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先生的意見是對的。北京大學雖然腐敗，但如果我們不去改造它，它豈不會更加腐敗下去、遺害後代嗎？不過，要改革教育和學校，也真不容易。這些年我在教育部工作，是深有體會，吃夠了苦頭的。第一要有一個正確的方針；第二還要有一批優秀的教員。這兩條就很難辦到。不過您遊學德法，潛心研究多年，又能兼采眾長，善為誘導，我想是一定有辦法把它辦好的。”
蔡元培微微一笑，彈掉淡巴菰上的煙灰，繼續說道：
“豫才君說得很對。我覺得學校應以培養品學兼優的學術人才和發展科學學術為宗旨，的確需要集中一批優秀的學者，認真講授，以培育英才。我這次去，就準備聘請陳獨秀先生為文科學長，聘請李大釗先生為圖書館主任。陳獨秀早幾年辦《蕪湖白話報》，近來辦《新青年》，思想文章都是很新銳先進，啟人心智的。李大釗近年來在《青年》《新青年》《甲寅》《晨鍾》《民彝》等雜誌上發表的許多文章，也都很有見解，發人深省。我想把他們都請了來。同時也歡迎你們昆仲到北京大學來任教，給我幫幫忙。盡管陳獨秀原來是同盟會的，後來又參加了歐事研究會；李大釗原來是社會黨的，近來又作了進步黨首腦湯化龍的秘書，辜鴻銘曾經是張之洞的幕僚，至今還不肯剪掉辮子，但我覺得這些都不要緊。隻要他們真有學識就行，我都歡迎。我要在校院中消除一切黨派成見。隻要是真正有創見，有真才實學、有研究成果的學者專家，我都願請他們來，盡可能給他們提供一切最好的教學和研究條件，讓他們專心專意地開課授徒，著書立說，在科學學術上自由競爭，自由發展。我相信，這樣辦下去，用不著多久，我國就會出現一大批新的科學人才和學者，我們的科學文化就會迅速地發展，我們的國家也就不愁不富強了。”
蔡元培越說越興奮。他的情緒也感染了周樹人。周樹人頻頻點頭，答道：
“蔡先生的主張好極了。如果真能這樣，不僅北京大學有了救，推廣開去，整個國家也就有希望了。我這次回鄉，已經向舍弟周作人轉達了先生的盛意，舍弟是很感謝的。他準備開年後就動身，大概三月就可以到北京了。不過他還很年輕，今後還要靠蔡先生多多指導的。”
蔡元培笑道：
“豫才君不要過謙了。你同令弟周作人君合譯的《域外小說集》，還有其它一些著述，我早已拜讀過了。年紀輕怕什麼？隻要真正有學識、有創造，我們都應該歡迎，發揮他的作用的。”又問：“這些年，你在教育部工作，也辛苦了。聽說你工餘正在整理《嵇康集》和《會稽郡故事》，這當然也是可以的。不過，你為什麼不多寫一點文章呢？特別是小說，現在西方各國都很懂得它的重要性了，你們昆仲既然能譯小說，何不自己動手也寫一點呢？”
周樹人沉吟了一會兒，才答道：
“先生的意見很對。很感謝先生的鼓勵。這幾年，我也一直在觀察著、思索著，待我把這社會、這人生看清楚了時，我想，我也會呐喊的！”
蔡元培默默地點了點頭，又問到他這次回紹興家鄉探親的觀感和浙江省的情況。周樹人告訴蔡元培：陶成章，朱瑞，王金發等這些辛亥革命時浙江的起義將領都被暗殺了。這些人都是光複會的，蔡元培也是認識的。他聽後也感到欷歔，歎息了一聲，說道：
“辛亥革命這一場動亂，推翻了幾千年的專製製度，建立了民國政體，當然是很偉大的。隻是這幾年來，千奇百怪，混亂的事兒也出了不少。但願這場噩夢早點過去，國家政事能逐漸走上軌道，大家都安心建設，也就萬幸了。”
因明天還要參加黃興靈柩的發引儀式，送他歸葬湖南，所以他倆談了一會兒話後，就各自回房安歇去了。
將星凋落了，而這兩位新文化的開拓者，卻正在勇敢地自覺地挑起時代賦予他們的重任，要用自己的教案、教鞭、稿紙和筆，去為祖國培育出一代新人，為中華民族創造出一種嶄新的文化，民主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
夜幕降臨了。但是在黑暗中，在他們的臥榻上，仍然可以看到一粒紅色的火星，那是他們手中的煙卷在燃燒。這火星伴著他們，正為祖國未來的命運而默默地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