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外的憤青大多是理性的。其一，他們是為了自身利益而憤怒，他們清楚誰在損害他們的利益，憤怒的對象找對了。其二，他們能提出理性、科學的解決問題的辦法，往往具有製度性的建議。國內也有這樣的理性憤青，例如，孫中山就算是這麼一類憤青，他看到了清王朝統治下的中國的一切問題的總根源乃是其製度的落後，孫中山是懷著憤怒的情感批判清朝政府的，孫中山開出的藥方就是要實現共和。同樣，戊戌六君子也認識到了清朝製度落後，他們的主張是君主立憲。無論是共和製還是君主立憲製，都是比皇帝集權官僚製好得多的製度，這兩種製度在西方都有成功的典範。理性憤青都不列入我們的分析範圍，因為他們是積極的，而不是有害的。
與孫中山和戊戌六君子這樣的理性憤青對著幹的，恰恰是前一類非理性的憤青，他們奉旨憤怒，他們與真正的落後製度的專製者慈禧太後保持高度一致，他們大罵六君子是“漢奸賣國賊”，他們伸長了脖子看六君子在菜市口砍頭示眾，他們用饅頭蘸這些“漢奸”的血吃。
可見，非理性的憤青是阻礙曆史前進的反動力量，是把一個民族引向落後和歧路的可怕力量。我們所要警惕的，正是這一類憤青，我們全書所要批判的也正是這一類憤青。從這裏開始往後，我們文章出現憤青一詞，如果沒有特別說明，就是指這種非理性憤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