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痛而激昂的旋律,在古老的荒地上鳴響起來。
這並不是尾聲
幾年以後,在北京落成不久的美術館裏,曾經舉辦了一次描寫拓荒者生活的畫展。筆者當時雖已身陷囹圄,但為了尋覓我同時代青年朋友的足跡,千方百計趕回京城,尾隨著絡繹不絕的觀眾,步入了充滿北國風情的展覽大廳。
大廳中第一幅麵就吸引了觀眾的眼睛,那是一幅以《北國草》為題的大幅油畫。不用去看畫角上的署名,隻從畫麵上那剛勁的筆鋒和纖巧的布局,我就知道它出自於諸葛井瑞的手筆:畫麵上的天空,奔跑著翻卷的雲朵,畫麵上的大地,挺立著一叢叢直戳天空的劍草。翻卷著的雲是灰色的。直立如劍的勁草是綠色的。盡管觀眾站在這塊以灰、綠為主色的畫布前,聽不見一絲北國喧嘯的風聲,但我從飄飛的亂雲和劍草的微微傾斜中,頓感莽莽荒原的疾風撲麵而來。
畫麵的灰綠之間,微露著石碑的一角。一個被莽原勁風吹散了銀絲頭發的老者,望著石碑狀如凝思,又好像在回憶流逝了的往昔——我認出來了,那是馬俊友的母親。鄒麗梅似乎比過去結實了一些,她身穿著醫生們常穿的白衫,手捧著一束色彩斑斕的野花,正深情地凝視著全體墾荒隊員的偉大母親。她身子略略前傾,似想把這束花呈獻給老母親,但又惟恐打擾老母親的沉思似的而猶豫不前。最使我深思的是,石碑後的那個人物形象,他身材魁梧,手揮鐵鍁正在給墳墓培土。由於諸葛井瑞勾畫的是他的側影,我仔細分辨了老半天,才識別出來——他是以力大、憨厚、詼諧、樂天聞名全隊的大個子賀誌彪。
賀大個兒為什麼被諸葛井瑞攝入畫麵呢?我久久地對著畫麵思索。是諸葛井瑞信筆由來的即興發揮?還是對鄒麗梅命運發展的真實描繪?忽然,我從畫麵上的那棵老橡樹上,得到了一點啟示:那棵被荒火燒去樹冠,隻剩下半截樹墩子的老橡樹,在諸葛井瑞筆下,竟然從烏黑的幹軀上,神奇地抽出了一條條濃綠新枝,那舒展的枝枝蔓蔓,覆蓋著石碑,伸向廣漠的荒野。
它,寓意著什麼呢?
僅僅是讚美馬俊友的生命常青?不盡然吧!如果單純是這樣的含意,為什麼非把賀誌彪的形象畫上畫布呢?也許通過這棵枯木逢春的老橡樹,在影射鄒麗梅和賀誌彪之間的什麼東西吧?那麼,這種東西究竟是什麼呢?
我站在畫麵前,拚命搜索著昔日在荒地的生活記憶,尋找著他們之間的銜接點。終於,我回憶起來了:賀誌彪在北大荒多雪的冬天,以及在麥熟時節的盛夏,曾默默地為鄒麗梅做了許許多多的事情,也許他們之間的同誌愛,在共同的生活中升華為愛情了?!
誰知道呢?
觀眾潮水般地從我身旁流過,我像潮水中的一塊礁石,一動不動地站在那兒。我虔誠地祝願,這不僅僅是一幅畫,而是生活的真實,——因為賀誌彪和鄒麗梅都有著善良而美好的心靈。
一九八三年二月二十日初定於北京
七月十六日修定於北京
附錄:文學的夢
——答彥火
彥火兄:
一九八二年三月,赴澳訪問時,兩次匆匆路過香港,沒能回答你詢及我的創作問題,實因時間過於緊迫,想能諒解之。歸國不久,又接到你的來信,向我提出了八個方麵的問題,要我作答。老實說,我實有小學生麵對考卷之感,心甚惶恐。我的理性思維經常是個負數,近幾年來,雖然也寫了幾篇有關創作體會一類的文章,但都是零零碎碎的東西,沒有係統地總結過自己的創作道路。在你的啟迪之下,我翻閱了你編寫的《中國當代作家風貌》第一輯,覺得你的立論清晰,思路奇巧,不失為科學性與文藝性融為一體的作家傳記叢書,因而,我拿起了筆。我想:按題解答你詢及我的問題,似太受束縛,還是用擺“龍門陣”的方式,海闊天空地漫談,更容易激發起“靈感”,召喚起已經逐漸遺忘了的感情回聲,你說是嗎?
