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封信受到了廣州的高度重視，有關方麵馬上派人到上海取經。很快，經過美化、綠化、亮化的數十架立交橋變成了廣州市的一道道風景線。
不僅僅是立交橋，連市內數十條大大小小的河湧也都變美了。兩旁是各種常青植物，繁繁密密的，開滿了五顏六色的花兒，枝蔓拖在水中，拖在風中，搖曳著，波光漣漣，那是這座城市淺淺的笑靨……
人們都知道霍英東在南沙早期開發中居功至偉，卻不知道任仲夷從中發揮的作用。
從上個世紀80年代，霍英東在南沙一帶投資巨大，但不少人並未認識到開發南沙的重要價值，政府的扶持力度也很不夠，更由於當地主要領導私心過重，使得霍英東的開發工作舉步維艱，曾一度喪失信心。
1999年初，苦悶的霍英東邀請任仲夷等人到南沙。任仲夷從側麵了解到真實情況後，沉思良久，給當時的廣東省委書記李長春寫了一封信：“……南沙不僅是番禺的南沙，也不僅是廣州的南沙，南沙開發搞好了，很可能是廣東新的經濟增長點。所以，我建議省裏要全力支持……”在信中，他還建議李長春抽時間到南沙看一看。
不久，李長春第一次親臨南沙調研。接著，省委、省政府便做出了全力支持南沙開發的決定。很快，李長春又親自出席了在此召開的一次大型項目洽談會。
從此之後，南沙的開發工作才全麵啟動，直至成為廣東新世紀以來最鮮活的亮點。
任仲夷一生，對“官位”看得很淡。但有一次，他卻主動申請“要官”了。
除了酷愛閱讀之外，他也非常喜歡體育運動。他常說：“活動，活動，要活就得動。”他家裏沒有專職保姆，他便經常做些拖地之類的家務活。有一次，他拖完地，風趣地說：“人家打高爾夫，我就打‘低爾夫’！”說完，還把手中的拖把自豪地揮打了幾下，做打高爾夫狀。
後來，他發現門球這項運動對場地要求不太高(沙地、草地都行)，運動也不激烈，很適合老年人，就又把門球運動比作“低爾夫”。他說：“高爾夫是很好的運動項目，但目前還算是貴族運動，很難普及。我看，應該大力推廣門球這項適合老年人的運動。”
他很想在這個項目的普及和推廣上發揮一些作用，便主動向有關部門申請，說自己想當省門球協會的名譽會長。省體委負責同誌得悉後，自然十分高興，很快就向他頒發了任命證書。
從此後，每逢有門球比賽，隻要身體允許，他都是逢請必到，或不請自到，並非常樂意給優勝隊頒獎。
1998年9月，他到省眼科醫院看眼疾。來到電梯口時，早已擠滿了人，都爭著往裏邊擠。陪同的秘書擔心他歲數大了，在人群中擠得時間太長會出問題，就很客氣地對周圍的人說：“大家能不能禮讓一下，讓老人先上？”他戴著鴨舌帽，穿著灰色的夾克衫，極像一個退休工人，誰會想到他是誰呢？再說大家正擠得起勁，誰也沒有聽進去。
沒有辦法，秘書要給院方打電話，請求幫助。他趕緊擺擺手，嚴正地說：“不，不要！千萬不要！”
原來，前一段時間，他住院治療，一位中央領導路過廣州，專門去看他，保衛部門把電梯控製了，不讓外人使用，曾惹起怨言。為此事，他常常心有愧疚呢。
秘書說：“那怎麼辦啊？”
他揮一揮手杖，樂嗬嗬地說：“自己的事自己幹，爬樓！”
秘書聽了一愣，趕緊勸道：“不是三五層，是十七層啊。”
他的態度更堅決了：“十七層怎麼啦，就當來一次體育鍛煉。”說著，擠出人群，向步行樓梯走去。
就這樣，84歲的他，借助拐杖，用了半小時，一步步地爬上了17層高樓。
常常地，他感覺還年輕啊，就像在北平搞地下工作時，從這個學校潛入那個學校；就像在冀南打日本時，從這個戰壕翻向那個戰壕；就像在黑龍江調研時，從這個城市奔向那座城市；就像在遼寧開會時，從這個會場趕到那個會場；抑或就像前幾年在任時，從深圳到珠海，從中山到潮汕，風風火火，從沒感到累過……
