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驅之不散的恐怖分子
——明代抗倭篇
明代的百科全書《萬寶全書》裏畫有一幅日本人像，人像上半身赤裸，下身穿裙，赤腳，身體肥壯，肩扛長刀，一副暴戾的野人模樣。人像旁的注釋是：“日本國即倭國，在新羅國東南大海中，依山島而居，九百餘裏，專以沿海寇盜為生，中國呼為倭寇。”
專門靠做海盜為生——這就是明朝士俗對日本的普遍看法。
在宋朝人眼裏還是“風俗好、工辭藻”的世外桃源日本，突然變成了明代人人痛恨的“海盜之國”，全都因為那群驅之不散的海上強盜——倭寇。
倭寇對大陸的侵擾從元朝就開始了，明初逐漸猖獗，到了嘉靖年間終於肆無忌憚，他們明火執仗，破城劫舍，殺人擄財，把富饒的東南省份籠罩在恐怖的陰雲中。看上去軍事很強大的大明帝國，卻像一個紙糊的老虎，往往一股幾十人、上百人的倭寇，能視官軍如草芥，橫穿半個中國如入無人之境。在最瘋狂的十五世紀中葉，大明帝國的半壁江山在顫抖。
毫無疑問，對於承平已久的大明王朝來說，這群“髡頭跣足，手舞雙刀”的暴徒，是不折不扣的恐怖分子。
明代抗倭戰爭，不是國家與國家間的正式開戰，因為中國皇帝找不到對“恐怖行動”負責的對手——從太祖朱元璋、成祖朱棣到世宗朱厚熜，都為找不到那個能製止倭寇的“日本國王”而苦惱，而處於戰國亂世的日本群雄，也在為成為“日本國王”而努力。
政治上，這是一場剿寇平亂，軍事上，則是由無數小規模戰役組成。倭寇沒有明確的政治主張和戰略目的，他們驅之不散的原因隻有一個：掠奪盡可能多的財物和人口。集合在如此單純目的下的倭寇人群，成分非常複雜，有日本的浪人、商人、漁民、無賴，更多的則是中國沿海省份的不法分子，他們之間的互相勾結，使得明朝中葉的這場戰爭更增添了無數複雜之極的因素。明朝軍隊所要應對的，是一支支混編遊擊隊，他們擁有日本真倭的勇氣、戰術、武器，和中國假倭的狡猾、老練、熟門熟路，戰爭進行得異乎尋常的艱難。
戰爭打到最後，在明朝逐漸覺醒的龐大國家機器轉動下，缺乏戰略思路、兵源和經濟後盾的倭寇難免滾回老家，而明朝也不無收獲，在軍事上體現更甚：誕生了戚繼光、俞大猷等一批能征慣戰的將領，組成了沿海質量可靠的艦隊，這些力量在若幹年後的萬曆朝鮮戰爭中，都作出了決定性的貢獻。
從倭寇直接把戰火燒到中國人家中的那一刻起，大陸對鄰國日本的最後一絲好感徹底消失。《明史?日本傳》的結束語，涵蓋了明代中國人對日本的仇視態度：“終明之世，通倭之禁甚嚴，閭巷小民，至指倭相詈罵，甚以噤其小兒女雲。”
一、大明皇帝和日本的那些事兒
明朝抗倭的故事，得從太祖朱元璋說起。開國皇帝就是有氣派，直接派使者下國書到日本，喝令“日本國王”：不取締倭寇，就發兵把你抓起來！
結果，使者被砍了腦袋，回書桀驁不馴，英明神武的朱元璋屢次被小邦日本羞辱，卻不敢天子一怒發兵征討。而到了朱元璋的兒子朱棣在位時，一封署名“日本國王臣源”的國書突然從日本巴巴的送來。從橫眉冷對到點頭哈腰，日本為什麼一百八十度大轉彎？
1. 朱元璋最恨日本人
《明詩綜》裏錄有日本使者答裏麻的《答大明皇帝問日本風俗詩》一詩：
“國比中原國，人同上古人。衣冠唐製度，禮樂漢君臣。銀甕儲清酒，金刀膾素鱗。年年二三月，桃李自陽春。”
詩中的大明皇帝不是別人，正是明代開國皇帝太祖朱元璋。史載，看了此詩後，“帝惡其不恭，絕其貢獻，示欲征之意。”
這首詩為什麼觸了朱元璋的龍顏？
且看看朱元璋自己寫的一首詩就明白了——別奇怪，朱元璋雖然是三代貧農出身，但一生好學，寫過不少詩。大致來說，詞句欠工，卻不乏粗豪之氣。
朱元璋寫的是首樂府，詩名《倭扇行》：
滄溟之中有奇甸，人風俗禮奇尚扇，
卷舒非矩亦非規，列陣健兒首投獻。
國王無道民為賊，擾害生靈神鬼怨，
觀天坐井亦何知，斷發斑衣以為便。
浮辭嚐雲弁服多，捕賊觀來王無辯。
王無辯，折褲籠鬆誠難驗。
君臣跣足語蛙鳴，肆誌跳梁於天憲，
今知一揮掌握中，異日倭奴必此變。
原來如此。在朱元璋眼裏，日本就是個“國王無道民為賊”的跳梁小醜——君臣平時光著腳，說話像青蛙叫。難怪日本使者“國比中原國，人同上古人”的自我讚美詩，會招來他的嚴重反感。
當然，這可不是朱詩人的同行相輕，朱元璋鄙視日本由來已久。
但凡一個王朝初定，總是希望四夷賓服。朱元璋也不例外，他公元1368年即位之初，就派使臣持國書去日本、高麗、安南、占城四國，宣告：元朝已經完蛋了，現在中國是老朱的大明王朝了，你們趕緊奉大明為“正朔”來朝吧。高麗、安南、占城三國都很順從，立刻遣使赴明稱臣朝賀，惟獨日本沒有任何反應。