我落生在舊中國三十年代(一九三三年生於河北省玉田縣代官屯)一個破落地主的家庭裏。據我的長輩人告訴我,祖輩原籍山東,不知是哪一年,山東鬧了水災,挑擔逃荒至河北落腳。初到代官屯這個傍山依水的小村莊時,我祖父的父輩人開了一座豆腐房,走村串店賣豆腐,從而把赤貧變成了小康人家。也許是祖輩人深受沒有文化之苦,我的祖父發奮讀書,考上了滿清末年的秀才。所以,從我在村口大廟堂裏上小學第一堂語文課,搖頭晃腦地讀著:人、手、口、刀、牛、羊時,祖父已經用填鴨的方式,在家裏叫我背“一去二三裏,煙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的千家詩了。說實在的,當時幼小的心靈,根本不理解李白“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的詩意和意境,祖父的填鴨式的灌輸,隻不過在我童年的心田裏,起了形象思維的播種作用罷了。
到今天我也不能理解,我和我的父親有著那麼大的差異。三十年代時,開設在天津的北洋工學院,是全國理工科學生人才薈萃的地方。我父親從河北遵化縣五中畢業之後,竟在幾千名投考北洋工學院的學生中,考取了第一名,而我的算術卻糟糕得要命,總是在六十分上下轉悠。記得最清楚的一次,我在北京二中上初中一年級的時候,代數竟然得了“大雞蛋”,因而留級一年。我對理工科毫無興趣,卻對文藝書籍廢寢忘食。醫學上的基因遺傳學說,沒有在我的身上找到驗證。
我的童年時代,家裏除了有殘破不全的《三國演義》、《石頭記》、《水滸傳》等文學書籍外,其它都是武俠小說,如《小八義》、《大八義》、《施公案》、《蜀山劍俠傳》、《青城十九俠》。我無一例外地都拿來解饑。回憶起來,這些雜亂書籍,不能說對我後來從事文學創作沒有影響,但仔細地回首童年,對我形象思維啟示最大的,還是盛唐的詩歌。我當時雖然不可能理解它的深奧意境和藝術上的完美,但它刺激我朦朦朧朧地認識人生,認識美醜。記得,當時我最感興趣的是杜甫“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佳句。我所以喜歡杜甫這樣冷峻的詩句,和我並不幸福的童年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
我的家庭,盡管屬於和酒肉無緣的書香門第,但舊社會爾虞我詐的投影,依然在我的家族中留下濃厚的痕跡。我的父親,活到二十八歲——在北洋工學院畢業那年在投奔延安途中因肺病發作而死,我和母親在大家庭中淪為孤兒寡母,加上我母親目不識丁,因而成為家庭中的排擠對象。在我的記憶中,我祖父是喜歡我的,但他因年老而不能主持家政了,所以當我上到小學四、五年級時,家庭不再供我上學。於是我變成了無人管束的野孩子。當時,我的家已從村裏遷到縣城城關,我失學後,離開縣城城關,回到落生我的村莊去生活。
無論從我思想的形成和從文學創作這個角度上去回憶,這都是我最有意義、最有色彩的一段生活了。夜晚,我和羊倌範老五住在一條大炕上,聽他講述許許多多古老的民間故事;白天,我和同齡的小夥伴打鳥、捉魚、折花、捕蝶、偷瓜、“打仗”。我衣衫襤褸,像個自然之子,在鄉野裏到處嬉戲奔跑。當八路軍住在我們空蕩無人的家院時,把我看成小長工,教我用“七九式步槍”,對著天空射擊呱呱飛鳴著的老鴰。我們村南,流淌著一條不寬的小河,那是我遺留下腳印最多的地方。