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玉蘭飄香
在任的後兩年，任仲夷已經年過七旬了。多年超負荷的勞累，他的身體嚴重衰竭，接近燈盡油枯了。
1984年2月，鄧小平第一次親臨深圳經濟特區視察，並出乎意料地題詞肯定，這應該是特區曆史上最大的事件了。但稍稍關注這一事件的人都會發現，在陪同的人群中，竟然沒有省委第一書記任仲夷。
原來，此時的他正在北京住院治病。他的心髒每天早搏3萬次，膽囊劇痛不止，若不馬上手術，隨時危及生命。當時正是對特區非議喧囂塵上的時候，也是特區何去何從的關鍵時刻。之前，他曾多次邀請鄧小平來深圳，可都被借故推托了，說還要等一等看一看。可現在，突然間，鄧小平要來了，而他的身體又不允許他陪同視察了。
一個是特區構想的總設計師，一個是特區建設的總執行官，如果他們兩個人能在深圳會麵，將是一個多麼富有特殊意義的時刻！這不能不說是一個曆史的遺憾啊。
1985年春節期間，老同學蔣南翔來到廣州，他興奮異常，在珠島賓館裏陪著喝了幾杯茅台酒。送走蔣後，回到家時竟然失語了，想與老伴說話，張開口，卻吐不出一個字來。原來由於室內氣暖，戶外風涼，他患了腦中風，語言功能驟然喪失。
為了不引起外界猜測和恐慌，他不敢住醫院，隻住在珠島的內部賓館裏，每天讓醫生前來打針、輸液，對外則稱是感冒發燒。
秘書買來一本繞口令書，他一邊治療，一邊學說話。他用筆在紙上寫了一個條幅：“我不相信老天爺要收回我的說話權。”展示給每一個悄悄來探望的人。
是的，對於這麼一個南粵的恩公，老天也是不忍的。果然，幾天後，他的語言功能開始慢慢地恢複了。
那些日子裏，在珠島賓館的一個內部小院裏，他一邊走，一邊含混地念叨著“一、二、三”，“人、口、手”，像嬰兒牙牙學語一樣，接著又“嗚嗚啦啦”地練起了繞口令：
讓人不軟弱，
忍讓有道德，
惹人不道德，
道德非軟弱。
訓練了幾個月，竟然恢複了百分之八十的語言功能。那一段時間裏，他沒有公開出麵講話，隻是靠批閱文件辦公。甚至整個後半生裏，他的語言功能都沒有完全恢複。
或許正是通過這個“事件”，他意識到自己真的是老了。正好此時中央正在醞釀人事製度改革，提倡年輕化，他便毫不猶豫地報上了自己的名字。
辛苦了60年，整整一個甲子，他什麼都經受了，什麼也明白了。而當什麼也明白的時候，生命也快要到盡頭了。唉，人生啊，總是有著太多太多的遺憾，太多太多的不如意。
退休時，中央曾希望他到北京定居，還曾考慮把他安排到中央財政領導小組工作，在中南海辦公。他堅定地拒絕了。他說:“我要休息了，就在廣州。”
不僅不去北京，連省裏的職務也要全部卸下了。
按照慣例，卸任省委書記後，他可以出任省顧問委員會主任，但他主張一退到底，隻保留中顧委委員一職，並提出不保留辦公室，自己回家辦公。不僅退出辦公室，連家裏的住房也要退出一半。那套房子一直是曆屆省委主要負責人居住的，盡管他祖孫三代住在一起也不算寬敞，但他還是要求把房子和院子隔開成為兩套住宅，自己隻住其中的一套。他的這種做法，簡直讓人匪夷所思，省委機關負責住房管理的幹部感慨地說：“曆來當領導的住房都是越來越大，而任仲夷的房子卻越來越小，特別是退下來前夕，不但不多要房子，還主動退房子，實在沒有聽說過。”
當時還有一個通常的做法：省委新班子上任後，仍請老書記參加常委會。可他主動提出，為了便於新班子工作，他不再參加常委會。他說：“別人都說扶上馬，送一程，我不那樣想，老的不放手，新的怎麼工作，究竟誰負責？”
真是一個罕見的明白人！
