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兩種文化——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之間生活以及兼具東西方特征的外表會成為一個裸露的傷口，也會讓你的內心更加充實，讓你具備一種更敏感、更深刻地獲取知識的能力。而這在何韻竹的最新力作《藍·中國》中都有所體現。這位意中混血兒出生在中國，但是自她13歲的時候開始她就一直在歐洲生活，作者用生動感人的敘述和高超的創意表現能力講述了自己的人生經曆，並試圖通過故事的敘述來理解這兩個不同的世界。在《藍·中國》中，她敢於回首過去，也敢於講述她生活中的痛苦與煩惱。
她父母的故事——青灣，是一位家境良好、專程到上海學習唱歌的漂亮女子；他是一位年輕的意大利外交官，為時任駐華公使加萊阿佐·齊亞諾的助手——充滿了愛情和死亡，充滿了幸福和絕望：這是現實版本的電影《生死戀》，亞洲女人與歐洲人和美國人之間的愛情以及她們戰後在自己的國家裏困難地尋求一席之地都是這個現實與那部電影的主題。由於女方家庭的支持，兩位年輕人舉行了中式婚禮，他們在上海租界生活，在戰爭期間相濡以沫，這段愛情持續了九年。對青灣來說，與一位西方人結合“有違傳統”，需要勇氣；而對外交官而言，他縱身跳進了一個讓他神迷的文化之中，而直至那時，他對那種讓他癡迷的文化也隻有外在的了解。盡管兩人在愛情麵前勇氣可嘉——青灣成功地裝扮成農婦並與羈押在集中營的丈夫相會，而他，因為中國妻子的關係而始終冒著丟官免職的危險——但是，政治和文化的困境成了最終的決定性因素：戰後，當外交官被遣返回國時，他們的結合永遠地畫上了句號。幾年後，雙方各自組成了新的家庭。
當父親意識到一個有著兩種不同血緣的孩子在那個年代會有性命之虞並將她送到一個法國傳教團接受洗禮和委托看護時，小羅斯·瑪麗已經與父母失去了聯係。童年時候的她沒有享受到什麼親情，除了偶爾在她外公外婆或是遠房親戚的家裏過節，她一直是在傳教團和修道院裏生活——在那裏，嬤嬤們教她讀書認字，其中一位深愛著她的中國修女為了使她免遭新政權下可能的迫害而將她送上了開往意大利的一艘船——而一直照顧她直至她離開中國遠赴歐洲的是母親挑選的一位善良的保姆。
爾後，她沉浸在保姆阿媽的嗬護之中，這種情感上的紐帶一直伴著她在中國的童年，一直長存在她的記憶中，13歲時，她發現自己孤零零一人來到了陌生的國度意大利，她沒有親人，沒有家庭的照顧。正是因為對童年那些情感紐帶的懷念，她拒絕被當地的家庭所收養，而是義無反顧地選擇了在一個機構——位於阿奎的一個管教嚴厲的孤兒院——裏生活，在那裏，貧苦而食不果腹的生活讓她愈加思念那曾經的故土。即使是她成人時見到了久別的父親，僅有的一次，也未能讓她開啟愛和理解的心門。
從那一刻起，羅斯·瑪麗的生活開始在兩個平麵上發展：一方麵，她要麵對適應這個新的國家所要麵臨的日常困難，在一種壓抑而沒有回報的情境中求生存；而另一方麵，那些美好的記憶，那些即使在最黑暗的時刻裏也讓她表現得與眾不同的記憶，變得愈來愈豐富，愈來愈會心。中國那墨守成規的生活和意大利的生活是那麼地不同，中國傳教團的修女們和意大利的嬤嬤們（屬於同一宗教團體）又是那麼不一樣，最重要的是，她與她深愛的阿媽——中國傳統的代表——相依為命的那種體驗，與她在意大利的感受是多麼地不同。有一個情節很好地詮釋了這種差異的程度，當時寧波的墓地遭到日軍轟炸，阿媽帶著年少的她去那裏給她的先人們重新安葬：“真是奇怪，即使如今回想起這件事，我也不記得當時有那種恐懼或驚嚇之感。我甚至覺得很高興，因為在某種程度上我是在幫阿媽收集她先人的遺骨，而她看上去平靜一些了。”
這兩個平麵在宗教問題上也出現了趨同：“我在很小的時候就學會如何禱告了，我經常禱告。首先我向佛祖禱告，然後再向上帝禱告。有時當我特別想要某樣東西的時候，我會同時向佛祖和上帝祈求。”
即使是當她離開孤兒院，自力更生開始新生活、努力工作、結婚成家之時，她那非同尋常的過往和經曆對她的影響一直存在，至少在她的精神上，她一直感覺自己是個孤獨的人。這種孤獨感直到女兒的降生似乎才得以減輕和緩解，因為這個孩子也擁有了她不同凡人的故事。一個羅斯·瑪麗（後來的韻竹，根據中國傳統，如果生活環境徹底改變是允許一個人改名字的）通過撰寫這本書——這本讓她重新體驗並理解影響了她一生的那些事情的書——而變得釋然的故事。這非常最要，因為正如她重返故裏之時所發現的那樣，那個她度過了童年的國家已經不複存在了。何韻竹（Bamboo Hirst）：一個名字的背後
——翠西·莫頓（Tracy Morton）
《國際人物》雜誌（《International People》）還沒有聽說她那動人心弦的人生故事，恐怕何韻竹（Bamboo Hirst）這個名字就已經讓你感到好奇了。這位意中混血作家解釋說，Hirst這個英國姓是隨丈夫的，而名字韻竹（Bamboo）則是自己給自己取的，“因為竹子很強韌，我希望做一個堅強的女人。”找到韻竹在那條典型的米蘭街道上的家不是一件難事；一個種上了竹子且竹葉飄露而出的陽台讓她的家顯然那麼與眾不同。當她談起她的中國血脈和中國人民時，她不時地提及竹子和它的強韌。與陽台上的東方情調形成對照，韻竹家裏的內設顯然都是歐化的；有古董和銀製的茶具，書架上擺了一排排第一版的英文名著。隻有當她優雅地拖出一張小桌子，用一個中國茶壺衝好一壺熱氣騰騰的茉莉花茶以及擺上一盤小甜餅的時候，你才會發現她身上帶有東方背景的痕跡。她在上海法租界的一個傳教團裏長大，她父親是意大利外交官，母親是中國人。1953年，當政局變化，她的處境很危險時——因為有著一半意大利血統的她不被正式認可為中國人——她逃離了中國。當時她隻有13歲，她在她的出生地中國不過是個外人。她的父親已經離開了中國。他一直未能與她的母親結婚，因為他不是中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