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部分憤青的天敵與精神偶像 8.新左派經濟學旗手左大培之五批判書
1990年代以來，國內思想界包括經濟學界掀起一股甚囂塵上的反“改革開放”甚至要求倒退回到“文革”的新左思潮。其領軍人物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的左大培、清華大學的崔之元和汪暉。其中左大培為中國新左派經濟學的旗手。他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混亂的經濟學——經濟學到底教給了我們什麼？》（石油工業出版社2002年版）清晰表達了所謂的“新左派經濟學”的理論綱領。
簡單地說，左大培所代表的新左派觀點認為，中國在市場自由化、財產私有化及經濟全球化潮流的影響下變得愈加資本主義化，並由此產生了貧富懸殊、官商勾結、司法腐敗等嚴重的社會問題。左大培給出的藥方則是，重振民族主義，恢複計劃經濟時代的舊政策，私有資產重新國有化。
左大培作為新左派的代表人物，反製度文明、領袖崇拜與人治思維。我們來看一段左大培的發言：
今天的毛澤東，而且恰恰是毛澤東發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已經成了中國共產主義者的驕傲。全世界的共產黨人、全世界的馬克思主義者、全世界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全世界追求正義的人們，隻要還不願意皈依狂熱宗教的原教旨主義，就隻能呼應一個號召：在毛澤東的偉大旗幟下，前進！
（左大培：《毛澤東的預示》，見“烏有之鄉”網站）
左大培在其《混亂的經濟學》中總結出“自由主義經濟學十大信條”並進行批判，而我要對這個批判進行批判，列出左大培同誌（其本人應該喜歡同誌這個稱呼吧）的五大思想謬誤。
一曰空談公平、平等與正義
左大培認為，“最近20年來，……許多人在沒有任何公平和平等的環境下致富，結果是加劇了社會收入和財富分配的不平等，造成社會的兩極分化。”左大培強調，一些經濟學者把國有企業的職工都看成是“工人貴族”，競爭政策不是要將全中國的勞動者和廣大農民都提高到國有企業職工原來的福利水準，而是要將國有企業的普通職工都降低到貧困地區農民的生活境遇。
就公平與平等來說，筆者讚同著名馬克思主義者耶魯大學經濟學和政治學教授約翰·羅默（John E Roemer）的觀點。他認為，社會平等需要如下的機會平等：自我實現和福利、政治影響、社會地位。自我實現是一種需要奮鬥的自我改善過程，要注意的是，這裏的都是平等目標，是機會的平等。如果把福利的平等而不是把福利的機會平等當作目標，那麼社會就必須向那些選擇非常浪費的、不現實的目標的人提供巨量的收入分配。機會平等要求對那些無法獲得特權的人給予特殊的補償或津貼。更一般地，機會平等要求對那些由於自身無法控製的因素引起不利條件的人給予補償。
左大培竭力鼓吹的計劃經濟時代是否符合這樣的社會平等要求呢？
眾所周知，受教育的權利是一種社會福利。但1957年的計劃經濟時代，北京大學在北京招生550人，占其全國招生計劃的47%，安徽和山東僅有2030人。至於左大培提到國企職工有降低到貧苦農民地步的危險，反過來說，難道嫉惡如仇的左大培支持工農之間的不平等與城鄉不平等嗎？實際上，計劃經濟時代的不公平、不平等與非正義非常顯著。
在我國計劃經濟時代，為了實現工業現代化，因無法通過其他方式進行工業資本的原始積累，隻有通過地區二元化、城鄉二元化的方式采取剪刀差政策壓榨農業剩餘以進行工業資本的原始積累。在這種情況下，即使在工人內部或農民內部相對平等，但在工農之間的收入與福利不平等現象異常突出。比如，城市教育質量和醫療服務水平明顯高於農村，以至於當時流行過一句順口溜“一年土，二年洋，三年忘了爹和娘。”這是普通平民對社會不平等的樸素反映。
至於計劃經濟時代政治權力上的不平等，蘇聯的官僚體製形成了最令人難以置信的形式。例如，特權者擁有永久性的銀行賬戶，可隨意用這種銀行戶頭上取之不盡的錢付款。再如斯大林時期設立的特殊商店，是黨的幹部背著人民而精心設置的。這些商店偽裝在從外表近似於住宅樓的建築中，很少有普通人知道還有這種商店的存在。在這些商店裏，特權者可以買到各種當時全體人民都缺乏的、大多是從資本主義國家進口的商品。在能夠自由出入這種商店的各類黨和國家幹部中存在著嚴格的等級製度：一些人必須按實價付款；另一些在官僚體製中處於較高地位的人隻需按半價付款；而官僚體製的最上層，持有永久性銀行賬戶的高級領導幹部，則可以任意選取他們所需之物而不用付款。
