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婆的堅毅、母親的明理、姐姐的勇敢，一向是我最欽佩的，但是大和尚回複的答案居然全部都是否定的，令我大失所望，故而就此作罷，不願跟去。
就這樣，我錯失了一次出家的因緣，但是我終不於此懊悔，因為一年多以後，我在棲霞山巧遇誌開上人，蒙他接引剃度。他，是一位真正為教為民犧牲奉獻的高僧大德！
雖說我是誌開上人惟一的入室弟子，然而他從不把我視為他一人所有，對我百般嗬護，相反地，他動輒給我棒喝打罵，並且將我置於大眾之中，讓我在大冶洪爐裏曆經千錘百煉。我常想：如果當年我糊裏糊塗地隨著那位揚州大和尚出家，在小廟裏修行辦道，享受豐厚的供養，想必日後充其量也隻不過是一株溫室裏的花朵，那裏經得起時代風暴的幾番衝擊呢？
念及家師對我的種種期望，老師們對我的種種教誨，我總是堅定地告訴自己：“無論將來路途如何艱困，我一定不要做一個焦芽敗種！”想著想著，不知不覺中，竟然睡著了。當我從微曦中醒來，才發現船已駛進基隆港口。我們一行百餘位僧侶上了岸，由北部走到南部，又由南部走回北部，全台灣竟然沒有我們容身之地，所到之處，不是吃閉門羹，便是被白眼相待。
我們的腳底磨傷了，衣衫也經不起日曬雨打，破了好幾個洞，肚子經常是饑腸轆轆。行腳途中，人數逐漸減少，乃至到後來寥寥無幾，最後大家決定各奔前程。
之後不久，蒙中壢圓光寺收留安單，我在那裏發心操持苦役，後來又前往苗栗法雲寺看守山林，因為能刻苦耐勞，頗得寺眾信任，但始終感到長久下去，固然溫飽無虞，卻不能對台灣佛教的正信前途有所助益，所以在一番考慮後，告辭他去。
接著，我應邀主編《覺群周報》，由於主事者未能按照創報人太虛大師的原意發展，因此我寧可拂袖而去，不為鬥米折腰。二十六歲那年，我被選為佛教會常務理事，當時南亭、慈航、東初等諸位長老都一一落選，自感年紀太輕，又與負責人理念不一，決定不受此職，於是寫了辭職書。許多人批評我不識抬舉，不知時務。
來台初期，也曾為中廣公司撰寫廣播稿，並且幫《人生月刊》前後義務擔任主編達六年之久，同時又經常在《自由青年》、《勘戰日報》、《覺生月刊》等多處報章雜誌投稿，弘揚佛法，承蒙大家厚愛，一度被譽為“佛教文藝明星”。當時曾有不少教外刊物、社會報紙，以重薪聘請我當編輯，作記者，雖然我貧無片瓦覆身，但終究因為這些工作都不是為佛門服務，所以被我毅然婉拒。
一九五三年，我在宜蘭雷音寺落腳，經濟貧窮倒還不是嚴重的問題，治安單位今天調查，明天臨檢，有時傳你過去問話，有時前來取締法會，將整個教界搞得草木皆兵，才是最為無奈。
即使在這種種惡劣的環境下，我還是創造了許多台灣佛教史上“第一”的佳績，例如：第一所幼稚園、第一座講堂、第一支歌詠隊、第一次電台弘法、第一次環島布教、第一次家庭普照、第一個星期學校（兒童班）、第一次鄉村布教、第一次有佛教紀念品……凡此所憑借者無他，隻不過自始自終，我一直堅持“不願做焦芽敗種”的信念罷了。
目睹當時許多同道見佛教風雨飄搖，在物質、精神的壓力之下，紛紛見風轉舵，另謀出路，我深感痛心。在擇善固執多年以後，我一再地用自己的身體力行，證明了出家的路是無限地寬廣，要選擇成為佛教的護法長城，還是成為僧團的敗卒逃兵，端視自己是否甘願做一個“焦芽敗種”而定。
謹記著“不要做焦芽敗種”這句銘言，固然使我在逆境中倍增勇氣，也讓我在順境中不致迷失。一九五七年，蒙獲各地信徒之助，為我在新北投購置了一棟景致優美的花園洋房，命名為“普門精舍”，供我寫稿，不但使我得償夙願，擁有一方安住寫作的天地，而且供養還算豐厚，生活過得怡然自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