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意大利成長之路 3
我在上海接受教育，在聖約瑟夫修道院學習三種語言——英語、法語，還有我的母語中文。
聖約瑟夫修道院是上海最有名的歐洲學校。我穿著縫有56這個數字的校服，戴著繡有同樣數字的貝雷帽，我隻是許許多多在修道院——這個煉獄之所（Auxiliatrices du Purgatoire）——學習的歐洲和歐亞女孩中的一個。之前我曾在寧波聖學學校（Ningbo School of Heavenly Sciences）短暫地呆過一段時間。直至我離開中國的那天，聖約瑟夫修道院一直是我學習和生活的地方。
修道院裏的女孩們來自各個國家、各個民族——英國人、法國人、葡萄牙人、意大利人、俄羅斯人、韓國人以及歐亞混血兒；上海被認為是整個中國——如果算不上整個亞寧波教會學校舊址
洲的話——最具包容性的城市，在這座城市裏居住著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在這個“聯合國”裏，盡管大多數人講中文，但是官方語言是英語。英語也是修道院的官方語言，不過那裏的嬤嬤們堅持用法語，因為她們的宗教生活就是用法語來進行的。不過，這兩種語言我們都要學。所有的西方列強都在上海有其各自的領事館，無怪乎上海這座城市受西方的影響甚大。所以我與西方的第一次遭遇就是在上海，因為戰爭的緣故，那次遭遇是嚴酷和激烈的。
戰時的敵對氣氛因為天氣的緣故——上海的冬天異常嚴寒，而夏天悶熱難耐——而變得更加濃烈了。我記得，在隆冬時節，我的臉頰總是被寒風吹得紅彤彤的，而且還出現了皸裂，即使我照阿媽說的搽了甘油也不管用。腳上的凍瘡對我來說也是一個痛苦的折磨，特別是當我們不得不穿著嬤嬤們想方設法從某個慈善機構那裏搞來的硬皮鞋走路的時候。
在夏天，修道院裏的水是限量供應的，而自來水管裏的水不是安全的飲用水；我常常看見有小蟲子漂浮在水麵上。你得將一粒消毒丸放進一杯水中溶解，然後等上大半個鍾頭才可以放心飲用。在那些嚴酷的戰時歲月裏，口渴難耐是司空見慣的事。
這所法國學校裏的規章製度正如上海的氣候和局勢一樣嚴酷。嬤嬤們極其嚴厲，她們真不愧那好發號施令的威名。生活在那裏純粹就是在煉獄裏受罪。哪怕是犯一丁點錯，嬤嬤也會用一把戒尺打我的手板。遺憾的是，我經常把我的貝雷帽放錯地方，更遺憾的是，總是那個最嚴厲的嬤嬤發現了這一情況。她還是那個羞辱我的人：她將我的那雙皮鞋綁在我的背後，這樣我所有的朋友都能看見因為我不停地跑跑跳跳而將鞋底磨出的洞。
不過，修道院的生活對所有女孩都是那麼嚴酷。我們一大早就得爬起床，梳洗、穿衣時不能交頭接耳。食物是定量配給的，而且常常難以下咽，這是戰爭期間所有這些機構麵臨的實情。年紀小一點的、性格內向的女孩常常會被年紀大一點的女孩欺負，比如說，厲害的女孩會將最好的四輪滑冰鞋留給她們自己——溜旱冰是我們在修道院裏唯一的娛樂，而我們這些年紀小一點的女孩最後隻能用沒有綁帶的破溜冰鞋，所以我隻能想辦法用碎布條將鞋子綁在我的腳上。
到了夜晚還有空襲。因為宵禁，我們不得不在漆黑中摸索著樓梯從四樓的宿舍下到一樓。落下的炸彈將大玻璃窗震得格格作響。那些似乎不為喧囂和危險所動的嬤嬤們念著玫瑰經祈禱。
兩聲汽笛聲發出了第一次空襲警報。如果警報聲持續響八到十次，那麼就意味著猛烈的轟炸，警報聲響過不久就能聽見飛機向地麵俯衝而來的令人膽寒的隆隆聲。我穿著鞋子睡覺，為了避免在不得不跑下樓時在黑暗中絆倒，我把鞋帶打了兩個結。
雖然那些年因為燈火管製和恐懼而常常感到緊張，但是我還是從學習中收獲了許多東西。每個學期，我都會因為在某個科目或其他方麵在班上名列前茅而贏得獎章，我自豪地把這些獎章別在我的校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