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我國正在增強與各同人民的交往。在相隔二十多年之後，聶魯達的作品又開始介紹給我國的讀者了，這是值得髙興的。
好像友誼也正在複活。
一九八〇年初夏，北京
我和聶魯達的交往
我認識巴勃羅·聶魯達是在一九五一年八月，那時他以國際和平獎金委員會成員的身份和蘇聯的愛倫堡到中國給宋慶齡女士授獎。我接受了接待他們的任務。我們很快就成了朋友。
在逛頤和園的時候，我說：“你姓聶，按漢字寫，聶字由三個耳朵構成，而你隻有兩個耳朵，多了一個耳朵，放在哪裏？”他馬上回答：“一個耳朵放在前額上，可以傾聽未來。”並用手拍拍前額。
他說“一個耳朵傾聽未來”。這回答多好。他就是以一個耳朵傾聽將要發生的和沒有發生的。這正如他自己所說的：“我們向來是朝著遠方看的。”
我們到“聽鸝館”吃中飯。愛倫堡是個很愛說話的人，他說格魯吉亞人常常為幹杯創造詞句，他喝了很多酒。聶魯達從十三歲開始寫文章，十四歲發表了“我的眼睛”的詩，十五、十六、十七歲連續得詩歌獎。
他從二十三歲開始外交工作，在東南亞許多國家當領事，一直到二十九歲在西班牙當領事。三十二歲西班牙爆發了內戰，作為外交官是不許可卷入的，他的朋友，詩人洛爾加被佛朗哥分子槍殺了，他解除了領事職務，在巴黎主持了洛爾加的紀念會，並且積極營救西班牙流亡者。他寫了大量的詩：“西班牙在我的心中”，參與一係列的和平運動，周遊了許多國家，被選為世界和平大會的理事。一九五一年，他四十七歲時到中國。我們相處得很好，愉快地度過了一個星期。這次中國之行，他寫了長詩“向中國致敬”，熱情地歌頌了新生的中因。
這期間，他的許多詩被譯成中文發表。
—九五四年，為紀念他五十歲生日，實際上作為和平運動，智利舉行盛大的活動，邀請了許多國家的作家和詩人。蘇聯的愛倫堡、捷克的德爾達、巴西的亞馬多，以及拉丁美洲的許多詩人和作家都參加了。
我也得到了邀請。我們派了一個最大的代表團：蕭三、趙毅敏、我、加上一個翻譯陳用儀，當時，我們和智利沒有外交關係，隻有通過維也納的智利領事館辦簽證，在辦簽證的時候，忽然得到智利政府通知不讓我們去。我們就打電報給發邀請電報的眾議院議長，眾議院議長就發動群眾遊行，結果還是讓我們去了。
智利是“銅礦之國”，銅的出口占全國出口總額的百分之九十左右，美國壟斷了智利的銅礦，聽說就是美國駐智利的大使不讓我們去，後來經交涉，智利政府才又讓我們去了。
本來，智利和中國隻隔一個太平洋，飛機走很容易，但是那時，太平洋的美國勢力很大，我們隻能經蘇聯、繞道歐洲——奧地利、布拉格、瑞士，再穿過大西洋到了南美洲。在空中飛行了八天。
在歡迎宴會上智利人很謙虛，說：“我們是小國家，我們的人口隻不過一千多萬，但我們和中國在一起，就有了多少億的人口了。”
我說：“小國家也可以出大詩人，全世界都能聽見巴勃羅·聶魯達的聲音。”
智利人說：“你們是中國，是中央的國家。”
我說：“地球是圓的，每個國家都可以把自己看做是地球的中心。”
我們到智利的當天，政府的報紙就發表了蔣介石的“大使”給智利總統授勳章的大幅照片，用來表示智利政府和國民黨的關係。
到智利的第二天，政府報紙發消息：說我們不是什麼詩人，最多寫一點“毛澤東頌”、“戈德瓦爾德頌”之類的東西；說我們是商人。
聶魯達就特意為我們舉辦了一個詩歌朗誦會，請拉丁美洲的著名演員們來朗誦。朗誦會結束時，很多人來祝賀，並且幽默地說：“你們這些商人，詩寫得真好！”
我們也參加了一些集會。警察在門外旁聽。每次會完了，都有些朋友伸手到汽車裏喊：“Amigo Amigo！（朋友，朋友！）”要和我們握手。我們送他們紀念章。
他在城裏的住宅是在一個小花園裏。房子有一間喝酒的地方，掛了一塊牌子：“今天不收錢，明天可以賒賬。”在木櫃子裏放滿了他收集的奇形怪狀的空瓶子
灑吧間有一張大圓桌，桌麵用玻璃壓住了有世界各國風景的明信片。
樓上有一間是他收藏的上萬隻海螺與貝殼的木櫃子，每個收藏品都有標簽，他是一個跑遍全世界的人。
我們到聶魯達的海邊別墅去，路上經過許多荒地，山上長滿了仙人掌。他的別墅完全像擱淺的船的模樣，麵臨大海，而他也真像一個飄泊在世界上的人。
我們帶給他的禮物很多：象牙雕刻、景泰藍的瓶子，以及湘繡。有一箱子禮物丟失了，巴西和阿根廷的海關都不承認是他們那兒丟失的。
聶魯達是喜歡群眾的人，他也受群眾的喜愛，他在街上走，不斷地向普通人打招呼，他很喜歡和民間藝人交朋友。
我們在智利住了將近一個月，臨走時，他送我一本馬楚比楚山頂古代印加帝國遺址的攝影集；他寫了馬楚比楚高峰的長詩；還送我一本舊了的他年輕時寫的愛情詩集。
臨走時，他出去買了兩個牛角杯，一個給我，一個給他的詩的譯者袁水拍。
我們順原路而回。
一九五七年，聶魯達第二次到中國，和他的有他的夫人，巴西小說家亞馬多夫婦，取道雲南，我坐飛機到雲南去接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