我摘了河畔的野花,往村裏小女伴頭上插;在河裏摸到了魚,在飯桌上和範老五同享。離開學堂的生活,似乎使我對於眼前的世界,有了一個朦朧的新概念,特別是大自然和故鄉泥土對我的熏陶,常常成為我後來提筆寫作時的藝術遐想。從我的早期作品《故鄉散記》、《在河渡口》、《夜過棗園》、《七月雨》,以及一九五六年出版的長篇小說《南河春曉》去探索,完全可以尋覓到我童年的腳步。《南河春曉》的題材,本來來自於我在《北京日報》當農村記者時的感受,但我仍然把它的背景寫在我的故鄉,因為童年的夢是最難忘卻的,它是陶冶藝術家最早的生命搖籃。這種對於泥土的眷戀,使我早期的作品,孩氣童貞和詩情畫意並存。我所以為孫犁同誌的作品傾倒,是我從前輩作家的作品中,找到了我童年時熟悉的那些人物。我從孫犁同誌作品濃鬱的鄉土氣息中,找到了藝術上的自我,因而孫犁同誌成為我從事文學創作的啟蒙老師。
我十分懷念那一段失學後的童年生活。雖然在家庭中我是個不幸兒,但是我是大自然的寵兒。後來,接連發生的三件事情,結束了我在鄉村的生活。一、有一次,在牆頭上我和小夥伴追逐,摔到牆下背過氣去;二、有一天晚上,我和範老五,合騎一匹光脊梁的大黑騾子去解山口(離我們村八裏地)看冀東的驢皮影,兩人雙雙從牲口背上掉了下來,差點一塊去了“西天正路”;第三、在一次和小夥伴們玩“打仗”遊戲時,一塊石頭子兒,打在我的鼻梁上,險些成了“獨眼龍”。這三件事,使母親十分傷心,她不願意我變成像她那樣沒文化的人,便把我送到北京來上學。家裏不給錢,她變賣了結婚時的金銀首飾,把我送到北京的親戚家裏來借宿。當時,由於物價一日三漲,她變賣首飾那點錢,根本無法供我上學,我母親毅然離開了那個並不屬於她的家庭,到北京給有錢人家來當保姆,用微薄的勞動收入,供我上學。這段艱難的生活,是我思想形成的重要階段,我開始覺察到那個社會如同一盤石磨,有錢人花天酒地,窮苦人在磨縫裏掙紮。這也許是我對杜詩中“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詩句產生強烈回響的根本原因吧?!
由於童年時的遭遇,我對新中國誕生充滿了歡欣之感。我個人認為,我的文學生命是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同時誕生的。當時,我考入了北京師範學校讀書(老舍先生也畢業於這個學校),如饑似渴地讀解放區作家的大批作品。孫犁的《風雲初記》、《荷花澱》,使我如醉如癡,其他作家如康濯同誌的《我的兩家房東》,孔厥、袁靜的《新兒女英雄傳》,周而複的《燕宿崖》,也都給了我文學營養。除此之外,我很喜歡俄國的屠格涅夫,從他的《獵人筆記》一直到《羅亭》、《父與子》、《前夜》、《貴族之家》、《春潮》、《初戀》、《阿細亞》、《木木》,我都精讀過。你在信中詢及我為什麼在青年時代偏愛屠格涅夫和孫犁,我想每個習作者偏愛某一作家的作品,總是和他自己的藝術氣質有關。在青年時代我喜歡充滿詩意的作品,而這兩位作家筆調纖細,作品中具有許多作家沒有的詩意美,如果用古代文人的詞彙——“陰柔”和“陽剛”來區分的話,毫無疑問,我崇敬的兩位作家都屬於“陰柔”的藝術類型。我在幾篇短文裏,把孫犁同誌比喻為中國的屠格涅夫,立論也在於此。當然給予我乳汁的不隻是這兩位作家的作品了,像法國的梅裏美、俄國的萊蒙托夫和普希金以及蘇聯的肖洛霍夫的作品,都對青年時代的我,有著不小的影響。但對我早期創作影響最大的,仍然是孫犁和屠格涅夫作品的巨大藝術魅力。
