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 彭燕郊先生未完成的2008
龔旭東 從來沒有覺得寫文章有這麼難。自2008年3月31日彭燕郊先生去世以來（我還是習慣如他生前那樣叫他“彭老師”），我隻在他去世當天“奇跡”般地寫了一篇幾百字的悼念短文，作為報刊上最先發表的紀念彭老師專版的一個組成部分。當時大腦似乎一片空白，寫上句時不知道下句要寫什麼、會怎樣寫，從來沒有過那樣的感受，就那樣做夢般寫了一篇很短的文章，可能是我寫文章40多年來最“無心”卻又最刻骨銘心的一篇文章。此後，我雖然一直到處勸朋友們寫關於彭燕郊老師的回憶文章，但我自己，卻一直處於“失語”狀態，整個心身像全部堵塞起來似的憋住了，寫不出一個字來。很抱歉很內疚地推辭和推遲了好幾位朋友的約稿。感謝朋友們的理解與寬容，使我得以透過這一口氣來。關於彭老師，要說的太多了，反而不知道從何說起，覺得說什麼都似乎已經變得無關緊要、不值一說了。心太痛了，反而就覺得痛已經不是痛，心中一片茫然漠然淡然惘然……直到幾分鍾前，下定決心忍住、憋住心中的痛，將它憋壓到心底的最深處，嚐試拿起筆來，盡自己應盡的責任。
還是不知道從何說起。
彭老師80多年來的事情一幕一幕地浮來浮去。20多年來亦師亦友，情同父子的忘年情誼，實在難以在尚未平複的心境中清晰而有條理地述說出來。
過去在課堂上給學生講解“長歌當哭，是必須在痛定之後的”，講解“親戚或餘悲，他人亦已歌”，自以為體會甚深，能道出一些人所未道之言，現在才知道，自己還是太淺薄，最深切真摯的情感，往往是道無可道、無話可說。這種時候，語言是多麼蒼白無力。我在這樣的心境中更深地體味了先賢們那些心頭滴血的吉光片羽之言是怎樣的剴切、犀利和深摯。
66天來，我無數次地勸朋友們寫關於彭老師的回憶性的文章，而不僅僅是寫悼念性的文章，因為我覺得最好的紀念，不是僅僅抒發對彭老師的哀悼的情感，而是一點一滴地真實記述與他交往的具體事實，他的音容笑貌、舉止言行，他的所思所想以及相關的場景和細節等等，為後人留下傳神寫照的豐富而感性的材料，留下我們各自眼中、耳中、心中的“彭燕郊記憶”，使人們能夠將這些記憶與他的作品相互比照，更完整、更深入地認識、研究其人其詩。這應該是我們這些有幸與彭老師交往的人所應盡的責任——為彭老師，為喜愛彭老師詩歌的人，也為我們自己。
還是從最難的地方開始吧。先談談2008年彭燕郊先生想要完成卻永遠也不可能完成的那些計劃與設想。他曾經懷著多麼熱切、急切的心情對我、對許多朋友談論過這些設想啊。一想到這些，並隨即意識到這些大都已經變成了真正的夢想而無可實現，心就痛。
我不知道下麵的回憶會是怎樣的，重要的是必須堅持住，就從這裏開始——
2008年年初的一天，大雪，正是湖南大冰凍開始之時，我擔心彭老師老兩口外出摔跤，帶了一堆菜去看望他們，囑咐他們冰雪期間一定不要出門走博物館的那個大斜坡（張阿姨要買菜，而八十多歲的彭老師則總是忍不住想往書店跑）。這天，彭老師又一次很鄭重地對我說，今年是拜倫逝世120周年，值得很好地紀念一下，希望我在我服務的報紙上做一個紀念專輯，並組織一個紀念活動。我很讚成。我們一起就此商量了許多，例如開一個小型的座談會，討論拜倫與中國新文學發展的關係及其意義，例如約一些態度認真嚴謹的朋友寫一批文章，除了在我的報紙上做紀念專輯，還要在一些雜誌、民間詩刊上做紀念專輯，等等。這件事，幾乎成為2007年底、2008年年初彭燕郊先生心中念念不忘的一個興奮點，每次去他家，他都要興致勃勃地談及。
他去世的當天，我打電話報告朱健先生，他愣了好半天才回過神來，大呼了一聲“哎——呀——”，隨後短短幾分鍾的通話，他“哎——呀——”了十幾次。過後不久，朱健先生來電話，向我口述了一段話：