日本當時正處於南北朝對峙時期——亂著呢。源氏後代足利尊氏發動政變，滅了鐮倉幕府，趕走了後醍醐天皇，擁立了一個傀儡光明天皇，尊氏則被封征夷大將軍，建立了室町幕府，史稱北朝。後醍醐天皇逃到京都南部的吉野山，另立朝廷，史稱南朝。一南一北，兩個天皇，都稱自己是正統，對方是“偽朝”——自己的朝代更替還沒搞定，哪裏有空顧及祝賀鄰國？
令朱元璋更為惱火的是，不但日本人不來朝稱臣，而且“乘中國未定，寇掠沿海”。同時，被朱元璋消滅的張士誠、方明珍等殘部多逃亡海上，占據島嶼，勾引倭寇出沒海上擄掠財貨，遼寧、山東、福建、浙江、廣東，“濱海之地，無歲不受其害”。
苦於倭寇的騷擾不斷，朱元璋於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派楊載出使日本，帶去了一封國書：“詔書到日，如臣則奉表來庭，不臣則修兵自固，永安境土，以應天休，如必為寇盜，聯當命舟師，揚帆諸島，捕絕其徒，直抵其國，縛其王，豈不代天伐不仁者哉，惟王圖之。”這封國書寫得異常霸道——如果不稱臣，不取締倭寇，就要出兵“直抵其國，縛其王”。
收到國書的並不是朱元璋想象中的日本國王，而是控製九州的南朝征西大將軍懷良親王。
懷良親王是後醍醐天皇的皇子，向以作風潑辣、作戰英勇著稱。南北兩朝在九州的第一次大規模交鋒——築後川之戰中，懷良親王親自上陣督戰，身中三箭而不退，南朝大勝。
皇子身份加上驕傲性格，懷良親王看到這封老子訓兒子口氣般的國書，自然怒火中燒，當場喝令斬殺了使者中的5人，把楊載等兩人拘留了三個月才放回。
懷良親王和當年的北條時宗一樣，用血淋淋的人頭向大陸做出了回答。
2. 你無禮，我不征
朱元璋聽到使者被斬時的怒火，不亞於當年的忽必烈。
那麼，要不要派兵“直抵其國，縛其王”呢？
思前想後，朱元璋忍了。
又過了若幹年，日本終於來使者了，但都是借朝貢之名做生意的，上表稱臣的還是沒有。朱元璋從他們口中，得知與之打交道的懷良親王並非“日本國王”，大為失望。於是，洪武十四年，朱元璋再次遣使送國書給“日本國王”，依然以開戰相威脅：
“王若不審巨微，效井底蛙，仰觀鏡天，自以為大，無乃構隙之源乎？若叛服不常，構隙中國，則必受禍。如吳大帝，晉慕容廆、元世祖皆遣兵往伐，俘獲男女以歸，千數百年間往事可鑒也，王其審之。”
國書到達日本九州後，同樣被扣在懷良親王手中而沒有到達北朝。當時北朝大兵壓境，南朝節節敗退，已處苟延殘喘之中，懷良親王這次收斂了脾氣，沒敢斬使，隻是回了一封綿裏藏針的國書：
“臣聞天朝有興戰之策，小邦亦有禦敵之圖。論文有孔孟道德文章，論武有孫武韜略之兵法。又腳下選股陳梢，起精銳之師，來侵臣境。水澤之地，山海之洲，自有其備，豈肯跪途而奉之乎？ 順之未必其生，逆之未必其死。相逢賀蘭山前，聊以博戲，臣何懼哉！”（節選）
這封國書在中日曆史上很有名。雖然懷良親王自稱“臣”，但言辭犀利，強直豪壯，“順之未必其生，逆之未必其死”、“相逢賀蘭山前，聊以博戲，臣何懼哉”的豪言，實在是才子手筆。
堂堂天朝之主，卻受到夷狄小邦如此奚落，“帝得表慍甚，終鑒蒙古之轍，不加兵也。”
話說，連一代天驕成吉思汗的子孫都被朱元璋趕回漠北牧羊，日本如此無禮，朱元璋為什麼不興兵征討？
天下初定，農民出身的朱元璋當然深知休養生息的重要，從政治上考慮，他自然不願再起幹戈。從軍事上考慮，北方的蒙古殘餘才是心腹之患，日本雖然不臣，但遠在大洋深處，勞師遠征，勝敗難料，他不願意冒這個風險。當然，如果朱元璋能預知他一手開創的大明江山後世屢遭倭寇侵犯，他一定會毫不猶豫出動百戰之師，不惜一切為子孫拔掉這根荊棘。
既然不主動進攻，隻能被動防禦了。朱元璋先是發布禁海令，“諸番國使臣、客旅不通。”又讓已經告老還鄉的元戎湯和重新出山，負責海路防倭，湯和一口氣在浙江、山東、遼寧等沿海地區修築了59個衛所，駐了三十萬大軍警衛。
朱元璋一次又一次忍下了惡氣，不過“怒日本特甚”，從此對日本使者一概亂棍打出，朝貢也一概拒絕接受，寧願與日本老死不相往來。同時，朱元璋把朝鮮、日本、大小琉球、安南、真臘、暹羅、占城、蘇門答臘、西洋、爪哇、彭亨、百花、三佛齊、勃泥等15國列為“不征諸夷”，寫入《祖訓》，告誡子孫：這些蠻夷國家如果不主動挑釁，不許征伐。
3. 日本國王臣源
從隋朝開始，日本和中國搞外交一向很有幾分傲骨，體現在國書的稱謂上，就是強調平等，不肯稱“臣”。遣隋使攜帶的日本國書抬頭赫然是：“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弄得隋煬帝很不爽。後來日本國書又改成“東天皇敬白西皇帝”，還是透著“我倆一般大”的倔強。就連態度最恭敬的遣唐使來華，在史料中也找不到“稱臣”國書的記載。元朝就更別說了，直接斬使示威。到了明朝，懷良親王那封致朱元璋的國書雖然自稱“臣”，但他的署名是“征西大將軍”而非日本國王。