搬回家辦公的那一天傍晚，他獨自出門散步。他猛然發現，外麵的空氣醇香熏人，湖邊長滿了蓊蓊鬱鬱的白玉蘭樹。這南國的佳木，三三兩兩地站在那裏，繁茂的葉片間，是細細碎碎的花兒，不聲不響地綻開著，像一枚枚小喇叭，噴放著濃鬱的香氣，氤氤氳氳，像北方的大霧，香霧，彌漫天地。
他怔怔地盯著。哦，幾年了，匆匆忙忙中，竟然沒有細細地打量過她們。他再一次深深地吸吸鼻子，那是一種透徹靈魂的馨香。還有那溫潤的湖水，在悠悠的晚風中，泛起細密的波紋，閃動著白亮亮的粼粼光點，像一雙雙神秘的眼睛在眨動，在注視著他，而他卻從來沒有與她們對視過，交流過……
我退休了，從現在起，我要好好享受這一切的美好，當一個快快樂樂的白頭翁。
他家小院，麵對著水波盈盈的東湖，原來的主人是楊尚昆。
院裏有幾棵半大的桂樹和榕樹，還養了若幹盆大大小小，五彩繽紛的花卉，滿院芬芳，滿院青蔥。在這裏讀書、看報、養魚、會客，真是休養身心的福地了。
生活一下子安靜下來了，沒有了半夜裏焦躁的電話聲，沒有了限時辦理的急件，沒有了“商”和“私”、“雇”與“股”、“社”與“資”等等字眼的碰撞和爭論，沒有了來自高層的指責和批評……
與老伴聊聊天，與兒子泡泡茶，抱抱牙牙學語的孫子。對這個家庭，他真是虧欠得太多了。
看著與自己一起頭發花白的老伴，那是一段怎樣溫馨浪漫的往事啊。
夫人王玄，1918年生於撫順，聰明漂亮，家道小康，高中畢業後進張學良主辦的東北大學史地係讀書。東北淪陷後，逃亡到北平，租住在德勝門一帶的學生公寓。這些流亡的女學生們組成了一個歌詠隊，常常在一樓的宿舍裏唱歌，唱得最多的當然是《我的家在東北鬆花江上》，那淒婉的歌聲，像秋風中的雁鳴，在夜空中孤獨地漂泊著……
任仲夷住在二樓，這個來自冀南一個教員之家的男生喜歡拉二胡，悠揚的旋律常常像溶溶的月光一樣彌漫在樓上樓下的窗戶裏。此時的他已經秘密加入共產黨，擔任中國大學黨支部書記，常常在屋裏召開會議，也常常聽她們動情的思鄉曲。聽得多了，靈機一動，便打起了她們的主意。
女生宿舍門口有一塊木板，一天晚上，他用白色粉筆在木板上寫上了一行字：“你們不僅要歌唱，還要能拿起刀槍。”當時的北平處於國民黨嚴密統治之下，對這類的紅色宣傳特別敏感。女生們唧唧喳喳，猜想是誰寫的，但又猜不出。
王玄和女生們還是唱，流著淚唱。
幾天後，白粉筆又出現了：“希望你們今天歌唱，明天上戰場，將來成為國家的棟梁！”
……
附近有一家電影院，常常放早場電影，7時30分開演，每張票5分錢。因為時間早，票又便宜，窮學生們喜歡看。不僅因為便宜，而且常常放映進步電影，《月光曲》、《畢業歌》、《十字街頭》、《烏鴉與麻雀》等等。有時還放映國外的紅色電影，有一次竟放映《今日之蘇聯》，列寧出場的時候，全場鼓掌。
那一天，王玄和幾個女生興奮地走出影院，步行回公寓，一個騎單車的清秀男生與她打招呼。她看著麵熟，這才想起是樓上的鄰居，經常拉二胡的那位神秘男子。
他們就這樣認識了。
於是，北平古老的胡同裏，那一棵棵開滿細細碎碎的雪白花朵的槐樹下，便留下了他們芬芳的記憶……
可是，對於自己的夫人，他照顧得太少了，不僅照顧少，而且還多有限製。她1936年入黨，1952年就擔任了省委組織部副部長，可從此之後的30多年裏，職務上就再未進步，跟著自己從黑龍江到遼寧，再到廣東，永遠擔任著副市長職務。她也許是中國任職時間最長的副市長了吧。
還有三個孩子。大兒子任念崎，生下來就寄養出去了，後來一直也沒有在身邊生活，長期默默地工作在一座北方城市裏的最基層，直到退休。另兩個兒子，也是不得已的產物，二兒子投胎後，本不想生下來，便屢屢吃奎寧想打掉，可誰知這小子命硬，竟然健健康康地出世了，所以取名任克寧。三兒子生下後，夫妻兩人正是工作最忙碌的時候，總感覺是一個累贅，便取名任克雷。
