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52. 柳宗元
柳宗元（773—819），字子厚，原籍山西河東（今山西永濟），出身官宦之家。貞元九年（793），他考中進士，官秘書省校書郎。後考中博學鴻詞科，曆任集賢殿正字、藍田尉、監察禦史裏行、禮部員外郎。後貶官為永州司馬、柳州刺史。
柳宗元作為“唐宋八大家”之一，在文學上有極高的造詣，他是唐代和中國曆史上那些為數不多的具有鮮明個性的著名作家之一。他積極投身於當時文壇興起的以反對駢文、提倡散文為標識的文學革新運動，強調“文者以明道”，柳宗元的文學創作成就是多方麵的，包括政論、詩歌、散文、寓言、遊記、辭賦，但最突出的是散文，無論思想水平，還是藝術水平，都可謂達到空前程度。
時令論上
《呂氏春秋》十二紀，漢儒論以為《月令》，措諸《禮》以為大法焉。其言有十二月七十有二候，迎日步氣，以追寒暑之序，類其物宜而逆為之備，聖人之作也。然而聖人之道，不窮異以為神，不引天以為高，利於人，備於事，如斯而已矣。觀《月令》之說，苟以合五事、配五行，而施其政令，離聖人之道，不亦遠乎？
凡政令之作，有俟時而行之者，有不俟時而行之者。是故孟春修封疆，端徑術，相土宜，無聚大眾。季春利堤防，達溝讀，止田獵，備蠶器，合牛馬，百工無悖於時。孟夏無起土功，無發大眾，勸農勉人。仲夏班馬政，聚百藥。季夏行水殺草，糞田疇，美土疆，土功、兵事不作。孟秋納材葦。仲秋勸人種麥。季秋休百工，人皆入室，具衣裘；舉五穀之要，合秩芻，養犧牲；趨人收斂，務蓄菜，伐薪為炭。孟冬築城郭，穿竇窖，修囷倉，謹蓋藏，勞農以休息之，收水澤之賦。仲冬伐木，取竹箭。季冬講武，習射禦；出五穀種，計耦耕，具田器；合諸侯，製百縣輕重之法，貢職之數。斯固俟時而行之，所謂敬授人時者也。其餘郊廟百祀，亦古之遺典，不可以廢。
誠使古之為政者，非春無以布德和令，行慶施惠，養幼少，省囹圄，賜貧窮，禮賢者；非夏無以讚傑俊，遂賢良，舉長大，行爵出祿，斷薄刑，決小罪，節嗜欲，靜百官；非秋無以選士勵兵，任有功，誅暴慢，明好惡，修法製，養衰老，申嚴百刑，斬殺必當；非冬無以賞死事，恤孤寡，舉阿黨，易關市，來商旅，審門閭，正貴戚近習，罷官之無事者，去器之無用者。則其闕政亦以繁矣，斯固不俟時而行之者也。變天之道，絕地之理，亂人之紀，舍孟春則可以有事乎？作淫巧以蕩上心，舍季春則可以為之者乎？夫如是，內不可以納於君心，外不可以施於人事，勿書之可也。
又曰：“反時令，則有飄風、暴雨、霜雪、水潦、大旱、沉陰、氛霧、寒暖之氣，大疫、風欬、鼽嚏、瘧寒、疥癘之疾，螟蝗、五穀、瓜瓠、果實不成，蓬蒿、藜莠並興之異，女災、胎夭傷、水火之訛，寇戎來入相掠、兵革並起、道路不通、邊境不寧、土地分裂、四鄙入堡、流亡遷徙之變。”若是者，特瞽史之語，非出於聖人者也。然則夏後、周公之典逸矣。
時令論下
或者曰：“《月令》之作，所以為君人者法也。蓋非為聰明睿智者為之，將慮後代有昏昧傲誕而肆於人上，忽先王之典，舉而廢之，近而取之，若陳、隋之季是也。故取仁義禮智信之事，附於時令，俾時至而有以發之也。不為之時，將因循放蕩，而皆無其意焉爾。於是又為之言五行之反戾、相蕩相摩妖災之說，以震動於厥心，古之所以防昏亂之術也。今子發而揚之，使前人之奧秘布露顯明，則後之人而又何憚耶？”
曰：聖人之為教，立中道以示於後。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謂之五常，言可以常行者也。防昏亂之術，為之勤勤然書於方冊，興亡治亂之致，永守是而不去也。未聞其威之以怪，而使之時而為善，所以滋其怠傲而忘理也。語怪而威之，所以熾其昏邪淫惑，而為禱禳、厭勝、鬼怪之事，以大亂於人也。且吾子以為畏冊書之多，孰與畏人之言？使諤諤者言仁義利害，焯乎列於其前而猶不悟，奚暇顧《月令》哉！是故聖人為大經以存其直道，將以遺後世之君臣，必言其中正而去其奇邪。其有嚚然而不顧者，雖聖人複生，無如之何，又何冊書之有？
若陳、隋之季，暴戾淫放，則無不為矣。求之二史，豈複有行《月令》之事者乎？然而其臣有勁悍者，爭而與之言先王之道，猶十百而一遂焉。然則《月令》之無益於陳、隋，亦固矣。立大中，去大惑，舍是而曰聖人之道，吾未信也。用吾子之說罪我者，雖窮萬世，吾無憾焉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