就在所有人都認為日本要把強硬進行到底的時候，日本卻突然放了個軟泡。
明永樂二年(1404年)，成祖朱棣從侄子手中搶走皇位的第二年，一封署名“日本國王臣源”的國書翩然而至。
“日本國王臣源”是誰？室町幕府的三代將軍足利義滿。
不少中國人是從日本動畫片《聰明的一休》裏，第一次知道這個“將軍大人”的。足利義滿是日本曆史上的大人物，他以武力結束了南北朝的亂世，統一了全國。而且，他喜慕中國文化，嗜愛中國珍寶、商品、書畫。在中日關係斷絕了二十餘年後，他主動派使者前往明朝，請求朝貢。
朱棣看到久不來朝的日本“慕義來歸”當然很高興，所以當即派趙居仁東渡日本，冊封了“日本國王源道義”，並且賜以一枚龜形金印(“日本王之印”)。“源道義”是明朝人給足利義滿起的名字，當朱棣的詔書到達時，足利義滿恭恭敬敬的行了跪拜之禮，並在回書上自稱“日本國王臣源”。
天皇是傀儡，足利義滿就是日本事實上的國王，他對來自明朝的冊封顯然很滿意，每當明使西來，他都攜妻妾親去兵庫港口隆重接待，甚至還在京都的寺院裏，身穿明式服裝，和明使一同賞玩紅葉。
為表示誠意，足利義滿還捉了二十多個倭寇首領，捆綁起來遣使獻給朱棣。朱棣大喜，為表示上國氣度，當即“命治以彼國之法”。
“彼國之法”是怎樣的？日本使者從北京回到寧波，上船回國前，找了一片空闊的海灘，將這幫倭寇首領五花大綁放在銅甑（古代蒸飯的一種的容器，類似於現在的蒸鍋）裏，下麵燃起柴火，全部活活蒸死。
這是第一次日本官方對倭寇的直接幹涉，可以看出，隻要日本政府想做，倭寇完全可以取締。
行跪拜之禮，國書稱臣——後世有些日本人對足利義滿的行為大為不滿，認為是日本外交史上的恥辱。其實，就是當時，也有不少臣下覺得丟臉，但足利義滿毫不介意。
足利義滿為何對明朝這樣恭敬？
很簡單，他需要恢複朝貢貿易，他需要銅錢。
朱元璋斷絕了日本的朝貢，並實行禁止貿易的海禁政策，就相當於對日本的嚴重經濟製裁。一方麵，中國的金屬、緞、絹、瓷器、茶葉、書籍，都是日本的生產、生活必需品；一方麵，明王朝的朝貢貿易帶有很大的賞賜性質。因為是“外夷”的朝貢，所以身為“上國”的明王朝，無論給價還是回賜往往超出“貢品”價值的幾倍甚至幾十倍。
日本將朝貢看作是一種營利之機，甚至是重要的財政收入來源。從1404年明成祖答應恢複朝貢以來，足利義滿每派出一次進貢貿易船，回國後其總獲利約在二十萬貫左右。甚至是從明朝帶來的銅錢本身，也是值錢的東西——日本國內無造幣能力，國內長期使用的流通貨幣是中國的洪武、永樂、宣德銅錢。日本國內銅錢價甚高，一千文價值四兩銀子，從中國輸入的銅錢，本身就可獲利三、四倍。
每當載滿明朝賞賜貨物的朝貢船回國時，日本人就衣冠整齊聚在兵庫港的岸邊翹首西望。
一個日本和尚在日記裏得意洋洋的寫道：“唐（指明）船歸朝，宣德錢到來。”
朝貢貿易對朱棣而言，除了四夷來朝的麵子得以滿足，還有一個他老子朱元璋搞不定的好處：海上的倭寇基本消失了，因為足利義滿是要保護朝貢航線的。因此，朱棣甚至誇獎說：“海東之國，未有賢於日本者也。”
4. 順則朝貢，逆則為寇
朝貢就是撿錢，不撿白不撿。
朱棣雖然規定日本“十年一貢，隻限兩船，人數兩百”，但日本方麵並不嚴格遵守，在縮短朝貢時間、增加貨物數量上下文章，明廷也睜隻眼閉隻眼。因為獲利巨大，將軍、武士、社寺僧人、各地商人，都把朝貢看作發財的大好機會，想方設法地擠進朝貢團。所以，朝貢團的成員人數越來越龐雜，貨物越來越多，如有一年來了10艘朝貢船，總人數達到1200人，貨物超過規定十幾倍。
而日本朝貢團的人員素質之差，和當年“容止溫雅”的遣唐使判若雲泥。有喝酒鬧事的，有勒索要價的，甚至還有持刀在鬧市殺人的，但這些不法行為都被明廷以“勿失人心”縱容放過。
但明世宗朱厚熜在位時發生了一起極其惡劣的外交事件，明廷再也無法縱容，終於使得明日百年朝貢史戛然而止。
這起事件發生在日本朝貢的指定港口寧波，叫做“寧波爭貢事件”。
事情得先從日本國內說起。十四世紀中葉，室町幕府到了第八代將軍足利義政期間，已經逐漸喪失了大權，一些幕府重臣和地方大名、豪族成了真正說話管用的人。因為爭權奪利，公元1467（日本應仁元年），大名、豪族之間爆發了波及全國的戰亂，戰亂後國內群雄割據的局麵開始形成。一般認為，“應仁之亂”標誌著日本戰國時代的開始。
對明朝貢是塊肥肉，誰不紅眼？明朝和日本的朝貢貿易是“勘合”製，即由明政府頒發勘合——符契文書，日本商船到中國後隻有拿出勘合交驗，才準許貿易。於是，失去秩序的日本國內，一場爭奪勘合的暗戰率先打響。
