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我到各地說法，不必刻意宣傳，聽眾自然蜂擁而至。過去，我惟恐人不來，現在卻以人多為苦，因為我不忍心看到人們因為一票難求，而甘冒風吹日曬，早早佇立在門外，苦苦守候進場；我也不忍心目睹觀眾在場內擠得連站的位子都沒有；我更不忍心看到那些有心聞法的善男信女因為會場容納不下，或因稍微遲到而被阻擋於門外。我曾一再請求有關主管通融，無奈礙於規定，而無法如願。一九九二年，我到馬來西亞東姑講堂開示，場內爆滿，有一千多名聽眾沒有位置可坐，場外還有兩千多人不得其門而入，有的拍門叫嚷：“讓我們進去！難道我們的師父來此，都不讓我們見一眼嗎？”有的甚至走太平梯，以旁門左道的方式出奇製勝，進入會場。那種聞法的熱忱直叫人感動難忘！
出家人憂道不憂貧，佛法上的安樂足以彌補生活上的困乏，人為的阻撓才是弘法上最大的考驗。
回憶我在宜蘭初次講經時，警察不準我公開說法，禁止我播放佛教幻燈片，他們所持的理由是：“你沒有向有關單位呈報申請。”在雷音寺弘法時，也有一些外道居民在殿外喧囂幹擾；廣播電台的佛學講座錄製好了，電視台的佛教節目製作完成了，卻因為對方的負責人聲稱“限於目前當局政策，不希望富有宗教色彩的節目播出”，而臨時遭到封殺的厄運……我並不因此而自憐自艾，相反地，我愈挫愈勇，我據理力爭，所謂：“為大事也，何惜生命！”
佛陀在因地修行時，曾被歌利王割截身體而毫無怨尤；地藏菩薩“地獄不空，誓不成佛”，“我要效法諸佛菩薩為法忘軀的精神”。我在心中不斷自勉。
我學會了以平常心來應付這些紛至遝來的障礙，“我要為佛教的千秋大業而奮鬥不息，我要為萬億眾生的慧命而努力不懈！”我如是自許。
我一生弘法無數，感到最難的是如何契理契機。最初，往往為了一篇講稿，日夜揣摩聽眾心理；常常為了一句名相，反複思維其中深意，為的是希望大家都能聽懂受用，並且能將佛法妙諦運用在生活上，以作為現實人生的指南。
我從不賣弄玄虛，隻是一心一意在宣揚佛法的真理，使佛法與世間的生活能夠相印證。我經常思慮如何發揮佛教的時代性與前瞻性的功能，期能承先啟後，繼往開來。為了契合信眾的需求，使佛法能普及於社會各個階層，我不但組織念佛會，還設立青年歌詠隊、兒童星期學校、婦女法座會、金剛禪座會。為了助長說法效果，我利用板書、投影機、各種視聽設備，乃至在大座講經時，精心設計獻供儀式，穿插各種佛教藝術節目。為了讓社會人士重視佛教，我率先舉辦佛誕花車遊行，並且多次舉行環島布教活動……凡此種種創舉都在當時引起不少保守人士的非議責難，我並不因此而裹足不前，相反地，我大力推動，我以為隻要佛法興隆，何須計較個人榮辱得失？
我的擇善固執終於有了明證：環顧今日的佛教界，當年反對我的同道都不約而同地接受了人間佛教、生活佛教的理念。各地的道場寺院也都不斷地以各種活動來凝聚信眾的力量；更有不少青年在這種因緣下隨我學佛，現在都成了佛光山重要的職事幹部。
我當初的用心良苦，斟酌思慮，促成了我對於佛法的融會貫通，更是我始料未及的收獲。我走入群眾，學會了觀機逗教，士、農、工、商，老、弱、婦、孺，鰥、寡、孤、獨，都是我說法的對象。我也曾遠走大陸內地，深入泰北邊區，抵達香港越僑船民營房，為苦難同胞作得度因緣。
現在，我每天的行程被弘法的邀約排得滿滿的，我日日奔波忙碌，以車廂、飛機作為我的臥室和書房，我趕場弘法，由此地到彼地，由此國到彼國，甚至由此洲到彼洲，席不暇暖。我經常和衣而臥，一覺醒來，蒙矓之中，往往一時弄不清楚自己身在何處。我不以此為苦為累，自忖比起佛陀年高八十，猶不辭辛勞，在印度各地行腳弘化，我這一點苦實在不算什麼。尤其，當我看到許多人在台下會意點頭，甚至撫掌微笑，一切的勞頓全都化為無比的願力；當我看見許多人因為聽了我的講演而皈依三寶時，心中更是為他們的新生而感到慶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