當然，在各種體製下，政府高官與企業高層都會享受各種特定福利。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提供給高層人士的福利相比較於其收入則微不足道，但在計劃經濟條件下，貨幣收入在全國範圍內相對平等，則這類福利待遇上的差別就會產生巨大的福利差別效應，即不平等。
與左大培的認識誤區相反的是，中國目前出現的種種不平等以及社會混亂的現象並不是市場造成，恰恰是計劃經濟下政府官僚體係僵化的痼疾在市場衝擊下的產物，根本原因仍在於計劃經濟的流毒尚未肅清。馬薩諸塞州立大學經濟係教授大衛·科茲（David M Kotz）曾這樣深入分析過：
一旦穩定地掌握政權，民主集中製的政黨和它準軍事的組織，就傾向於在新國家中產生一種自上而下的權力結構。政策由上層領導製定，普通成員不折不扣地執行，這一原則從執政黨中逐漸擴展到整個社會。……權力是自上而下，而非自下而上的。……蘇聯體製最明顯的非社會主義特征，是少數黨國精英壟斷政治權力。……蘇聯人民沒有言論的自由，沒有發表意見的自由，沒有結社的自由，更談不上參與國家政策的製定了。……1990年和1991年，一個新的私人資本主義集團形成了，他們主要通過和外麵世界的聯係逐漸富裕起來。他們對親資本主義聯盟饒有興趣。……這個團體不是來自這些地方，而是來自黨和政府的精英分子，他們在這個新的資產階級的成長過程中扮演了主要的角色。
（《來自上層的革命：蘇聯體製的終結》，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
由此可見，依靠市場比依賴某種強權更能保證公平、平等與正義。正如馬克思所說，“以人的奴役關係和統治關係為基礎的地產權力和非人身的貨幣權力之間的對立。可用兩句諺語明白表達出來：‘沒有一塊土地沒有地主’，‘貨幣沒有主人’。”（《資本論》第一卷第171頁，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哈耶克也表達過類似的觀點，市場經濟不會使社會達到最好的狀態，但絕不會使社會陷入最壞的情況，而依靠某種理性計劃的力量欲達到某種烏托邦的理想社會則極易通向奴役之路。
二曰強調政府幹預，反對自由市場經濟
左大培認為，自1980年代末以來，中國的經濟社會秩序變得十分混亂的原因在於政府聽信了經濟自由主義者的自由放任主張，而不是接受加強政府的執法、規製以至管理的政府幹預主張。左大培總是強調“市場失靈”需要政府的幹預來矯正，但左大培卻忘記了“市場失靈”並不意味著政府有效，而政府失靈的後果則比市場失靈要嚴重得多。
與市場機製不同，一般來說，政府是官僚組成的，政府決策是由那些理性自利的官僚做出的，僅僅依靠官僚自身個人品德是不可靠的。官僚往往會打著公眾、國家或社會的幌子，使政府決策實質上服從於其他的政治目的和某些利益集團的利益。
馬克思對於這一點有深入的剖析：
官僚機構認為它自己是國家的最終目的……國家的任務成了例行公事，或者例行公事成了國家的任務。官僚政治是一個誰也跳不出的圈子。它的等級製是知識的等級製。上層在各種細小問題的知識方麵依靠下層，下層則在有關普遍物的理解方麵信賴上層，結果彼此都使對方陷入迷途……官僚機構是在和實在的國家並列的虛假的國家，它是國家的唯靈論……但官僚機構掌握了國家……這是它的私有財產。官僚機構的普遍精神是秘密，是奧秘。保守這種秘密在官僚界內部是靠等級製組織，對於外界則靠它那種閉關自守的公會性質。因此，公開的國家精神及國家的意圖，對官僚機構來說就等於出賣它的秘密。因此，權威是它的知識原則，而崇拜權威則是它的思想方式。但在官僚界內部……變成了對權威的信賴的唯物主義，變成了例行公事、成規、成見和傳統的機械論的唯物主義。就單個的官僚來說，國家的目的變成了他的個人目的，變成了他升官發財、飛黃騰達的手段。首先，這個官僚把現實的生活看作物質的生活，因為這種生活的精神在官僚機構中有其獨特化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