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夜裏，我在閱讀報章雜誌時，突然心有所感：同樣是血肉之軀，有些人雖然平凡低微，卻能成就豐功偉業，彪炳人寰；有些人盡管資源豐富，卻顯得千頭萬緒，一籌莫展。這是為什麼呢？我覺得：敢，是最關鍵的因素之一。
像諸葛亮書生報國，他用空城計誘開敵軍，免除了一場殺戮，那種“敢”於麵對千軍萬馬，臨危不亂，古今罕可匹敵，讓人敬佩不已。天文學家伽利略能不計毀譽，拚死不向神權低頭，那種“敢”於堅持真理的精神，令人蕩氣回腸，無以名之！法顯大師以六十高齡，“敢”於西行取經達十餘年之久，去時路途艱險，鳥獸絕跡，回程在海上漂流三載，那種“為大事也，不惜身命”的勇氣，可謂雷霆萬鈞，世間稀有！法珍比丘尼以一介女身，“敢”斷臂護藏印經，那種為法捐軀、無怨無悔的誌節，足以名垂不朽。
回想自己的一生，生於貧寒，長於亂世的我，之所以能對佛教對人間有一點兒作為，不也是因為在“敢”的趨驅使下，言所當言，為所當為嗎？“敢”，誠然是很重要的！
二十世紀初期，中國曆經內憂外患，我就在那時誕生於中國內地的一個小鎮上，那裏土瘠民窮，信息缺乏，但我幼小的心靈裏卻時時刻刻充滿了許多問題。外婆茹素拜佛，和藹可親，經常為人排難解紛，贏得大家的敬愛。她每次半夜打坐，肚子裏都會發出如海潮般的聲響，雖然鄉人都覺得這是一種有修為的表現，但年少的我卻滿腹懷疑。有一天，我終於忍不住問她：“肚子裏發出這種響聲對於了生脫死有什麼用呢？汽車、火車也都可以發出這種聲音啊！”她默然不語，陷入沉思。數年之後，談及此事時，她突然正色地對我說道：“將來我的後事隻有托付給你了！”我想，與其說是因為我所問的問題讓她驚悟覺醒，不如說我從小“敢”於發問吧！
十歲那年，父親在戰亂中失去音訊，生死未卜，母親帶著我們兄姐四人，孤苦無依，遂生起變賣祖產另謀發展的念頭。哥哥生性老實，畏懼眾議，裹足不前；姐姐是女性，在傳統社會中沒有講話的餘地。排行老三的我，年方十歲，目睹此情此景，便自告奮勇，無畏族人的激烈反對，陪著母親走了十幾華裏的路，風塵仆仆地回到老家，毅然簽字賣地。由於這一念的“敢”作“敢”為，家庭經濟困境頓告解決。
十二歲出家學佛之後，盡管叢林教育禁錮森嚴，卻無法完全壓抑我“敢”想、“敢”說、“敢”做的個性。佛學院裏沒有體育課程，我提議無效，背地裏自製籃球架，被發現之後，差一點兒被記過受罰；全班拒交考卷抵製某位老師教學不佳，學校怪罪查辦，我一人前往代罪，險些被佛學院開除。因為“敢”，我比別人多吃了一些苦頭，但我寧可如此，也不願做一個少做少錯、沒有承擔的啞羊僧。
十九歲時，我提議舉辦“佛教古物展”，對於當年保守的佛教界而言，此舉猶如石破天驚，沒想到能蒙校方允準。我一個青澀少年，雖沒有任何辦活動的經驗，卻如火如荼地規劃、聯係、布置、發動，竟然也吸引了數萬人潮來參觀，在上海轟轟烈烈地展出佛教的珍貴文物。除了驚訝“敢”所引發的潛力之外，我更感謝師長們給予我成長的空間，讓我“敢”於發揮，“敢”於創作。我深深覺得，“敢”，是不劃地自限。“敢”，是勇於破繭而出。
我不但從小“敢”於向家族的壓力挑戰，“敢”於和陳腐的思想奮鬥，而且“敢”於出生入死，“敢”於見義勇為。抗日戰爭期間，烽火連天，老弱婦孺嚇得躲在家裏，不敢出來，我卻經常在槍林彈雨中收拾死屍，挖土掩埋安葬，並且救助傷兵，托人運回後方。聽說左鄰右舍沒有米糧，我不顧江水濤濤，槍聲四起，潛入運河，遊到對岸，搬回幾天的柴米油鹽，解決大家的民生問題。看到母親思夫心切，我收拾行囊，攜母尋父，一路上漂血成河、骸骨遍野，令人驚心動魄。鄉人都誇母親生了一個勇敢的孩子。其實，說來慚愧，我隻不過是“初生之犢不畏虎”罷了。但這也說明了“敢，很重要！”“敢”，使我遇事果斷，臨危不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