“他（彭燕郊）今年1月22日給我打了一個電話，告訴我，今天是拜倫誕辰120周年紀念日，本想找幾個人紀念他，但冰雪太大，談不成了。
我在電話裏給他背誦了拜倫《哀希臘》裏的詩句。他和我一起背誦。
言猶在耳，沒想到他卻駕鶴仙去了。
他一生是照著魯迅《摩羅詩力說》中的兩句話做人寫詩的：‘立意在反抗，指歸在動作。’
我想用這幾句話紀念他，寫在紙上給他送別。”
就我所知，彭老師對許多朋友都說過紀念拜倫這件事，並且與《詩歌與人》雜誌的黃禮孩先生等商談了做紀念專輯的事。
在現在的許多人看來，拜倫已經是一個老古董式的浪漫主義詩人了。一向保持思想，藝術上的先鋒姿態，曾經倡言“再見吧，浪漫主義”的彭燕郊先生何以要如此重視地紀念他呢？這是很耐人尋思的。在我看來，彭老師倡言“再見吧，浪漫主義”是基於文學史和現代中國文學發展軌跡作出的詩學和美學判斷，並且有其特定的時代背景與文學界定，但不等於要一筆抹殺浪漫主義詩人們的文學史價值乃至現實意義，相反，基於對現實社會文化與文學的思考與憂患，彭老師甚至頗為看重拜倫身上追求自由獨立、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性格特征。紀念拜倫，在彭老師，是蘊含著特定的文化憂患意識和文學寄托的。這可以成為研究彭老師晚近思想的一個入口，也是他“立意在反抗，指歸在動作”的一種體現。
2008年3月5日，彭老師第一次住院出院後，我去看望他，我們兩人有一次極為暢快的長談。回憶起來，這似乎是我們最後一次深談，此後的幾次見麵，他都是在醫院的病床上，已經無暇深入細談了。這次談話，涉及到了許多方麵，其中的一項，是他今年還想做的一些事情。
他說，還打算為已經寫了十多篇的《胡風回憶錄》續寫數篇；而已經完成的回憶聶紺弩長文，也還想補充一節。他還具體回憶起1943年在桂林準備與紺弩辦一個雜誌的籌劃過程。這種回憶與他近年來一直想再辦一份自己的同仁詩歌文化雜誌相關聯。
多年來，他一直想再辦《現代世界詩壇》那樣的詩歌文化雜誌，並且將作品的重心轉向漢語詩歌或中外詩歌作品並重。從2007年起，他多次與我商量辦一份自費刊印的詩歌文化刊物，名稱都想好了，就叫《少數》，每期一個印張，最多不超過兩個印張，刊發我們認為真正優秀的、或有獨創性的漢語詩作或翻譯詩作，可以是一位作者的一組作品，也可以是幾位作者的一組作品，還可以是新翻譯的外國詩歌佳作，總之要少而精，真正有詩的品格，有詩的震撼力和啟示性。詩歌之外，每期還要組織刊發犀利的、有現實戰鬥性的評論和文化漫談，有針對性地對當下詩歌界、文化界的許多現象進行評說。彭燕郊先生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子，深受魯迅、胡風等現代文學大師的影響，強調對現實生活與文化的主動而獨特的介入，他一生辦刊物、做出版，直至後來主編“詩苑譯林”叢書、“散文譯叢”、“現代散文詩譯叢”及《國際詩壇》、《現代世界詩壇》等等，無不寄寓著深刻的現實文化用心（關於彭老師耗費大量心力從事的外國文化及詩歌譯介出版工作，當另作專文述之）。
彭老師晚年一直有重新掀起一個詩歌運動乃至文學、文化運動的夢想，在這方麵，他一直有一種不屈不撓的堂吉訶德式的理想主義精神。編輯《少數》是彭老師深思熟慮數年的一個理想，已經進入實施狀態的彭老師沒能實現這個理想，是十分遺憾的。所幸有一批年輕的詩人朋友已經決心秉承彭老師的這一遺願，將《少數》辦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