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她5歲時，她的母親就按照風俗習慣給她纏了足。這一雙無時不被纏得緊緊的腳成了她身體最白淨的部位，它們隻有每天在鹽水盆裏清洗時才會見到天日。洗完過後雙腳又被白色的繃帶緊緊裹住，塞進一雙阿媽自己做的小小的黑布鞋裏。那雙被擠壓得鼓起來、變得尖尖圓圓的腳讓我想起了兩隻帶點粉色的、沒有尾巴的小豬。中國人稱它們為“三寸金蓮”。
阿媽年紀輕輕就守了寡，每年丈夫的忌日她都會到寧波夫家的祖墳上祭拜，在他的墳前祈禱，告訴他這一年來又發生了什麼事。她會四肢著地跪在墳前，兩臂伸向前方，掌心平放在地麵上，緊閉雙眼，然後向前彎腰直到前額碰到了地麵上。她會呆在那裏，彎著腰一動不動，仿佛是被墳墓圍繞的稀疏的灌木叢中一塊圓圓的石頭，在她祭拜的時候，我一直站在一旁等候著她。這一年一度的上墳對我也成了一種儀式。
對於這一儀式沒有什麼感到悲慘的：中國人將死亡作為生命自然循環的一部分來接受，就像是人們接受他們在一定年齡就得退休一樣。我常常聽見阿媽對她唯一的兒子平靜地談起她未來的死。她的兒子名叫偉正，她為兒子深感驕傲和自豪，因為他憑記憶可以侃侃而談中國大部分的聖賢之人，不像他的母親，他早就學會了讀書寫字。當我還隻有四個月大的時候她就開始照顧我了，她用母乳喂養了我一年多時間，或許更長，因為這是當地的習俗。
我擔心阿媽有一天會死，於是我會在她不注意的時候研究她的耳朵——中國人認為大耳朵的人有福長壽。她那雙耳朵就她的臉的比例來說真的很大，好像菩薩的大耳朵似的，這讓我感覺安心些了。不過，我還是對她許諾說，當她死時，我會按照所有她應得的儀式拜祭她：我會給她買一具那種黑色的、有錢人才用的棺材；我會穿上白孝衫為她哭喪；我還會用一種快樂的儀式來紀念她，那就是用水果和甜食來供奉菩薩，這樣她就能安享寧靜和富足——至少在她身故後能夠如此。阿媽似乎非常感激我的這些愛的表示。我們親密無間，她憑感覺就知道我需要什麼；不用我說她就知道。
在日本人轟炸攻城之時，為了保護我，她會像個發瘋的女人那樣抱著我從房間的一頭跑到另一頭，盡可能遠離敵機呼嘯刺耳的聲音。到了夏天，她會每天用一個木盆給我洗兩三次澡，她用一塊透明的、綠色的、橢圓形的、聞起來有樹的芳香的肥皂為我擦洗清潔。她用一種能讓我的頭發更黑更亮的植物洗液給我洗頭發，洗發時為了不讓我的耳朵進水，她還在我的耳朵裏塞上了用絨線做的小花。她告訴我，當我想出門的時候，要指指帽子示意她給我戴上。
當我生病時，為了逗我開心，她會給我幾隻小烏龜玩，我把它們放在一隻繪有紅花的小搪瓷碗裏。後來，為了“獎勵我”病情好轉，她會帶我去看變戲法兒、看放煙花，這些可都是中國人最喜歡的娛樂方式，中國人是煙花爆竹的發明者，那光彩奪目、美不勝收卻曇花一現的設計由光與各種造型構成，有的似串串葡萄，有的如蛟龍出海。
在炎炎夏日，我們倆會四仰八叉地躺在一張鋪在大水窖上的草席上納涼：皓月當空，我們仰望著那點點繁星，一旁的阿媽給我講著傳說中的故事直至我沉沉睡去。
我還記得一個關於銀河的傳說。阿媽告訴我說，為了阻隔私自成親的牛郎織女，王母娘娘用頭上的銀簪在空中一劃，就劃出了一條濁浪滔天的銀河，隻容許牛郎織女在七夕相會。每逢七月初七，人間的喜鵲就要飛上天去，在銀河為牛郎織女搭鵲橋相會。
但是，讓我覺得神奇的並不僅僅是那些傳說。她那隻箱子也讓我覺得充滿了魔力。那是一隻樟木箱，裏麵裝著各式各樣的玩意兒：顏色鮮亮的扣子，小小的填充娃娃，彩色絲帶，繡花絲巾，繡花珠鞋，以及許多鑲嵌著珠貝的梳子和裝飾發髻用的絨花以及小假發。
親愛的阿媽，我會永遠銘記著她。盡管她有著一對菩薩般的大耳朵，但是她也會因為年長而有朝一日作古。我希望她的兒子偉正給她辦一個她所希望的葬禮。我曾經許諾她我會來做這件事，但是如今遠在天邊的我已經無法實現這個諾言了。
正值陽春。離開那不勒斯後，火車在高速地行駛著，那連綿起伏的鄉村從我眼前疾馳而過。在中國，每到這個時節，阿媽和我會將紙花和絲帶綁在樹枝上，祈求花仙子賜福，祈求有個好年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