民諺常說，七十三，八十四，閻王不請自己去。但那是過去嘛，現在人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醫藥水平提高了，人們都要健康長壽哩。
是的，他的身體老了，但他的思維之樹就像這南國裏四季的植物，常年青靈靈的，樹綠花紅，芳香彌漫，活力四射。他的經驗和智慧，又像是鹽場裏的結晶池，長期晾曬之後的黏稠的海水在陽光下“窸窸窣窣”結成了白花花的鹽粒……
他越來越有著一種強烈的感覺，他需要表達一些什麼，堅持一些什麼，才能對得起這個國家，對得起這個民族。
這種感覺，這種聲音，在他的夢裏，在他的潛意識裏，在他的生命深處，一直在呐喊……
本來，作為一個退出政治舞台的耄耋老人，他已經不會作為正式代表參加全國黨代會了。但他卻屢屢破例，並且創造了共產黨曆史上的一個幾乎難以超越的紀錄。
十三大召開（1987年）之前，他早已經卸任了。按照慣例，組織上並沒有把他列入黨代表候選人名單。
但是，誰也沒有想到，按程序選舉時，卻出現了意外。
不知誰提議，廣東的黨代表裏不能沒有任仲夷。於是幾十人、幾百人紛紛響應，聯名寫信推薦。
他就這樣進入了候選人名單。正式選舉時，更是全票當選。
不僅如此，以後的每屆黨代會，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他都是以高票當選正式代表，直到去世。
建國之後的曆屆黨代會，除了九大之外，他全部參加了。九大召開時他還被關在“牛棚”裏。在此之前，他所有的“罪名”都查無證據，唯有反對林彪“頂峰論”的一條“罪狀”有鐵證。原來在一次內部會議上，他曾說過“如果說毛澤東思想是頂峰，難道就不發展了？”九大的缺席，恰恰證明了他政治思想上的清醒和堅定。
有據可查，任仲夷是共產黨曆史上參加黨代會屆數最多的正式代表，也是年歲最大的正式代表！
2002年，參加黨的十六大時，他已經88歲了。
他當然是會場上最老的正式代表。會議期間，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江澤民見他坐在一旁休息，便主動上前握手問候，跟在江澤民身後的所有常委也紛紛上前，圍攏過來，向這位老一輩致敬。這時候，羸弱的任仲夷已經站不起來了，他就那樣坐在那裏，接受了中央最高領導層的全體祝福。
這個場麵被一位敏感的記者抓拍下來了。那是一張極特殊的照片，任仲夷坐在中間，而中央的所有常委們則站立著圍攏在他身邊。後來，任仲夷告誡說，這張照片不要發表。
當代表就要盡到代表的責任。作為一名有著60多年黨齡的老黨員，他多麼希望這個黨能健康地成長壯大啊。所以，每一次開會的時候，他都要大膽建言，語出驚人。
1987年的十三大上，他在審議報告審議稿時，認為報告原征求意見稿完全沒有提到價值規律的作用是不妥當的，建議加上這方麵內容。因為當時的商品經濟已經十分活躍，計劃經濟正在麵臨瓦解，作為商品經濟或曰市場經濟時代到來的前兆，作為其主要內核的價值規律的作用是必須要提前重視的。
後來報告審議稿尊重了他的意見，特意加上了一句“必須把計劃工作建立在商品交換和價值規律的基礎上”。他在討論報告審議稿時再次發言：“有這一句雖然還不夠，但比完全沒有提到價值規律的作用好多了。”
報告審議稿中還有一句“也不要把思想解放過頭一點說成是搞資產階級自由化”。他認為這一句提法不確切，因為正確的東西是不能用“過頭”來說的，“過頭”了就不是正確的東西了。如果隨便指責“思想解放過頭”，不利於人們在改革中進一步解放思想。
