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歲那年，我在鄉下一所小學擔任校長，當時奮鬥的印記成為我日後最珍貴的資糧之一。
不久，我來到人文薈萃的南京，聯合同道響應改革佛教的新運動，撰文辦報，傳播新思想，弘揚新理念。走上街頭弘法布教，以實際行動說明佛教跨出山門，擁抱社會的必要性；為寺院訂定新規矩，發展新作風，企圖力挽狂瀾於既倒。當時的佛教界保守護短，將我們視為洪水猛獸，處處給予打壓、排拒，讓我們幾乎走投無路；甚至勾結地方土豪劣僧，對我們這群敢作敢為的僧青年施以恐嚇、威逼、私刑、棒打……無所不用其極。想到經中說：“假使熱鐵輪，於汝頂上旋，亦不為此苦，退失菩提心。”我越挫越勇，不但聘請南京首屈一指的王龍律師糾舉華藏寺前任住持私吞寺產，以警效尤，而且結合憲兵、軍警的力量，打擊黑道橫行。過去老師一再告誡我們：“弘法是家務，利生是事業。”此時我不僅口說言詮，而是用身體來力行實踐，用生命來刻劃曆史。想到這裏，不禁為自己感到慶喜，因為我在勇“敢”的層次上，有了一點進步；我在勇“敢”的體驗上，有了一點提升。自忖還要百尺竿頭，更進一步，為教為僧、為國為民，做出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
佛教需要提升素質，才能廣度眾生，裨益人群；佛教需要發展創新，才能與時俱進，福利社會；佛教需要青年參與，才能發揮光熱，照亮世間；佛教需要承辦事業，才能培養人才，自給自足。但我剛來台灣時的教界不能忍受這些主張，保守閉塞的民風也無法理解這些觀念，於是信徒揚言不資助我以求得自保，教界人士放話要殺我以杜絕後患。但我深信佛祖不辜負人，盡管沒有人支持我，我“敢”口說筆書，主張男女平等、僧信平等，提倡佛教文藝化、生活化；盡管自己沒有飯吃，我“敢”開辦免費的國文補習班、歌詠隊、佛教學院、大專佛學夏令營，吸收優秀的佛教青年；盡管蠻不講理者手持刀棒欲加害於我，我“敢”付諸行動，破除佛道不分的陳年積弊；盡管不明情況者唇槍舌劍種種想問難於我，我“敢”出麵應對，祛除大家心中的疑惑陰霾；盡管沒有地方安單，我“敢”各地行化，宣揚妙諦；盡管身無分文，我“敢”建寺安僧，接引十方……因為我“敢”義無反顧，勇往直前，革新佛教的初衷得以在寶島開花結果。
所以，“敢”，是發心，也是擔當；“敢”，是勇氣，也是智慧……“敢”的好處不勝枚舉，回想我這一生中有好幾個轉折點，也都是在“敢”作“敢”為之下，化危為安，漸入佳境。首先，在十二歲時，我為了一個偶然的承諾，割愛辭親，出家學佛，步入另一個迥然不同的世界，若非當年如此“敢”於下定決心，我的一生必定無法如此多彩多姿。
到了台灣，我在中壢、新竹一帶流浪掛單，教書寫作，聽說宜蘭偏僻落後，沒有人願意去弘法，我那時連台灣各地風土人情都搞不清楚，居然“敢”一口允諾李決和居士的邀請，前往駐錫，沒想到在那裏度了許多佛教青年，為台灣佛教開拓一片新天地。如果我當年畏難苟安，戀棧他處，或許沒有這麼多秉性淳良的常隨弟子，與我一起眾誌成城，為教奉獻了。
開辟佛光山是第四個轉折點。當時很多人看到這塊偏處一隅的荒山野地，紛紛卻步退心，我不為動搖。三十年來，“敢”和洪水颶風搏鬥，一次又一次重拾磚瓦，再建家園；“敢”在是非批評中生存度日，以事實瓦解有心人士的毀謗。在無錢無緣下，我培養了一千多名僧伽弟子，在世界各地服務大眾。其中，有許多弟子承繼了我“敢”作“敢”為的作風，不眠不休地弘法利生，令我感到十分安慰，像慈莊，手拎一隻小皮包，就“敢”走遍世界五大洲建設一百餘所道場；慈容，雖然生來一副瘦弱的身軀，卻“敢”周遊全球各國設立佛光會；依華，“敢”隻身到環境惡劣的印度留學，十年寒窗，學成歸來，促成佛教戒法再傳印度的殊勝因緣；慧禮，“敢”赴往非洲弘法布教，感化無數黑人皈依三寶、出家學佛；依德，為了護持佛法，“敢”在劣民刀槍之中，奮不顧身，勇往直前；覺傳，在綁匪麵前，“敢”滔滔講說佛法，絲毫無所畏懼……“敢”不但成就了一己的道業，也促進了佛教事業的發展；“敢”，不但涵養了個人的聖胎，也成就了萬千眾生的慧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