明正德八年（1513年），日本朝貢使桂悟一行回國時，攜帶的新勘合在半途被九州豪族大內氏奪去。明嘉靖二年（1523年）大內氏派使者宗設謙道率三百人乘三艘朝貢船，於4月抵達寧波。看到大內氏獨占朝貢，控製京都的豪族細川氏當然不滿，立刻向幕府表示也要分一杯羹。幕府不敢拒絕，但新勘合又沒有送到京都，隻好拿過期作廢的舊勘合交給細川氏。
細川氏趕緊也派出一艘朝貢船，以瑞佐鸞岡為正使，宋素卿為副使，大概比宗設謙道一行遲了3天左右才抵達寧波。
這個宋素卿是中國浙江人，幼年被叔父抵債給日本商人，後來仗著熟悉兩國國情，頻繁來往於中日之間做貿易掮客，得到細川氏的重用，此前已經出使過中國。
按明朝慣例，凡是外邦來貢，查閱貨物和設宴招待，都是以時間先後為序。但寧波市舶司（專管對外貿易的部門）的執事太監賴恩私下接受了宋素卿的賄賂，違例先查了瑞佐鸞岡的貨物，而且雖然發現勘合的新舊問題也裝作沒看見。接著，在嘉賓堂設宴安排座次時，又讓瑞佐鸞岡坐在宗設謙道之上——這下捅了馬蜂窩。
宗設謙道當場爆發了：“我的勘合新，他的勘合舊；我的船先到，他的船後到。可那個混蛋居然坐在我上麵？！”
日本人可能是世界上對屁股位置最講究的民族，他們對座次的嚴格和敏感程度，外國人很難理解。比如，家臣拜見主家，誰排第一個，誰排第二個，一點錯不得，錯了要切腹的；一家人吃飯，爸爸坐哪裏，媽媽坐哪裏，兒子坐哪裏，也是錯不得，錯了要吃耳光的。外交上，座次更是名分問題，唐朝發生的日本和高麗“爭長事件”也是爭座次。
宗設謙道漲紅臉與瑞佐鸞岡爭吵起來，拿了宋素卿好處的市舶司當然偏向瑞佐鸞岡，不但不隔離衝突雙方，反而馬上向瑞佐鸞岡的人提供兵器。可宗設謙道方人多，而且大多為九州的海盜無賴，當場殺了瑞佐鸞岡，砸了嘉賓堂。接著，宗設謙道一夥追殺宋素卿一直追到紹興城下，再折回寧波時沿途殺掠，奪船逃向大海。明朝備倭都指揮劉錦、千戶張鏜率官軍追趕，不幸戰死，指揮袁璉被擄，朝野大震。
這起事件的源頭雖然是因為日本國內的混亂，導致兩使爭貢，但中國人宋素卿的走後門和中國“海關”的瀆職，才是肇事的導火索。
案發後，宋素卿被捕，後病死在獄中。明世宗朱厚熜托琉球入貢使轉交日本國王書信，要求逮捕宗設謙道歸案，送還袁璉，不然將斷絕朝貢。但由於日本國內實在太亂，始終沒有回音。嘉靖八年（1529年），給事中夏言奏稱此禍起於市舶，朝廷於是撤消了寧波市舶司，關上了朝貢的大門。
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春，不甘心的大內氏組成第十一次也是最後一次朝貢團，四艘船六百餘人，載滿貨物抵達寧波，被拒絕進港，無奈揚帆而去。
近百年的明日朝貢貿易至此結束。
史學界一般把“寧波爭貢”作為嘉靖倭亂的導火索，因為斷了官方的朝貢，加上嘉靖年間越來越嚴格的禁海令，所以導致倭寇大舉入侵。但就算沒有斷絕朝貢，倭寇還是沒有根除，隻是程度大小的問題。
日本人順則朝貢，逆則為寇，從此撕下稱臣的麵具，赤裸裸的雙刀殺將過來。
二、倭寇的真麵目
炫耀百年的朝貢船終於鎖進曆史的倉庫，大海上，取而代之的是成群結隊的走私船和海盜船。一股一股在本國混不下去、懷著財富夢想的日本人，如同貪婪的賊鷗，乘著太平洋的季風，在每年的春天或秋天登陸富庶而軟弱的中國。
搶金銀，搶絲綿，搶人口，時而攻城陷寨，時而飄忽遊擊。他們髡頭鳥音，相貌猙獰；他們暴戾無比，狡詐無雙——東南居民驚呼：“倭子來了！”
1. 到海外搶錢去
日本曆史學家井上清這樣定義“倭寇”：“從十三世紀初開始，九州和瀨戶內海沿岸富於冒險精神的武士和名主攜帶同夥，一方麵到中國和朝鮮（高麗）進行和平貿易，同時也伺機變為海盜，掠奪沿岸居民。對方稱此為倭寇，大為恐怖。”
那麼，這些“富於冒險精神的武士和名主”，為什麼把目光聚集到海外？
兩個原因：一是求生；二是求財。
倭寇產生的大背景，是“亂哄哄你方唱罷我登場”的日本國內亂局。室町幕府從三代將軍足利義滿後，就政權旁落，處於風雨飄搖中。1467年連綿11年的應仁之亂結束後，日本曆史上最混亂、最傳奇的戰國時代粉墨登場了。
日本全國分為六十八國，每個國相當於中國的縣，其中五十三個國，由大大小小一百四十二個大名占據著，可以想象在狹小的地盤裏卻城堡林立的擁擠程度。大名們強弱分明，窮富不一：強的富的占據幾國，部屬多達數萬，窮兵黷武；弱的窮的隻有幾個村子地盤，部屬數十名，朝不保夕。
戰國時代是毫無綱常道德可言的所謂“下克上”的諸侯爭霸時代，整整亂了一百多年。這一百年裏，為了爭權奪利，六十八國整天你爭我殺，兒子殺老子，弟弟殺哥哥，家臣殺主子都不算稀奇。
不僅大名在廝殺，活不下去的老百姓也參加宗教組織“一揆”造反。戰亂無邊，屍骨橫野，人民流離失所，農民無法耕種，漁民無法打魚，饑荒當然隨之而來。羸弱的隻有等死，強壯點的索性去當盜賊。
倭寇的大本營，日本九州同樣深陷戰亂。
