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分讓中國的月亮比美國更圓 9.有毒的中國文化奶粉
有一則愛國短信是這樣說的：
等兩年咱們中國強大了，全叫老外考中文四、六級：文言文太簡單，但要求使用毛筆答卷，這還是便宜他們了。惹急了，一人一把刻刀一個龜殼，刻甲骨文；聽力全部用歌曲，《雙截棍》聽兩遍，《菊花台》隻準聽一遍——這是咱們中國人最慢的語速了；默寫《義勇軍進行曲》和《大海航行靠舵手》，要用繁體字；閱讀理解題，全用中國政府工作報告和1966年的5·16通知；口試要求唱京劇《紅燈記》和繞口令“吃了葡萄吐葡萄皮”；實驗考試，男的考包粽子10個和湯圓100個，10分鍾完成；女的考纏三寸金蓮，5分鍾內完成……
笑話以誇張嘲諷取勝，這樣的中文四、六級考試對老外來講難於上青天，對土生土長中國人，也必定會兩眼犯傻。動腦的功夫好說，文言文、繁體字、書法都無礙，動手的功夫就不一定行，包粽子湯圓、纏三寸金蓮，天啊，有幾個人會啊。
這則笑話的撰寫者深諳中國的文化精髓，看看，古文、書法、京劇、相聲、粽子、湯圓、金蓮、官話……哪一樣不是中國的，哪一樣不是文化的，哪一樣不是“精髓”的？老外搞懂這些東西，不止可過中文四、六級，過中文托福也沒有問題，弄個國學大師當當也綽綽有餘了。
真是天下之大無奇不有。無獨有偶，正當我為這個笑話樂在其中的時候，猛然想到報紙上說，雲南師範大學的一位彭姓老教授，當真主張在高校設置一個文言文的四、六級考試，用製度、規定要求學生達標。“外語學習在我國還有四級、六級的硬性指標，文言文學習能不能也立個規矩，定個明確的目標呢？”他說：“在學校中加強傳統文化的教學，尤其是文言文的教學很有必要。這不是複古，也不是趕時髦，而是普及傳統文化的救急措施。”（《春城晚報》2008年10月16日）
這位彭教授的良苦用心可謂青天昭昭——“怕文言文在100年甚至50年後成古董，成為博物館裏的東西”，“文言文是中國人丟不得的東西，因為中國的傳統文化必須要有文言文做基礎”。
老先生這番用意可敬與可佩，但為挽狂瀾於既倒下重藥，並強製吞服的態度並不可敬與可佩。倘若傳統文化真是山珍海味，有人確實不願意吃，我看還是由他去罷，按下人家的頭去逼著吃，算不得是文明的待客之道。我們的傳統文化不是特別講究禮義廉恥麼，怎麼彭老先生做起事來就全忘了呢？
倘若以革命的名義，那自然不用講客氣，隻是，當年胡適博士為了人人皆可讀書識字，發起了“文學改良”，他在《文學改良芻議》中提出白話文學的“八不主義”：一不言之無物，二不模仿古文法，三不講求（拘泥）文法，四不作無病呻吟，五不用濫調套語，六不用典，七不講對仗，八不避俗字俚語。這才革了文言文的命，迎來了德先生和賽先生，以及人的解放，現在我們又要革它的命回去？
語言也遵循自然的淘汰法則，沒有淘汰哪來的古董？千年文言文被一炮轟倒，並非胡適等一幫文化人武功如何了得，而是文言文走到那個時候，就像封建皇權、科舉八股，已經到了窮途末路。胡適們也就是放了最後一根稻草而已，這是胡適自己也清醒承認的。氣數已盡的專製體製崩潰了，一整套話語體係隨之崩裂，是曆史的必然。隨之而去的還有下跪、作揖、辮子、口稱奴才等等，我是斷然不會為之惋惜的，也斷然不想與曆史潮流作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