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寧波到外公居住的地方沒有公路。沿著幾條江河星星點點分布的城鎮和村莊幾乎不通陸路，所以我們不得不走水路，那趟船一周兩班，而那一天恰好沒有船——船係泊在碼頭，船上空無一人。我們不得不找一位船夫開船，我們跟他討價還價了一番。這趟行程似乎漫無止境；我想我們肯定趕不及見老外公最後一麵了。我極力地回想著他的音容笑貌，回想著關於他我都知道些什麼，但是我真的對他知之不多。那感覺就像是他沒有過去似的。我不記得他的聲音是因為他總是沉默不語。也許連綿不絕的戰爭、繁重的苛捐雜稅以及嚴重的經濟危機使他變成了一個沉默寡言的人。
他看起來總是一副傲然清高的樣子。他對家庭生活的唯一貢獻就是含糊不清的點頭和打手勢。他看上去意誌消沉，也許還非常孤獨。他總是往地平線望去，他的眼睛凝視著遠方，就像他是來自一個曾經在雲南——他祖先棲息生活的土地——居住的一個部落的遊牧民。他總是側躺著，抽著鴉片，要麼是想就此忘卻他的失意，要麼僅僅是為了避免開口說話，他變得越來越像他的煙槍——粗糙、瘦長而僵硬。
我對他隻有一個清晰的記憶：他筆直地站立著，把我抱在懷裏觀看軍隊的遊行。我向士兵們揮舞著手中紙做的牡丹花，他望著我，眼中帶著一絲笑意。
當我們經曆漫漫旅途終於到達目的地時，我的外公非但沒有像我們所擔心的那樣死去，事實上反而康複了。他隻是比我最後一次在軍隊遊行活動上見到他時更消瘦了。這位大煙鬼當時正躺在席子上，但是他身邊不見那支長煙槍的影子。他那件褪了色的國民黨士兵的綠色軍服掛在衣櫃裏；自打遊行那天以來他可能就再也沒有穿過。
寫完這篇有關我的外公之“死”的文章後，女校長用她那潦草的字跡在我的作文上批下了“寫得好！非常生動！繼續努力！”然後有一天，她自豪地宣布，我現在被正式批準入學。那一次，她在點名中叫出了我的名字——我父親的姓——“米內拉（Minella）！”班上的同學們都像我一樣愣住了，他們扭過頭望著我。眾目睽睽之下，我立時紅了臉。從那以後，我的名字就被加入了點名冊，點著我的名字聽起來就像是一個警告：從此，我就得努力學習，不得再在課堂上閱讀我的朋友們的那些連環畫了。
盡管我對數字和數學計算還比較得心應手，但是我發現幾何這門課很難，因為我不明白其中的道理。而且我隻有一個生鏽了的舊圓規，用這隻破圓規我甚至連個半圓形也畫不好：它抓紙太深，轉到一半還會停下來，把畫圖的地方搞得一塌糊塗，最後我還得費好半天勁才能解決問題。我所有的朋友們都有一個長方形或正方形的黑盒子，裏麵裝著圓規、量角器和其他一些我不知道怎麼用的東西。我還發現課堂上提出的問題都很難：如果水以一定的速度流動，那麼打開一個水龍頭灌滿一個給定尺寸的容器要花多少分鍾？所幸的是，學校的看門人戈洛（Golo）對這些問題非常擅長。當他發現這些問題讓我有多頭疼之後，他建議我找個借口說上廁所，然後把題目帶出教室，拿給坐在走廊裏的他來做。幾分鍾後，他就把寫著答案的那張紙給還了我。
但是，盡管有大家的幫助，我感到好像我永遠也達不到我在學校裏的那幫朋友們的水平。他們都生長在意大利，在上中學前，他們都在本地接受了正規的小學教育。還有就是，他們都有正常的家庭生活，他們可以在一個安靜的環境中學習。而我放學後還得回孤兒院，還得像其他女孩們一樣做針線活。所以我在班上的成績排名最後，當我一回想起我在聖約瑟夫修道院學習時曾經獲得的那些獎勵和榮譽，我就為此感到羞愧不已。
至少可以這樣說，那兩年的學習生活異常艱苦。當情況開始有所改善的時候，我已經15歲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