九州有築前、築後、豐前、豐後、肥前、肥後、日向、薩摩、大隅等九個藩國，也是諸雄並立，空前混亂。北邊，豐前與築前的大內氏原本是九州最強的大名，但是遭遇到家臣陶晴賢的政變滅亡了，而陶晴賢不久被九州之外強大的大名毛利元就所殺，並順勢進入北九州，這就和另一個強藩豐後的大友氏碰上了。南邊，薩摩的島津氏和大隅的肝付氏在火拚。西邊，肥前的龍造寺氏則和少貳氏內亂不休。
在戰爭中喪失家主的武士，成了無米下鍋的野浪人，因戰爭無法謀生的漁民、農民，成了饑寒交迫的流民，要想求生，怎麼辦？下海！做海賊！反正爛命一條！扔哪不是扔？
小人物求生，大人物求財。明朝斷絕了官方的朝貢貿易，中國的生絲、棉布、陶瓷、藥品價格暴漲，一艘裝滿生絲的走私船開到日本就無異黃金船。日本沿海的大名、武士、富商自然心動，或直接參與，或提供基地和武器的資助，紛紛加入海賊的行列。
日本十九世紀著名學者佐藤信淵總結日本“海賊”的出處說：“從永正、大永時起，伊寧國因島、久留島、大島地方人士；飯田、大島、河野、脅屋、鬆島、久留島、村上、北浦各地人士，相繼渡海到海外，從事海賊勾當以富家室；並以野島領主村上圖書頭為議事之主，各集其所屬之浮浪人共三、四百人，分乘大小十餘艘船，航行大海……剽掠近海諸邑，奪取種種財物器械，以富其家……致四國、九州濱海之諸浪人、漁夫、船夫、無賴等逐漸加入其行列，因而人數日多。後來，其眾竟有八九百人或超逾千人者。”永正、大永所對應的時代，正是明朝嘉靖皇帝世宗朱厚熜的在位期。
富饒而柔弱的中國大陸，成了日本倭寇趨之若鶩的目標。
2. 真倭和假倭
現在，大家都知道了一個曆史常識，嘉靖年間的倭寇大多數都是中國人假冒，日本人人數很少。用《明史》的話說：“大抵真倭十之三，從倭者十之七。”
不過，隻占“十之三”的真倭才是明代老百姓最害怕的人。
明代浙江文人采九德的筆記《倭變事略》記載了一段倭寇初來的故事：
嘉靖三十二年夏，一艘長八九丈的海船停泊在嘉興鹽邑縣的海灘，船上有六十幾個“髡頭鳥音”的怪人，帶著槍刀弓矢，沒有火器。明朝沿海的備倭衛所發現後，指揮王彥忠率兵百餘圍了上去，怪人見到官兵，沒敢妄動。明軍詢問來意卻無奈語言不通，幸好船上有一人懂漢字，雙方開始用筆交談，那人在紙上寫道：“吾日本人也，來自吾地，以失舵，願假糧食，修吾舵，即返。幸無吾逼，逼則我爾死生未判也。”
這是倭寇的標準路數：岸上沒有防備就直接舞刀搶劫，一旦有官軍嚴防，就假稱失舵借糧。
見海邊來了外國人，城裏居民都趕去看熱鬧，承平已久的老百姓指指點點嘻嘻哈哈，根本不知道害怕。到了黃昏，突然之間，船上的日本人一起站起來，張弓射出燕尾利箭，把周圍的官軍全部射死。旁觀者這才知道是海賊，哭爹喊娘地奔入城關上城門防禦。
“髡頭鳥音”的形象，凶悍無比的行動，給明朝沿海軍民的震懾，實在無以倫比。官軍們忌憚於倭寇的雙刀利箭，戰戰兢兢畏縮不前，老百姓就更別提了，嚇唬小孩最見效的一句話就是：“再不聽話，讓倭子把你抓去！”
因為真倭威脅大，殺了更見功勞。所以一旦官軍斬殺真倭，都會在報捷奏章上重點突出：“斬獲真倭首級若幹顆”，後麵才是“從賊若幹”。而事實上，這些“真倭首級”究竟是不是日本人，也是筆糊塗賬。
當時一個江蘇昆山人被倭寇擄走五十幾天後逃生歸來，他向官府描述道自己的所見所聞說，船上大概200個倭寇，有福建、溫州、台灣、寧波人，也有幾個安徽人。其中福建人最多，占十之六七。梳著髻的“日本酋”隻有十幾個。
梳著髻的也不一定是日本人。
明代著名小說家馮夢龍在《喻世明言》裏有篇關於倭寇的故事，把假倭刻畫得惟妙惟肖：“原來倭寇逢著中國之人，也不盡數殺戮。其男子但是老弱，便加殺害；若是強壯的，就把來剃了頭發，抹上油漆，假充倭子。每遇廝殺，便推他去當頭陣。官軍隻要殺得一顆首級，便好領賞，平昔百姓中禿發瘌痢，尚然被他割頭請功，況且見在戰陣上拿住，那管真假，定然不饒的。這些剃頭的假倭子，自知左右是死，索性靠著倭勢，還有捱過幾日之理，所以一般行凶出力。那些真倭子，隻等假倭擋過頭陣，自己都尾其後而出，所以官軍屢墮其計，不能取勝。”
除了被逼剃頭梳髻的，還有些狐假虎威主動裝扮成日本人的。假倭對地形、人情熟門熟路，充當真倭向導和顧問，令沿海倭情更加詭異難辨。對此，一個明朝官員謝傑無奈稱：“海濱人人皆賊，有誅之不可勝誅者。”
對假倭的身份問題，明代史學家鄭曉是這樣總結的：“小民迫於貪酷，困於饑寒，相率入海從之。凶徒、逸囚、罷吏、黠僧，及衣冠失職、書生不得誌、群不逞者，為之奸細，為之鄉道。弱者圖飽暖旦夕，強者忿臂欲泄其怒。”
3. 僵屍真人版
嘉靖年間的倭寇成分非常複雜。大的倭寇集團按照出身成分，分為三種。第一，出身海盜：許棟集團、徐海集團、葉麻集團；第二，出身走私商：王直集團，洪迪珍集團；第三，出身日本豪族：陳東集團、辛五郎集團。其他的小股集團則五花八門，無可查考。
