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還說過：“總之，預付資本價值除以每年所消費的剩餘價值，就可以求出，經過若幹年或者說經過若幹個再生產期間，原預付資本就會被資本家消費掉，因而消失了。資本家認為，他所消費的是別人無酬勞動的產品即剩餘價值，而保存了原資本價值，但這種看法絕對不能改變事實。經過若幹年以後，資本家占有的資本價值就等於他在這若幹年不付等價物而占有的剩餘價值額，而他所消費的價值額就等於原有資本價值……這裏問題在於資本的價值，而不在於資本的物質組成部分。”（《資本論》第一卷第656頁）“我們總是假定工資至少和勞動力的價值相等。但是，把工資強行壓低到這一價值以下，在實際運動中起著極為重要的作用，因此我們不能不對這一點略加考察。在一定限度內，這實際上是把工人的必要消費基金轉化為資本的積累基金。”（《資本論》第一卷第691頁）這恰恰說明，按照馬克思的觀點，計劃經濟下的國有企業並非歸全民所有，雇傭勞動者未實際占有自己使用的生產資料，而是受到政府官僚的剝削，工人被以全民所有為名義的政府官員所剝削，剩餘價值歸政府官僚所有。
計劃經濟中國有企業的另一大難以克服的問題就是企業治理的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後所產生的委托代理問題。當委托人必須聘用代理人去實施一項工作時，委托代理的問題就產生了。一般來說，代理人具有與委托人不同的利益。比如，股東要求企業管理者追求企業的利潤或價值最大化，但其可能有違背股東利益的行為，這是股東與企業管理者的委托代理問題。
在自由市場經濟條件下，委托代理問題可以通過資本市場來解決。股票市場和接管程序能迫使企業管理者為股東的利益經營企業。如果由於管理不善而使利潤下降，企業的股票價格就下跌，該企業也就成為引人注目的接管目標。接管的威脅是引導企業管理者為了股東利益而經營的主要約束手段。然而在計劃經濟條件下，全民股東與政府任命的官僚之間的委托代理問題在現實中則很難克服。
四曰反對開放國門與全球化，要求“閉關鎖國”
左大培認為，出口導向型的經濟發展策略是錯誤的，引進外資的優惠政策是不合理的，而全球化經濟一體化是對窮國的戕害，並反對對外經濟關係自由化，反對中國融入國際社會並成為一體化的全球性產品市場和資本市場的一部分，同時要求堅決保護本國的幼稚產業，並堅決反對讓外國企業奪取中國投資機會的政策。
然而，那些因全球化所創造的無數工作機會而擺脫了悲慘壓抑的農村生活，正在走向富裕和自由生活的勞動者們並不會同意左大培的觀點。那些對財富、繁榮和自由充滿渴望的窮人們也不會同意左大培的觀點。
自由市場的本質就是全球性的。全球自由貿易則會帶給窮人擺脫貧困、選擇個人發展的機會。這正如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所描述的——經濟全球化對落後體製與民族的帶來的社會進步：“資產階級，由於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不管反動派怎樣惋惜，資產階級還是挖掉了工業腳下的民族基礎。……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狀態，被各民族的各方麵的互相往來和各方麵的互相依賴所代替了。……資產階級使鄉村屈服於城市的統治。它創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農村人口大大增加起來，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脫離了鄉村生活的愚昧狀態。正像它使鄉村從屬於城市一樣，它使未開化和半開化的國家從屬於文明國家……”
左大培大力鼓吹的李斯特經濟學，馬克思在《評弗裏德裏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係〉》一文中是這樣評價的：“李斯特……他為自己創造了一種與世俗的法國和英國的經濟學完全不同的‘理想化的’經濟學，以便向自己和世界證明他也想發財是有道理的。……他有過這一類偉大的發現：似乎亞當·斯密想用自己的理論欺騙世界，而且整個世界在偉大的李斯特先生把它從夢中喚醒之前都被斯密欺騙了。……反對自己的敵人的最好辦法莫過於從道德上誹謗敵人，懷疑其心術不正，探查其行動的惡劣動機，一句話，使其聲名狼藉、懷疑他的人格，李斯特先生正像他們一樣，也懷疑起英國和法國的經濟學家，散布有關他們的流言蜚語；德國的庸人在商業中並不忽視最微小的贏利和耍花招，李斯特先生正像他們一樣，並不忽視在引文上耍花招，使其對自己有利，他也不忽視給自己的劣等貨貼上他對手的商標，以便用贗品來敗壞他的對手的產品名聲，或者甚至臆造徹頭徹尾的謊言，使他的競爭者信譽掃地。”
正如馬克思對李斯特理論的評價——“資產者希望國家實行保護關稅，以便攫取政權和財富。……這一智慧隻限於提供‘強有力的’保護關稅。他要求國家按他的利益行事，可是他卻把這種要求說成是對國家的承認，即承認國家有權幹預市民社會的領域。……既然資產者現在希望主要靠‘保護關稅’來發財；既然隻要不再是英國人而是德國資產者自己對同胞進行剝削，而且剝削得甚至比外國人對他們的剝削更加厲害……”
“閉關鎖國”，所謂的抵製全球化，所付出的代價不僅僅是經濟上的，更是政治上的。抵製全球化會不可避免地導致政府權力的極大膨脹，個人自由與個人權利會逐漸被壓縮，市場可以解決的經濟問題將越來越多地讓位於複雜的法令規章，個人生活的政治化現象愈加嚴重，而這是反民主與災難性的行為。
五曰以倫理道德的價值判斷來代替理性分析，馬克思主義不是烏托邦 左大培一再強調，經濟改革30年來我國經濟混亂不堪，毫無秩序，甚至陷入一種無政府狀態。諸如“全民經商”、“全民炒股”、走私盛行、大肆製造假冒偽劣產品、全國性的房地產投機等或違反了社會分工規則，或破壞了社會資源配置機製。
實際上，社會有無秩序，經濟是否混亂——這是一種道德批判或價值判斷，道德批判本身並非經濟學者所應為。
從具體的曆史環境中抽象出來的所有諸如混亂或秩序這樣的價值判斷原則都是空洞而無用的。簡單地說，凡是維持現有生產方式的行為或活動都是合理的，反之則不合理。社會狀態取決於生產方式，生產方式的發展變化既不可能通過政府法律的形式，也不可能通過政治製度的改革而得到解決。政府的法令規章的製定或執行不會創造也不可能創造一種新的生產方式。因此，社會狀態隻會隨著生產方式的變化而變化，不會因為左大培的道德譴責而發生任何改變。那麼，我們就要分析，社會經濟秩序的混亂是否因為無政府主義的蔓延或所謂自由主義經濟學者造成的惡劣結果呢？政府所應做的，隻是麵對現實情況，順應社會的發展，使社會製度與現有的生產方式相一致。
當然，無論如何，曆史上任何烏托邦理想都提倡社會成員之間的完全平等，或者是假設存在一位無上慈悲的偉大君主或救世主。然而，筆者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人類社會對於大多數人來說，還沒有發展到已經消除了作為自我實現的不可逾越之障礙的物質匱乏的社會階段。因此，任何道德譴責或批判，都不可以超越現實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狀況而做無益於社會進步的夢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