你信中還問到我,處女作《共同的仇恨》發表在哪年哪月哪一日?可惜我最初發表的習作,都伴隨著我的坎坷命運流失了,我隻記得是一九五二年它是在《光明日報》的征文欄目裏發表的。當時正值全國轟轟烈烈展開抗美援朝運動的時期,小說是寫我同班同學中,一個綽號叫“洋八股”的同學,和一個綽號叫“衝鋒式”的同學,平日是唇槍舌劍的冤家對頭,在戰火即將燃燒到鴨綠江邊的同仇敵愾的日子裏,他倆結成為朋友,並一起參加軍幹校,奔赴朝鮮為正義而戰的故事。當時,計算稿酬的辦法,還是以小米為折實單位,這篇以“碧征”為筆名發表的處女作,得了相當於九十斤小米價格的稿費。我拉著我的同桌同學,在翠花橫街一個飯鋪裏,吃了一頓餃子。飯後,又用剩餘的稿費到西四新華書店買了幾本小說。嚴格地說,這篇東西,也不能算之為處女作,我早在從鄉野來到北京的第二年(當時不過有十三四歲的樣子),因憤於舊北京“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悲涼畫麵,曾寫了一篇叫作《大紅門裏的笑聲》的小說,投寄當時的《太平洋月刊》,如石沉大海,杳無回音。這是我第一次拿起筆,但失敗了。
發表了《共同的仇恨》之後,我在北京師範學校上學時,在孫犁同誌主編的天津日報《文藝周刊》上,陸續發表了《紅林和他爺爺》、《老萊子賣魚》、《七月雨》、《紅旗》、《雞鴨委員》等五篇小說。這些小說都是歌頌新生活的,作品雖然顯得稚嫩,但充滿摯情,那是從我心河裏流淌出來的心聲——歌唱新中國的赤子之歌。彥火兄,你也知道,五十年代的祖國,大地一團錦繡,天空一片碧藍,黨和人民之間的關係如膠似漆,一個有良知的中國青年,怎麼能不放聲歌唱呢?!
我畢業後,本來是被學校破格保送到北大中文係去深造的,但當時苦於小學教師質量不高,和許多計劃送師院的同學一起留下當小學教師。當時的一代青年心中是無“我”的,個人理想和祖國前途幾乎是一個字眼,我主動要求離開市區,到遠郊區去任教。在頤和園後的小鎮——青龍橋,我當上了四年級學生的班主任。這些日子,我發表了小說《遠離》、《蘆花開放的時候》等五六篇小說。一九五四年春——我任教還不滿半年,就被《北京日報》調走,先任文藝部編輯,後任農村部記者。記者的生活開闊了自己的生活視野,因而帶來了創作上的豐收,我在兩三年內先後出版了散文集《七月雨》和短篇小說集《曙光升起的早晨》、一九五六年底出版了長篇小說《南河春曉》。經康濯同誌介紹推薦,同時被吸收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這一年開始了不拿工資的專業的文學創作生涯。
通過這些極其簡略的介紹,你不難看出,我雖然出身於破落地主家庭,但因個人的不幸遭遇,在感情上和新中國有著血肉不可分割的關係;同時也不難看出我所以能成為一個作家,並非我是什麼天才,除了童年的逆境鍛造了我的堅韌力量之外,完全是新中國的賜予。我在剛解放不久,就參加了共青團,願意為人類最壯麗的事業去忘我奮鬥。當我二十四歲,正準備寫北京青年墾荒隊開墾祖國邊陲的長篇小說時(我曾在一九五五年、一九五六年兩次深入北大荒青年墾荒隊生活),一場人所共知的曆史風暴平地而起,我和我的愛人——出身於革命家庭,十七歲就參加了上海地下黨的妻子,一起被卷進了風暴的漩渦。一下,就是二十一個年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