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記得有一次贏得了書法比賽的名次。獎品是一個用混凝紙做的娃娃，它有一對用一個小鉤子固定住的玻璃眼睛；如果那個小鉤子掉了，那麼再把玻璃眼放進眼窩裏就沒那麼容易了，這樣一來，娃娃眼睛就瞎了。
我與珍妮特·蘇紮（Jeannette Souza），一位葡萄牙女孩，還有韓國人特蕾西·金（Thérèse Kim）的友誼讓那些戰爭歲月的困苦以及寄宿學校那嚴厲的生活變得容易忍受些了。珍妮特總是把星期日前來探望她的親戚們帶來的糖果分給我吃；而特蕾西像在運動方麵都很出眾的所有韓國女孩一樣極其友善。
那是1945年，廣島原子彈爆炸終於讓戰爭畫上了句號，那夜晚拉響的空襲警報給人帶來的恐懼也終於結束了。一天，幾個穿著黑衣的人走進了修道院。他們是中國人，正在進行一項人口調查。當時我不知道他們的到來標誌著中國一個新紀元的開始，因為在早期階段我就離開了中國前往意大利。
在阿奎—特姆（Acqui Terme）孤兒院，也就是我拒絕被領養後那不勒斯當局把我遣送到的地方，由聖文森特修女會（Sisters of StVincent）負責管理，該機構與我在寧波的傳教團同屬一個在阿奎—特姆孤兒院中留影，左一是我宗教團體。盡管我一直希望這個新地方的環境不至於那麼陌生，但是實際情況遠非我所願。這座孤兒院裏的女孩子們還要學習包括針形壓褶、裝飾用衣褶以及許多刺繡在內的針線活，她們還為當地的資產階級繡製被單和桌布，以掙取少量的錢存入她們的儲蓄賬戶。在那些孤兒中，隻有少數幾個被認為是聰明伶俐的女孩被送進孤兒院附近的一所州立學校。幸運的是，他們認為我“很聰明”，因為我能說三種語言。
每天早上，一位修女陪同我從阿奎-特姆孤兒院步行走到喬萬尼-帕斯科利（Giovanni Pascoli）中學的門口，她就在那裏一直等到我放學。我們總是沿著一條路旁栽種著法國梧桐的林蔭道走回孤兒院。文森芝娜修女（Sister Vincenzina）很少不來接我放學，不過，當她因為某種原因而不能前來的時候，我會獨自一人回孤兒院。走在綠樹成蔭的大街上，我有一種非常美妙的自由感。能去學校上學意味著我不必禁錮在孤兒院的圍牆裏，好像中國的農村婦女被禁閉在她們的“天井”之內。我從中國帶過來的習慣引起了許多小麻煩和誤解。
很難形容我的感覺。那肮髒汙穢的食堂、金屬盤子以及餐具讓我的感覺更加糟糕。到了最後，我隻吃麵包和意大利麵，所以我吃成了一個胖妞，我很煩惱，要知道那身寬寬大大的校服一點兒也不顯身材，而且按照學校的要求我還梳著兩條平淡無奇的辮子，這一發胖更是覺得我其貌不揚了。
每晚臨睡前，我會解開辮子梳理頭發。其他女孩都問我為什麼這樣做，我回答說我在中國就是這樣做的，在中國，總是有人誇我那濃密卷曲、閃耀著光澤的頭發很漂亮。而如今，那頭秀發被緊緊地編成了辮子，我常常為此而頭痛，而梳著兩條辮子的我看起來就像個複活節彩蛋，這讓我懊惱不已。
我再也不想照鏡子了，當孤兒院的女孩們不得不參加宗教遊行或臨時性的送葬活動，當我走過聽見旁邊有人小聲說著“看那個中國小女孩”的時候，我有一種深深的羞恥感。當我演了一場戲中的一個叫皮克凱（Pikekai）的角色時，我的這種羞恥感更是加深了。在那場戲中，我梳著辮子，一條辮子還從我的帽子上懸吊下來，除了這身打扮，我還得唱著：“我來自上海，來自拋兒棄女的貧窮的中國。”令人啼笑皆非的是，皮克凱這個角色還是一個男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