順著這個話頭，不妨回頭再說說《嶽陽樓記》。我們知道，嶽陽樓這座建築進入經典性詩文，非自範仲淹始。早在中唐，杜甫老夫子於大曆三年（公元七六八年），他以貧病潦倒之軀，拉家帶口地最後離開了四川，起居飲食，俱不離船，真個是江湖漂流了。暮冬時節，杜甫舟泊嶽陽，寫下了氣熱磅礴，感人至深的《登嶽陽樓》：“昔聞洞庭水，今上嶽陽樓。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馬關山北，憑軒涕泗流。”細細咀嚼這四十個字，縱橫開闔、頓挫沉鬱之風，絲毫不減盛年，但遙望中原戰火，關愛眾生之情，畢竟更多地是從個人遭際引申而出，因之，在老杜的眾多佳構之中，這一首未必能奪得最好的名次。相比之下，範仲淹便後來居上了。範氏在提綱挈領地懸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這樣一種崇高境界之後，立即直奔主題：“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歟？噫！微斯人，吾誰與歸？”範仲淹是這麼寫的，也是這麼做的。他以自己的畢生言行，為一切“仁人”做了示範。我覺得，盡管時代不同了，範仲淹的最後一聲感歎：“啊，隻有具備這等抱負的人，才是我應該追隨學習的榜樣。”同樣是今日所有真正的愛祖國愛人民的血性誌士的共同心聲。
我在許多場合，一貫反複強調：憂患意識是個寶，不可丟棄。至今，我依舊堅持這一觀點。前些時，偶讀某位女作家的文章，對我和不少朋友認定的這一神聖信念，出語輕慢，甚至不無調笑；她寫道，凡是談論憂患意識的人，不是騙人，便是矯情。這，很教我感傷了半天。我想，一個人身負了作家稱號，就有權這般放肆麼？難以理解。
我是幸運的。在一九九○年至一九九二年頭尾三年中，曾連獲良緣，分別登臨三樓，其中有兩座還各獲二度！環顧域中，撫今追昔，不免仰望前賢，俯首自愧。檢點了一下時序，記錄如下：一九九○年十月三十一日下午，偕同來自全國的參加中正大學建校五十周年紀念活動的列位學長，前往滕王閣；一九九二年十月十七日上午，又隨安徽省文聯考察團，於南方觀光結束的歸途中，路經南昌，舊地重遊。一九九○年十一月五日上午，由湖南省作家協會的兩位詩人副主席弘征、於沙，《洞庭湖》雜誌編輯部冷述冬陪同，初上嶽陽樓；一九九二年九月二十五日下午，更獨自一人在那兒憑欄遠眺，下而複上，一張門票直徘徊到薄暮時分，才依依不舍地離去。而在此之前的兩日，即一九九二年九月二十三日上午，還暢遊過黃鶴樓，飽餐了兩水三鎮的秀色。不過這篇文字，關於黃鶴樓的部分，涉筆較少，可能也同自己隻去過一回，感受尚淺有關。在黃鶴樓，我買到《黃鶴樓古今楹聯選注》一冊，粗略瀏覽，惟覺清人胡林翼所撰“黃鶴飛去且飛去/白雲可留不可留”，以及晚清貢生、南社成員王文濡所撰“鶴去已千年，笑仙人閱盡興亡，王幾人，霸幾人，都付與大江東去/高樓仍百仞，歎末世爭將權利，為公戰，為私戰，問誰是當日南能”（按，南能係佛教禪宗南宗的創始者慧能和尚），這二聯，頗為切合目下的個人心境，當然，但願不至因此而被譏為灰色情緒或者小子狂妄。
黃鶴樓和滕王閣，早先的構築俱毀於兵燹，眼下這兩座，全是新建不久的。前者竣工於一九八五年六月，後者開放於一九八九年十月。嶽陽樓則僅僅大修過一次，時在一九八三年三月至一九八四年五月間，得以基本上保持著古樓風貌。論高度，它已完全無法與黃、滕比肩，論結構與防火性能，也遠不如黃、滕的現代化。孰優孰劣，似已昭然若揭，毋需評判。然而，倘若問我：江南三樓，你最傾心的是哪一座？那麼，我將謹答：都愛，但本著“謝公最小偏憐女”的心理，我的感情更傾向於文弱且單薄的嶽陽樓。這種選擇，未知能獲寬容和諒解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