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我生平第一次錯過了這個儀式。而如今，雖然那鬱鬱蔥蔥的鄉村和鮮花盛開的樹木就在眼前，但是絲毫不能給我以安慰。窗外那色彩繽紛、生機盎然的春色與我那冰冷的內心形成了鮮明的對照：我懸浮於未知的未來和一個如今已經變得沒有任何意義的過去之間，它對我來說曾是唯一的現實。一切是那麼富有懸念，一切是那麼令人惴惴不安。我不懂意大利語，無法與護送我的那個人交談，再說我也不想開口說話。
這漫長而沉默的旅程給了我思考的時間。我盡量通過回憶一位算命先生曾經對我說過的話來安慰自己。那位算命先生給我看了麵相和手相，他還測算了我的兩道眉毛之間的距離，看了我的耳垂。他總結說，我嘴唇的曲線將確保我這一生不會忍饑挨餓；從其他跡象看，他認為我會有很艱難的路要走，但是時間會糾正一切。
想起算命先生說的那些話總是讓我感到安慰。在那個時刻，不管是外婆美玉一直向我極力灌輸的佛教，還是法國傳教士信奉的天主教都不會讓我感到更加安心。隻有算命先生的話最能鼓舞我。我不是一個篤信宗教的人，即使這些年我一直與宗教為伴，並一直接受“偉大的舵手”——對宗教老師的尊稱——科可夫先生的教導。
在逃離被日本人攻占的北京後，路易斯·科可夫（Louis Corcouf）成了寧波天主教傳教團的負責人。他在中國生活了許多年，差不多變成了一個中國人，不僅僅是因為他說著一口標準流利的中國話，而且還因為他一邊說話一邊打手勢的方式以及他走路的方式——他習慣了穿中國的布鞋。就連他的相貌也變得中國化了，特別是他那高高的顴骨，那緊繃的、微黃的肌膚，還有他那雙藏在鏡片後麵眯縫的眼睛。當他用母語說話並發法語中的“r”這個音時，他的喉結在他那皮包骨的頸脖上像個彈球似的上下竄動，隻有這時，他的真正國籍才顯而易見——中國人發法語中的小舌音“r”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
我還記得那首關於他的歌：“可可像父親一樣愛小孩，我們孩子歡迎他，祝他長壽。”在中國的嬰幼兒語言中，“可可”是“父親”的意思，不過我後來用法語稱他為“科可夫先生”，他也喜歡我這樣叫他。所有唱著這首歌的女孩子們從遠處看都是一個樣。我們的前額都留著齊整的劉海，手裏揮舞著紙做的牡丹花，一種吉祥的花，歡迎這位耶穌會神父的到來。但是，我的聲音在那幫孩子中很突出。在傳教團，他們都感到奇怪，為什麼那個瘦小的小姑娘的聲音如此低沉響亮。我顯然已經是位女低音了。
在他花園裏的一棵高大的木蘭樹的樹陰下，他給我講聖經故事，解釋給我聽《福音書》中的情節。他負責我的宗教教育，為我做了初領聖餐。他還在我生活的另外一個方麵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他注意到寧波的地方長官想娶我，而我母親有意將我“賣”給那位地方長官做他的“五姨太”，同時希望保護我以免受新政權下可能的迫害，科可夫先生決定早一點讓我離開中國。
科可夫先生的行為和舉止反映了他作為一個天主教徒和作為一位牧師的良心和道德，但是在這次漫長而沉默的駛往意大利北部的旅程中，我想許多我內心的恐懼可能也是因他而來。
在那不勒斯，我之所以拒絕被領養是因為我不想屬於任何人，哪怕我將麵臨獨自一人的境地。我作出了這一選擇，這一可能是錯誤的決定，因為我最終被送進了孤兒院。但是成為許多孤兒中的一員似乎要比成為一個家庭的一部分更容易，要知道那個家庭會期待來自我的愛，而我現在感覺年紀已經太大，無法讓其他人取代母母和阿媽在我心中的地位了。
所以，我的“長征”的第一步就是在一輛火車上，這輛機車將把我帶往與我以前所知的那些地方完全不同的地方，在那裏我將成為眾人好奇的一個對象。因為作為意中混血兒，我實際上既不真正屬於意大利，也不真正屬於中國。在意大利，我也會被認為是個“另類”。
這一次我沒有傳統的中國扇子來遮蔽自己了。我完全暴露在戶外，為了給新生活騰出空間，我不得不忘卻一段曆史。即便如此，那即將到來的新生活將不可避免地打上我中國經曆的印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