這兩個兒子雖然在身邊生活，但他都沒有在工作上給予任何幫助，大學畢業後都在國有單位上班，沒有一個仰仗他的地位升官發財的。
任仲夷還有一個弟弟叫任蘭申，早已退休在家，可自從他來到廣東後，兄弟倆還沒有見過一次麵呢。
每天早晨6點，他就起床了，戴著鴨舌帽，穿著夾克衫，手拿收音機，踩著曦曦的晨光，在東湖邊的玉蘭樹下散步，邊走邊聽，像一個散淡的退休工人。
中午和下午，是在家裏會客和外出開會的時間。他特別願意參加藝術界和思想界的各種聚會，隻要身體和時間允許，他總是有請必到。
雨天或晚上的時候，就看書看報練書法，他看的書報很多很雜，黨報、晚報、地攤小報、港澳雜報。
每每來了客人，端上一杯茶，白白的茶霧嫋嫋飄上的時候，他們的話題也就綿綿地展開了，天南海北，古今中外，政治經濟，文化藝術……
院裏有一棵楊桃樹，常年都穿著綠裝，茂茂密密的。夏天裏，驕陽似火，寬寬闊闊的葉子手拉手，給小院裏投下濃濃綠蔭。開花了，枝條上綴滿了粉紫色的花苞，密密麻麻地擠在一起。秋天來了，那一枚枚青青澀澀的果子漸漸變成了金黃色，像一盞盞明亮亮的小燈籠，照映著這裏的清靜、儉樸和素潔。
楊桃成熟的時候，他總是樂意摘下來，送給客人吃，而自己呢，總撿落在地上的，能吃的，吃掉，爛掉的，埋在樹根下……
一天早晨，他散步回來後，麵對著花盆們沉思。一會兒後，他動手把花盆重新排列，歸攏在一起，騰出了一片閑地，又找出一把生鏽的鐵鍁。
秘書問道，這是幹什麼呀？
他笑一笑，不吭聲，揮鍁鏟土。不一會兒工夫，一片黃澄澄的耕地開出來了，炕麵兒大小，像一塊毛茸茸的狗皮毯子。頭上呢，也冒出了一層細密的汗珠，亮晶晶的，像盈盈的秋露。
買來一些白菜、大蔥、胡蘿卜和南瓜種子，撒進去了。
幾天後，青靈靈的小苗出土了，像一簇簇綠色的火焰，在陽光下跳躍。
每天，他總要與青菜們呆上一陣子，澆澆水，拔拔草、間間苗。在他的柔掌和慈心的嗬護下，田畦裏的菜苗像幼兒園裏高高低低、花花綠綠的小娃娃，在天真活潑地生長著。
一天灼熱的中午，客人來訪，見他正戴著草帽，蹲在院子裏，滿臉汗水卻又聚精會神地擺弄南瓜藤上的花朵。他站起來，拍拍手上的土，笑哈哈地說：“蜜蜂、螞蟻無法傳授花粉，隻好由我做紅娘，給它們搞‘包辦婚姻’了。”原來，他正在給南瓜做人工授粉呢。
秋天裏，蔬菜陸陸續續地下來了。他東家送一把大蔥，西家送兩個南瓜，吳家送三根蘿卜，王家送四棵白菜。他會說，這可都是純綠色食品啊，哈哈。
種菜純粹是為了樂趣，大多數的菜還是要去購買。這時候，夫人王玄就像一個老保姆，挽著一個哈爾濱時期的黑皮包，走美華北路，到新河浦路，再到龜崗大市場。市場上是不允許停車的，但有的高幹夫人不聽，讓司機開著車去。警察們一看車牌照，也不敢管。可她總是步行去，見到熟人就打招呼，來來去去，一路歡笑。
後半生注定是廣州人了，作為一個普通市民，他開始用百姓的眼光和心情，去關心這座城市，關注這片土地了。況且，經過一段時間的調養，他的身體也漸漸地好轉起來了。
一次，他從上海回來，從中央酒店立交橋到廣園高架橋，一邊看一邊若有所思。幾天後，他給廣州市委書記和市長寫了一封信：“……我從機場出來一路看，一路心情沉重，高架橋灰黑灰黑，確實很難看。本來廣州修那麼多高架橋是沒有辦法的辦法，但既然修了就要把它們管理好、美化好，這方麵上海做得很好……我們要爭取將‘如此多橋’變成‘如此多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