中央再一次吸收了他的意見，在正式發表的十三大報告中，這一句修改為“也不要把思想解放中講了點過頭話說成是搞資產階級自由化”。
1997年，在十五大廣東代表團發言時，任仲夷說：“近年來，從中央到地方會議、文件都很少提政治體製改革問題。不提政治體製改革是不對的！”
大會再次采納了他的建議，增加了這部分內容。
每次黨代會上，他都是最出名的“代表明星”，是海內外記者追逐的焦點。
不僅在黨的大會上，即使在平時，他也常常大膽建言。
一次，省委對一份即將下達的文件進行意見谘詢。這份文件的標題是“關於大興調查研究之風……決定”，任仲夷看了後，有感而發，提筆給省委寫了一封信：“用‘大興’這個詞不太合適。以前我們什麼都喜歡用‘大’字，如‘大躍進’、‘大煉鋼鐵’、‘大幹快上’、‘文化大革命’、‘一大二公’……結果怎樣？過去也曾提出要‘大興調查研究之風’，結果是浮誇風刮得更厲害。所以，我們還是用一些平實的詞語為好。”
還有一次，廣東某報紙在頭版頭條位置刊登了一篇題為《廉政風暴起南粵》的文章，對新一屆省委班子加大反腐力度並取得成效一事進行綜述。當時，李長春剛剛來到廣東赴任，社會上特別是一些海外媒體一度傳言這是奉命到廣東“肅貪”，以打擊所謂的“廣東幫”，雖然這是無稽之談，卻也在社會上引起了不小的疑慮和猜測。任仲夷馬上提筆給李長春寫信，指出用這樣的標題不妥，“風暴”給人的感覺好像又要搞政治運動了。
很快，李長春委托秘書打來電話，表示很讚同：沒“風”沒“雨”，何來“風暴”？這不是省委意見（指文章標題），並已批評了報社……
對一些幹部把領導稱為“老板”，群眾把官員稱為“父母官”，他極其反感。1996年10月24日，他在《羊城晚報》上發表了題為《各級幹部決不是什麼“父母官”“老板”》的訪談錄。他說，這把幹部與群眾的兩者關係完全顛倒了，我們幹部是人民的兒子，決不是“父母官”，是人民的勤務員，是人民的公仆，決不是人民的主人，更不是什麼“老板”。
他越講越激動：這些人忘了，他們的權力從哪裏來？是人民給的！我們常說的民主民主，應是由民做主，而不是為民做主。
……
每天晚上，他都要去湖邊漫步，呼吸玉蘭的香氣，感受玉蘭的魂魄。
他知道，這種樹在北方的氣候裏是長不大的，隻有在這常年溫潤的南國，才能如此蓊蓊鬱鬱，蔚為大觀，成為和木棉、榕樹一樣的代表樹種。
木棉是一種紅紅火火、轟轟烈烈的豪壯，像一位威猛剛強的勇士和戰神，而白玉蘭則是一種亭亭玉立、超然物外的清麗，像一位行方誌潔的高士和智者。多情不改年年色，千古芳心持贈君，縱然花朵凋謝了，樹葉和樹幹也照樣散發著馥鬱的香氣——因為那是她的骨氣。
忽然又想起屈原《離騷》中的名句：“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菊之落英”。
2000年的一天，他和幾個老幹部在一起吃飯，突然停下筷子，盯著大家，問：“你們說說，年輕的時候，我們追隨共產黨究竟是為什麼？”見大家麵麵相覷，他又自言自語地說：“還不是為了建立一個民主、自由、富強的國家嗎？”說著，滿臉憂鬱，目光焦灼。
毋庸諱言，中國的政治體製改革一直是他晚年最掛念和深思的問題。
鄧小平在1986年就屢屢指出：“我們提出改革時，就包括政治體製改革。現在經濟體製每前進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體製改革的必要性。”“隻搞經濟體製改革，不搞政治體製改革，經濟體製改革也搞不通，因為首先遇到人的障礙。”“我們所有改革最終能不能成功，還是決定於政治體製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