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世上像國王這樣“最貧窮的富人”多得不勝枚舉，我有幸能在佛法的熏陶下，認識到“智慧”才是人生真正的寶藏。雖然我沒有錢，但是我很會用錢，像過去的寺廟有了錢，就增設佛殿，但我卻用來建設講堂及會堂，因為我覺得身為出家人，應該運用自己的“智慧”走向社會，弘法利生，不一定把興隆佛教的責任交給大雄寶殿的佛祖。
過去的寺廟有了錢，就擴建寮房，但我卻用來建設教室及圖書館，因為我認為佛子們應該讓眾生都能深入經藏，智慧如海；過去的寺廟有了錢，就添置莊嚴器具，但我卻用來建設會議室及談話室，因為我要讓寺院道場成為智慧的殿堂，過去的寺廟有了錢，就購買房地田產，但我卻用來興學校，辦雜誌，因為我要將佛陀的智慧傳播十方。過去的寺廟一有餘錢，就儲存起來，但我卻將錢用在文化、教育、弘法、慈善等事業，甚至將明年、後年的預算都在今年用光了。雖然如此，我未曾因此而煩惱，因為我對於錢的看法是“十方來，十方去，共成十方事”，更何況沒有錢，就沒有紛爭，就不會為子孫留下禍端。七十多年來，我從來不曾為自己積存一點錢，我覺得這是一種最有“智慧”的做法。
我不但在支出上秉持“以智慧來代替金錢”的作風，在收入方麵，我也從大眾“智慧”上著眼，而非用金錢來計算盈虧。像《佛光大辭典》一套成本要新台幣七千元，但我以每套四千元出售，結果前來購買者趨之若鶩；《中國佛教白話經典寶藏》一套成本要新台幣一萬一千元，我半價出售，立刻增加五千套的銷路，既減少了倉儲費用，也讓更多的人共享佛教的“智慧”。我一直覺得自己隻是為了弘道，豈是一般的圖利者？但想當初我提出這個建議時，多少徒眾都不以為然哩！
記得四十年前，我辦“每月印經會”，助印費每本一元，連印刷的成本都不夠，但我能維持不輟，每個月還有盈餘去印更多的經本，這是因為我對於參加印經的人並不計較捐款數目的多寡。後來我辦《佛光小叢書》的助印會，每本助印費隻收十元，每年送出去的小叢書在百萬本以上。不要看隻是一本薄薄的小書，它不知讓多少失意的人絕處逢生，讓多少失和的夫妻破鏡重圓，這種“智慧”的力量，哪裏是金錢所能比擬呢？
三十多年前，東方佛教學院開建的時候，一間教室成本十八萬元，但是捐獻一間教室的功德款隻需要五萬元。當時擔任會計的徒眾不時來和我說：“師父！一間教室成本十八萬，您隻收五萬，這樣不行啊！我們會虧本，建不起來的。”我也知道五萬元不夠成本，但是我以這種方式，在全世界建了十六所佛教學院，用佛法的“智慧”不知為佛教界增加多少事業，培養了多少人才。
佛光山開山之初，每年舉行萬緣法會，凡參加者，我們為他消災祈福，每人隻收一百元，連飯錢都不夠；從台北到高雄佛光山的朝山專車，其中包括三天二宿五餐的費用，我們也隻收二百元，連來回的油費都不夠。弟子們對此都不抱樂觀態度，認為我是在做虧本的事情，但是這麼多年來，佛光山不但不因此而關門，而且前來參訪的人越來越多。我常想：如果來的一百個人當中能有一個人認識佛法的美妙，並且將妙法帶回家庭，帶到社會，不但是佛教之福，也是大眾之福。所以，我們不要用金錢去衡量一切事情，尤其佛法是無價的，我們應該廣為流通，讓大家都懂得用“智慧”來莊嚴這個世界。
現在的社會大眾開口閉口都是錢，甚至傳播媒體也常在推算誰有錢，誰沒有錢，佛光山也因此常遭受池魚之殃。像前幾年，有人在算佛光山的房地產有多少，後來又有人為宗教團體的財產排名，結果佛光山瞠乎其後。其實不管佛光山有錢沒錢，佛光山的建設都不是用金錢塑造的，也不是個人的，而是萬萬千千的佛光人所共有的，是用他們的誠心、智慧、勞力建設起來的。所以我覺得，看佛光山乃至看一切的事業團體，不要看錢有多少，應該看組成的分子用他們的智慧做了多少事，成就了多少功德。試問他們的發心能算得窮盡嗎？
目前很多國家外交界有所謂的“金錢外交”，工商界有所謂的“錢上滾錢”，社會上有所謂的“拜金主義”，國防上也主張花多少錢去購買武器。其實在“金錢外交”之外，我們還可以運用“智慧”去進行文教外交、宗教外交；在“錢上滾錢”之餘，我們應該想到經濟的成長隻是富裕的指標之一，大眾生活素質的提升，人民智慧水平的提高才是最重要的；“拜金主義”已給社會帶來無窮的災害，為下一代灌輸正確的價值觀，讓他們都具備做人處世的智慧，才是當務之急。如今，在一片經濟衰退的骨牌效應中，在戰亂四起的世局當前，希望大家都能傳播“以智慧來代替金錢”的觀念。金錢固然要緊，智慧更為重要，讓我們的民眾不因為金錢的有無而動搖誌節，讓我們的社稷擁有更高的智慧去麵對危難的考驗。
“智慧！智慧！”我們要高呼：“般若智慧才是世間至寶！”
（一九九九年六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