倭寇集團雖然沒有嚴格的統屬關係，但大致構成是這樣的——
幕後：日本九州的大名，如盤踞平戶的鬆浦氏，為倭寇集團提供基地、人員和裝備。
首領：大多是中國的不法走私商兼海盜頭目，如王直、徐海、葉麻等。
主力：少數真倭。九州沿海的日本浪人、流民、商賈、無賴。
附從：大量沿海中國不法分子。福建、浙江人居多。
看到這個構成，我們會比較好笑的發現，倭寇的大首領大多是中國人，真正在一線玩命的倭寇主力，卻是日本人。
倭寇的部隊是中日混編軍，用鄭曉的話歸納是：“倭奴借華人為耳目，華人借倭奴為爪牙，彼此依附。”由於日本人作戰勇敢，打先鋒和斷後的危險差事都是日本人擔綱。但是日本人不通中國的人情地理，經常衝鋒在前享受在後。
嘉靖年間的官員宗臣記載過這麼一件事：“華人狡，善騙夷。福清之陷也，蓋華人之先其夷於睥睨間，守睥者睹其夷，遂驚而逸。即陷，華人乃又先之，騙夷以獄此帑藏也，夷遂呼其類數千人劈門以入，而其時華人已群入帑藏中負其萬金走矣。夷人不知華人負之矣。及敗，其俘皆夷，華無一夫被創者。”攻城時讓真倭衝在前麵，城破後，華人首先獲利；敗走時，華人先跑，而斷後的真倭全部被俘——日本人真笨，中國人真聰明！苦笑中。
日本真倭的數量雖然少，但戰鬥力很強。明代史料《皇明經世文編》裏稱：“倭賊勇而憨，不甚別生死。每戰，輒赤體提三尺刀，舞而前，無能捍者。”抗倭名將俞大猷曾經在西南鎮壓過少數民族作亂，他對倭寇的評價是：“倭人之桀驁、剽悍、嗜貨、輕生，非西南諸番之比。”
《倭變事略》上有幾則真倭“桀驁、剽悍”的記載，簡直有點駭人聽聞。
第一則。數百官兵包圍住一艘倭寇海船，弓矢齊發，並點燃了船隻，“酋長有八大王者，從火中奮躍，眉毛盡焦，獨舉二刀拂火飛斫我軍，跳擲數四而倒。”
第二則。官軍把一小股倭寇圍在農家屋內。“須臾一賊嗔目咬牙，作叱吒聲，舉刀對斫，火噴星流，著地舞來，眾兵攢刺十數槍，尚能跳起四五尺。”
第三則。東洋橋戰鬥中，官兵三路包圍住一夥43人的倭寇，“賊一先鋒衣紅綃金短襖，舞雙刀突前，眾圍之，斬其首，猶能匍匐數百步，我兵複斫斷其手足。”
第一個火中跳出作戰，第二個被刺十來槍還能跳四五尺，第三個腦袋被斬了還能爬幾百步——這幾個日本真倭堪稱《生化危機》的僵屍真人版。
4. 搶錢，搶絲棉，搶人口
一個嘉靖官員在奏章中用頗帶調侃的口氣寫道：“盈盈一水，片帆乘風，指日可到。倭未嚐一日忘情於我。”
日本人之所以“未嚐一日忘情於我”，當然不是出自美好的中日友誼，而是惦記著富饒中國的財物。常去日本做生意的海商童華對明朝官員這樣介紹：“大抵日本所須，皆產自中國，如室必布席，杭之長安織也。婦女須脂粉，扇漆諸工須金銀箔，悉武林造也。他如饒之磁器，湖之絲綿，漳之紗絹，鬆之綿布，尤為彼國所重。”
時人都熟知倭寇的一大特點：嗜貨如命。貨就是命，命就是狗X。
最受倭寇歡迎的貨是絲綿。
浙江的杭嘉湖地區，在明代和蘇鬆地區號稱中國最富庶的“天堂蘇杭”，農村處處稻香，遍地桑林，處處可聞機杼之聲，向有“絲綢之府”之稱。正因為如此，成了嘉靖倭寇侵襲的重災區。嘉靖三十四年，一夥倭寇攻入嘉興崇德縣，在一個大戶人家中發現了絲綿倉庫，“踴跳而喜”。
“踴跳而喜”就是高興得擁抱在一起跳起來，為什麼如此狂喜？因為絲綿在日本很值錢，運回國起碼有十倍的利潤。日本的絲綢產量極少，僅僅為少數貴族使用，是最時髦的物品。棉花種植也沒有普及，日本普通老百姓還是身穿麻纖維的衣服。因為當時日本人對絲綿的極度喜愛，以至不少中國人偏執的相信：日本國悶熱潮濕，不是人呆的地方，不穿絲綢衣服的話，汗粘在身上永遠幹不了！
時人記載道：“（倭寇）隨處搶劫人口……婦人晝則繰繭，夜則聚而淫之。”倭寇就連行軍搶劫過程中，都念念不忘絲綿。抓到婦女，白天繰繭紡布，晚上供其泄欲。
絲綿是最愛，其他的生活必需品日本人也統統感興趣。《籌海圖編》中專有《倭好》一節，記載了日本人喜歡的中國物產。衣料類：絲、絲綿、布、錦繡、紅線；日用器物類：針、鐵鍋、瓷器、漆器、女人脂粉；藥材類：川芎、甘草；書籍類：佛經、醫書及四書五經；原料類：水銀、硝石。
民間的財物畢竟有限，搶光財物還搶什麼？搶人。
倭寇上岸後，除了掠奪財物，就是擄掠人口。對富人，劫為人質，限定時間掏贖金放人，甚至挖掘祖墳，把挖到的屍骨也作價勒索。對窮人，挑選壯年男女，隻要船裝得下，一概搶走運回國內。男人命運有兩種：一是剃頭充當前驅，一是做奴隸。婦女的命運悲慘則可想而知。
曾兩次赴日的明代使者鄭舜功，在旅行記錄《日本一鑒》中寫到，他親眼見到被掠到鹿兒島高須地方為奴隸的二三百名福建男女，個個“髡發跣足”，食不果腹衣不遮體，過著地獄一樣的生活。
