當我偷窺他時，常常被他的目光逮個正著：那是雙真誠的、和善的眼睛，它們向我微笑著，似乎想告訴我他並不生我的氣，即使我給他和他的同事們帶來了那麼多的麻煩。然後，我感覺我正望著公公，他那嚴肅的表情總是讓我覺得很安全。一想到這我的心就踏實了。
公公是拱橋村的醫生。在村人的眼裏，他就是一位領導者，一位聖人，他一身白色的衣服，儼然一位傳教士，他還戴了一頂遮陽的鴨舌帽。每年夏天，他的常姓家人都會照顧我，因為他們是我的遠房親戚。從小在修道院和傳教團孤獨長大的我，跟他們生活在一起我才明白了成為一個真正家庭的一部分意味著什麼。
公公有5個孩子，我尊稱他/她們為“姨媽和舅舅”。公公年輕時曾在法國生活，所以他現在幫我批改法文作業。他很嚴厲，當他訓斥我時他的聲音尖厲刺耳。我非常敬畏他和他的家人：隻有絕對必要的時候才可以打攪他。他有一根有他那麼高的手杖，當他和別人商量稻田間那通往拱橋村容易打滑的小路時他就靠在那根手杖上。
我們繞著那廣闊無邊的稻田走到了村裏，當太陽當空高照時，那一望無際的稻田就變成了銀色，眼花繚亂，正如風吹過海麵泛漾起陣陣細浪般的炫目。遠處散落著幾座寶塔，顫動的、白熾的熱霾繚繞盤旋著，遠遠地就能看見。時不時，我們會遇到一個沿著河岸趕鴨子的小男孩，而在河岸上，常常會有一個女人蹲在石板上用棒子捶打著衣服或是拔雞毛。
船夫用長篙撐著竹筏，隨後鸕鶿用它們那長而鉤的嘴捕魚。成千上萬隻不知藏在哪裏的青蛙那嘶啞的呱呱的叫聲，還有那用一頭水牛拉動的巨大的木製水車發出的嘰嘰嘎嘎的聲音都能聽到——如果這些聲音不是被看見陌生人的鴨子驚慌地拍打著翅膀的噪音淹沒的話。水牛躺在濕地裏一動不動，仿佛是石頭雕刻的一樣：隻有它們那沾滿了泥漿的尾巴突然甩一甩才說明它們是活生生的，而且正被蒼蠅蚊蟲叮咬。
然後，一塊很大的黑色的土地呈現在我們眼前，它的四邊因為燒秸稈已經變得黑乎乎的了，我們已經到拱橋村的邊上了，而村口就有一座“拱橋”。我們加快了步子，我蹦蹦跳跳地跑到了橋上的最高點，從上麵我可以俯視這座有著漂亮的藍色屋頂的村莊。
朝村裏那大大的集市望去，我能看見各種各樣的景象，就如同在一幅佛蘭德斯油畫中的一樣。在一個角落裏，有個賣西瓜的小販，實際上他藏在那堆西瓜的後麵，稍不注意還以為沒有人呢。在另一個角落裏，麵條放在一個豎琴形狀的框架上晾幹。一幫女人倚靠著牆，一邊說話一邊打著手勢，她們旁邊擺著母雞和蔬菜等人來買。一個男人高叫著趕鵝的聲音與一群鵝咯咯的叫聲混合在一起，而那群鵝依然不慌不忙地走著，並總是把趕鵝人絆著。在集市中央有一個庭院，裏麵擠滿了人，就像是一群螞蟻。公公一露麵，那群人就閃開一條道，等他走過又馬上聚攏來，此時，他已被眾人圍在了中間；一把紅色上了漆的凳子——象征著健康的凳子——已經為這位醫生準備好了。
公公坐了下來。一大幫媽媽們立刻在他麵前排成了一條長隊，她們帶著患病的孩子，隻見那些孩子肚子脹鼓鼓的，麵色黃得像南瓜一樣。等待看病的還有不少老人，他們的眼睛因發炎紅腫而疼痛難忍，而更讓人心煩的是，蒼蠅還往他們害病的眼瞼上叮，害得他們得不時地驅趕。
因為村子裏的農民不識字，所以公公從來不開藥方。對前來診病的人他會望聞問切，然後告訴他們吃些有效的藥，或者下次再來複查。
有好些年的夏天我都是在公公的家裏度過的。每年我到他家時都是燕子做窩的時候，那些可愛的鳥兒將它們的巢做在飛簷厚厚的木椽裏。每到早上，我常常跟著“二姨媽”，公公的女兒，到河邊洗衣或淘米。而到了下午，當豔陽高照我們又熱又渴的時候，西瓜販子為了吸引我們這些孩子而吆喝得更歡了。
那些在拱橋村度過的簡單而快樂的假期成了一種儀式，呆在那裏就如同燕子歸來般自然循環周而複始，當時我確信自己將在拱橋村度過我生命中所有的夏日。那時的我對自己的生活即將發生令人無法想象的改變一點也不知情。
一天，那位警官先是在一張有著寬邊和奇怪線紋的紙上用墨水寫下了什麼，然後他一邊開始在他的桌上找什麼東西，一邊在那張墨跡未幹的紙上吹著氣。我馬上為他找到了吸墨水紙，並將它放在他那份還沒有幹透的文件上。為我的機敏感到吃驚和高興的他大聲地表揚了我，他的聲音在那間空曠的房間裏回蕩；不停地說我是多麼聰明伶俐，因為我已經“懂得了意大利人”，他把這些話告訴了每一個走進他辦公室的人。
打那以後，我覺得快活點了，也不那麼害羞了。我開始不時地打量他，而且還會對他不好意思地笑笑。他盡可能讓我更明白他的話；我聽著，但是依然聽不懂多少。
一天早上，他讓一位帶著一條警犬的身著警服的年輕警官照看我。他讓我明白，我得時時刻刻和那位警官呆在一起。我完全照做了，於是乎在我呆在那不勒斯的那個月裏，我就像一個影子一直跟著那位警官和他的警犬：如果他站起來，我也會站起來；如果他停下來，我也會停下來。我一定比他那條德國牧羊犬更聽話。而年輕的警官顯然被我的舉止逗樂了。我想我明白他在對周圍的人說些什麼：“等著瞧她會怎樣模仿我一站起來時的情形吧。”當他一離開座位而我馬上站起身時，在場的人都哄堂大笑。
我沒有特別介意人們在背後嘲笑我。我開始明白，我的安全還沒有保障，而他是我唯一的參照物；如果把他跟丟了，我也就是把自己弄丟了。
我建立了自己的一個價值天平。對於恐懼，我會分清孰輕孰重，那些“微不足道”的我盡量置之不理，而隻有那些我感覺無法避免的恐懼我才會當回事；然後我還學會適應它們並最終將之拋在腦後。
那不勒斯的各大報紙刊登了一條醒目的標題：“一位女孩獨自逃離中國來意尋親”。記者們添油加醋地把我的故事描繪得很煽情，以至於當地不少家庭提出想收養我。我對被收養這個主意感到恐懼，也許是因為我幾乎從來就沒有在一個真正的家庭圈子裏生活過。
一天，那位警官將我交給了一位穿便衣的男人，他陪我登上了一輛開往意大利北部的火車；被收養的恐懼雖在消散，但是我也正被帶往其他的未知和恐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