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李論的辦公室呆呆地站了好久，像一個遭奚落的不速之客。我仿佛獨自留在主人的房裏，這比吃了閉門羹還難受。我本來是來討債的，因為李論欠了我的人情，結果我反而成了要飯的——上任前信誓旦旦為我們村找錢造橋的李論，現在耍賴了，而且賴得趾高氣揚。他推掉了我貧困的村莊連通金光大道的橋梁，卻正在為一座兩個人幸福的鵲橋忙得不亦樂乎——當我痛苦不堪地為市長夫人的病症和後事日夜操勞的時候，卻已經有一幫人在為新夫人的人選鞍前馬後地奔忙了。
已經瞑目的市長夫人，但願你在天之靈，不要在乎人間發生的一切，因為我以為，天堂也有市長。
11月19日 晴
我收到一封匿名信。
匿名信稱，教育局副局長黃永元的文憑是假的，如果讓這樣的人當教育局局長，是寧陽教育的恥辱。
這封信像烙鐵一樣燙我的手。
我給秘書蒙非看了這封信。
蒙非說，匿名信可以不管它。
我說如果信裏說的是事實呢？
蒙非說那要看寫這封信的人是誰，寫這封信的目的。
我看著蒙非，不太明白他的話意。
蒙非說寫這封信的人一定是黃永元的對手，或者說自己就是想當局長的人。
我說誰呢？
蒙非笑笑，說還能是誰，唐進唄，至少跟他有關。
我決定到教育局走一走。
教育局像一座冷宮。辦公樓的牆壁上仍然張貼著“沉痛悼念楊婉秋局長”、“楊婉秋同誌永垂不朽”字樣的標語。我看到每一個進出此地的人，都頭重腳輕，表情僵硬，這無疑是標語造成的後果。
我對司機韋海說把這些標語給撕了。
副局長唐進平靜地接待著我，好像知道我會來。
“黃局長陪外商到縣裏考察去了，局領導就我一個人在家。”唐進說。
“黃永元還不能叫做黃局長。”我說，“他隻是主持全麵工作的副局長。”
唐進看著我的眼睛泛著亮光，嘴裏卻說：“他當局長是遲早的事，叫早比叫晚要好。”
“不會是看誰笑到最後吧？”我說。
唐進的眼球像卡在鳥屁股的蛋，出入兩難。“彰副市長有什麼指示，請講。”他說。
我直言不諱，說：“黃永元副局長最後念的大學是什麼學校？”
唐進說：“不知道。”
“不知道？”
“現在大學可以走馬燈似地讀，誰知道呀。”唐進說。
“那你自己呢，讀什麼大學，總該知道吧？”
唐進一聽，把腰杆挺直，“我當然知道了！”他說，“本人正宗的華東師範大學數學係畢業，貨真價實的本科文憑！不像有的人，到某某大學去進修一年，回來把文憑複印件往檔案裏一塞，結業證變成畢業證，專科變本科了。”
“你說的有的人，具體是誰？”
唐進說：“反正不是我。”
“我知道了，”我說，“我可以翻翻你們局的幹部檔案嗎？”
唐進說：“我們局領導的檔案都放在組織部。”
“我並沒有說要看你們局領導的檔案。”我說。
唐進一愣，說：“哦，我聽錯了，沒聽清楚。我這就去把幹部檔案拿過來給你看。”
我擺擺手，說：“是我沒說清楚。”
離開教育局，我在車上給組織部副部長韋朝生打電話，問能否把黃永元的檔案給我看看。我原以為一個副市長要看一個屬於自己分管行業的副處級幹部的檔案，是順理成章的事情，殊不知韋朝生在電話裏明確回答不能。“彰副市長，按規定隻有分管組織部的市委常委才可以隨時調閱幹部的檔案，對不起。”他說。我說好，那你能不能告訴我黃永元是在哪一所大學獲得的本科文憑？韋朝生遲疑了幾秒鍾，說：“你問這個幹什麼？”
我說：“我一個分管科教的副市長，連一個教育局的幹部讀的什麼大學都不能問嗎？”
“不是這個意思，老領導。”韋朝生說。
“老領導？”我詫異地說。
韋朝生說：“我們在廣州的時候，你是楊婉秋同誌治療領導小組的組長，我是副組長，那你不就是我的老領導了嘛。”
我說：“哦，你還記得。”
“是這樣，彰副市長，”韋朝生說，“我這裏的檔案不方便讓你看，但是有一個地方你是可以去看的。”
“什麼地方？”
“職稱辦，”韋朝生說，“那裏有每一個技術專業人員申報職稱的材料存檔，你有權力去調閱。”
我說謝謝。
回到辦公室，我讓秘書蒙非給職稱辦打電話，說我要看教育局班子職稱申報的材料檔案，包括已經去世的楊婉秋局長的檔案，我也要看。
半個小時後，我需要的檔案擺在了我的案頭上。我的辦公桌依然固執地坐東朝西，像一艘永不改向的航船，我像是船長。
我把黃永元、唐進、楊婉秋的文憑複印件又各複印了一份，留下來，然後讓蒙非把檔案退回去。
整個下午和晚上，我都在琢磨和研究複印下來的文憑複印件，像一個文物鑒定師，鑒別著文物的真偽。
因為不是原件，我沒發現黃永元、唐進、楊婉秋的文憑有任何的破綻。也就是說，他們的文憑是真的，至少看上去是如此。
可是，楊婉秋的文憑怎麼可能又是真的呢？她沒有在東西大學讀研究生的經曆，這點我可以肯定，那麼她的研究生文憑和學位證書又從何而來？黃永元的北京師範大學本科文憑上，學製寫的是兩年（專升本），他究竟是讀一年還是兩年？唐進的華東師範大學本科文憑，學製寫的是四年，但字跡模糊，是原件陳舊還是故意為之？他們三人之中，究竟孰真孰偽？
11月20日 晴
黃傑林張開雙臂擁抱著我，如同擁抱凱旋的運動健兒的本地政要或啟蒙教練，無限的光榮感和自豪感洋溢於他的眉梢和肢體。這是我就任寧陽市副市長以後首次與他的正式會麵，在他的辦公室裏。盡管我上任這一個多月以來，除了在廣州的那些天，我每天都從東西大學進出，也經常從大學的辦公樓經過，但是我就是沒有上樓與黃傑林攀談的衝動。
但今天我來了，而且來得迫切，像一個忘恩負義而又良心發現了的人。
三個月以前，也是在這間辦公室，黃傑林把《G省公開選拔14名副廳級領導幹部公告》的文件輕輕地往我眼前一推，就是這輕輕的一推，把我推上了權力的擂台。我像一個中量級的拳擊手，在擂台上打拚，公平地擊敗了無數的對手，登上了公告或規則中限製的最高的那一級台階——寧陽市副市長。
現在，我正是以寧陽市副市長的身份，與東西大學副校長黃傑林擁抱後平起平坐——兩個曾經是北京大學的同學，又曾經是東西大學的同事、上下級，如今副廳級與副廳級，半斤對八兩。
簡單的寒暄過後，我對黃傑林說：“我是來談公務的。”
黃傑林一聽，左臉上一塊特別放鬆的肌肉移動到了右臉上，一種愉快變成了另一種愉快，“請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