三、官軍捉賊？那是謠傳
估計嘉靖年間，小孩不玩官軍捉賊的遊戲，因為沒法玩，官軍打不過賊。赤裸半身舞著大刀的倭寇，明明是武器簡陋、戰術簡單的遊擊隊，卻打得堂堂大明正規軍丟盔卸甲，丟盡了太祖朱元璋的臉。
戰場上屢見這滑稽一幕：一方盔甲鮮明，麵如土色；一方光著屁股，牛逼哄哄。
1. 倭寇都是老遊擊隊員
中國曆朝中原王朝，最能打仗的軍隊全部屬在北方，因為要抵禦野蠻的遊牧民族。而到了明代最尷尬，北方的蒙古人依然虎視眈眈，南方卻後院起火。
從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起，中國東南沿海尤其是浙江、福建、廣東三省，全麵遭受倭寇的荼毒，“（倭寇）聯舟數百，擁眾數萬，沿海如杭之海寧，嘉興之嘉善，海鹽，平湖，嘉秀等縣；南直隸則鬆江之華亭，上海，蘇州之昆山，嘉定，常熟，太倉，長洲；常洲之江陰，靖江，無錫；揚州之通洲，海門，如皋，賊至必焚毀室廬而煙焰數十裏，劫殺人民而死亡動數千人。”
長江南北，沿海數千裏同時受害。倭寇所到之處，猶如無人之境，一路破城入郡，江南繁富之區，多被洗劫。僅僅昆山縣城，被燒了房屋2萬餘間，境內“房屋十去八九，男婦十失五六”。
深入異國內陸的倭寇，為何能如此猖獗妄為？
東南抗倭總督胡宗憲的帳下，有個昆山秀才鄭若曾，他精心編撰了一本明代抵禦倭寇的軍事百科類書籍《籌海圖編》，為後世留下了許多珍貴的第一手倭寇資料。書中，他對倭寇上岸後的行動有著詳細描寫：
“賊每日雞鳴起，蟠地會食。食畢，倭酋據高坐，眾皆聽令。挾冊展視，今日劫某處，某為長，某為隊。隊不過三十人。每隊相去一二裏，吹海螺為號，相聞即合救援。亦有二三人一隊者，舞刀橫行，人望之股栗遠避，延頸授首。薄暮即返，各獻其所劫財物，毋敢匿。倭酋較其多寡而贏縮之。每擄婦女，夜必酒色酣睡。劫掠將終，縱之以焚，煙焰燭天，人方畏其酷烈，而賊則抽去矣。”
晨起昏歸，分隊而行，海螺為號，互相救援，分工明確，紀律嚴明——真不能小視這些異國強盜！
綜合前線官員的戰報來看，倭寇一方麵驍勇敢戰，一方麵非常狡猾。在優勢兵力的官軍麵前，倭寇經常喬裝打扮，“賊多效吾民裝束，又類吾軍裝束，混而無別，遂致常勝。”而一旦交戰不力，倭寇被圍，還可以魚目混珠，“或披蓑頂笠，沮溺於田中；或雲巾紵履，蕩遊於都市。”要麼披蓑頂笠裝扮成下田插秧的農民，要麼戴上頭巾偽裝平民遊蕩都市，讓官軍摸不著底細，“或愚而投賊，或疑而殺良。”
到異國他鄉幹壞事，當然害怕受到報複。倭寇下船進了內地，就像進了宅院的夜貓子，時時刻刻打醒十二分精神。行走鄉間，一定排成單列的長蛇陣，邊觀察邊慢慢前進，防止遭到伏擊；臨近城鎮，不敢沿著城牆走，害怕城上砸磚頭；進了城，隻走大路，不敢進小巷子，擔心有埋伏；吃飯時，命令當地老百姓先嚐，唯恐被放毒。
說到底，倭寇就算不是僅憑匹夫之勇的散兵遊勇，也不過是“敵後遊擊隊”而已，大明的正規軍難道奈何不了遊擊隊？
2.“盔甲鮮明”打不過“光屁股”（上）
經曆過嘉靖倭患的明代著名畫家仇英，繪有一幅寫實的作品——《倭寇圖卷》，現藏於日本東京大學，是學術界公認的描繪倭寇形象最權威的圖畫。在這幅長達5米多的絹質彩色長卷畫中，倭寇的形象栩栩如生：頭發剃成半月形，上身穿著單衣，下身赤裸僅穿兜襠布，光腳，手持長槍、弓矢和日本刀。
與跡近光屁股的倭寇形成強烈視覺反差的是，畫卷上的明軍士兵全部盔甲鮮明，陣容嚴整。
的確，和官軍相比，倭寇的武器裝備堪稱簡陋。他們的主要武器是刀槍弓矢等冷兵器，其中給中國人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鋒利的日本刀。熱兵器方麵，王直等大股倭寇集團有少量的火繩槍，小股倭寇的戰鬥中則沒有看到熱兵器的記載。至於穿戴，小嘍囉基本是《倭寇圖卷》的形象，“戰士身無甲，冬夏一花布衫，下短褲輕捷如飛。”當時的很多記載都稱倭寇裸身而戰，“每戰，輒赤體提三尺刀。”盔甲隻有頭目才能穿戴，比如“一先鋒衣紅鎖金短襖”，“賊首號二大王者，軀幹魁桀。戴銅兜鍪，衣銅甲，束生牛皮。”
倭寇從海上來，登陸、逃跑全仗著海船，他們的海船基本是快速靈活的小船，不是用於水戰的。《日本圖纂》上這樣描寫當時的日本船：“日本造船與中國異……其船底尖，能破浪，不畏橫風、鬥風，行使便易，數日即至也。”船的裝載量，一般在20～60人不等，也有個別能載一兩百人的大船。
硬件方麵，倭寇在明軍麵前沒有任何優勢。那麼，戰術方麵倭寇有什麼強項嗎？
鄭若曾在《籌海圖編》裏描述了倭寇的戰術：“倭夷慣為蝴蝶陣，臨陣以揮扇為號，一人揮扇，眾皆舞刀而起，向空揮霍，我兵倉皇仰首，則從下砍來。又為長蛇陣，前耀百腳旗，以次魚貫而行，最強為鋒，最強為殿，中皆勇怯相參。”
結合書中的記述來看，“長蛇陣”隻是行軍之陣，“蝴蝶陣”才是臨戰之陣。
同時代的日本，戰國群雄正打得如火如荼，但查遍資料，戰國陣法隻有魚鱗、鋒矢、鶴翼、偃月、方圓、雁行、長蛇、衡軛等，沒有“蝴蝶陣”這一說。猜想這個“蝴蝶陣”是倭寇自創的，大概和“鶴翼”有點近似，就是兩翼包抄進攻，像飛鳥和蝴蝶的翅膀，所以得名（我很懷疑這個名字是不是中國文人起的）。
不過，“一人揮扇，眾皆舞刀而起”，也不算什麼高明陣法，隻是注重號令和進攻而已。其實，倭寇最令明軍苦惱的絕不是所謂的“蝴蝶陣”，而是他們靈活機變的作戰方式。
從戚繼光在《紀效新書》裏的描述，可以看出倭寇作戰時的大致情景：對陣時，一兩個倭寇率先出陣，半裸持刀，“跳躍而蹲伏”，極盡挑釁之能事，誘使明軍火槍、弓弩齊發，然後乘明軍火力衰減，倭寇頭目或吹海螺或揮扇子，倭眾舞刀進攻，長驅直入。此外，倭寇擅長埋伏，“戰酣必四麵伏起，突陣後，故令我軍驚潰。”
最後，還得提提倭寇的單兵能力。倭寇的先鋒手舞鋒利的雙刀，餘人使長槍、長弓，一招一式往往出乎中國人的意料。“雙刀上誑而下反掠，故難格。鈀槍不露竿，突忽而擲，故不測。弓長矢巨，近人則發之，故射命中。”
說了半天倭寇，來看看明軍吧。
武器上，和倭寇基本大刀長矛相比，明軍雖然也是冷兵器為主，但陣中的熱兵器強大得有點不好意思。單眼銃、子母銃、噴筒這些管狀火器已經不算什麼，火繩槍、佛朗機才是那個時代最可怕的武器。
火繩槍，明朝稱為鳥銃，最早是明軍從雙嶼島戰役從倭寇手中繳獲的，經複製後少量裝備軍中。鳥銃形狀上類似現代步槍，有細長的槍管，弧形的手托，準星，扳機，靠燃燒的火繩來點燃火藥，噴射鉛製的彈丸。鳥銃射程遠（可達300米），準度高，殺傷力大，是十五世紀世界上最新式最有效的單兵武器。戚繼光對它的評價相當高：“諸器之中，鳥銃第一。”
來自西洋的佛朗機相當於原始後膛炮，炮彈能在遠距離殺傷敵人，而且它的器型可大可小，小者形如手槍操作便捷，嘉靖年間已在軍中普遍裝備。對佛朗機的威力，明人葉權在筆記《賢博編》做了堪稱最佳創意的廣告詞：“三國時，鬥將令有此，雖十呂布可斃也。”
盔甲方麵，明軍更是全麵領先，雖然和北方邊防軍身上重量驚人的連體式盔甲不同，南方的明軍基本身著鑲著銅釘的輕便棉甲，頭戴高大的鐵盔，但無論是式樣還是堅實程度，都遠勝“裸身跣足”的倭寇。
倭寇再狠，能狠過呂布？拿著能“擊斃十個呂布”的武器，身著堅實的盔甲，明軍看似勝算在握，卻在一次次交手中潰敗——
拿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到三十二年（1553年）為例，一股倭寇從舟山、象山附近登陸，進犯溫州、台州，打敗官軍，攻陷黃岩縣；一股倭寇包圍太倉縣，劫掠平湖、海鹽、海寧，殺死官軍數百人；一股300人的倭寇，在崇明島打敗了明軍副將湯克寬，騷擾了上海、嘉興；一股倭寇進攻嘉興，打敗參將盧鏜，明軍傷亡千餘，轉而劫掠海寧、揚州、泰州，殺死官軍無數……
當年把蒙古人打得屁滾尿流的堂堂大明正規軍，到底怎麼了？
3. “盔甲鮮明”打不過“光屁股”（下）
中國曆史上，再強大的王朝，無論開國時期軍事上多麼強盛，都無法抵擋住政權腐敗和國力衰退的侵蝕，慢慢地走向沒落。打敗一代天驕蒙古人的明朝軍隊也是如此，隻不過，相比漢唐，明朝軍事實力的滑落之快實在驚人。
從成祖朱棣五次北伐蒙古後，明朝的軍事力量就不足以支持主動性的戰略進攻了。英宗朱祁鎮在土木堡恥辱的兵敗身俘，更加給此後兩百年的明廷定下了“戰略防禦”的軍事基調。嘉靖一朝“北虜南倭”，更是戰略挨打。
明朝的兵製是朱元璋一手草創的軍戶世襲製，軍士編製在衛所中，平日屯田，戰時保護地方。明朝開國時期士兵總數高達180萬，這樣龐大的軍隊，如果不能自給自足，全靠老百姓供養是不可想象的，所以朱元璋曾得意地宣稱：“吾養兵百萬，要不費百姓一粒米。”
軍戶世襲製和屯田衛所，本身沒什麼大缺點。但是，朱元璋無法想到，攤上後世一個個懶上金鑾殿的皇帝，一群群以霸占田產為己任的官僚，一批批以克扣軍餉為威武的軍官，什麼樣的無敵軍隊都得垮掉。
到了明朝中葉，因為不堪田產被占和軍餉被扣，軍戶大量逃亡，有一些縣鎮，軍戶全部跑到城裏，寧可做地方官的衙役聽差，也不願當正規軍。由於軍戶的逃亡率高得嚇人，大量內陸衛所形同虛設，昔日熱鬧的營房變成了冷清的狐狸窩，有的衛所竟然隻剩下一個人！嘉靖年間，明初駐軍高達30萬的海防前線，遼東、山東、浙江、福建、廣東等地50多個衛所，都隻剩下30%的兵員，有的“一衛不滿千餘，一所不滿百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