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我們在昆明看了植物園，逛了石林，洗了溫泉澡，然後飛往重慶，和四川的詩人們開了一個座談會，最後決定遊長江。從重慶坐輪船順流而下。
一天晚上，船停泊在萬縣碼頭，萬縣城在山上，我們走上很高的台階，到一家茶館聽民間藝人一邊拉二胡，一邊說唱，聶魯達興奮極了。可惜我們都不可能記下來。
輪船在繼續航行，過三峽，看不盡的急流險灘。船長知道聶達的生日，為他定了一個大蛋糕祝賀他，這件事很使他感動。
船到武漢，我們在東湖賓館住了幾天。
到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送他一筆稿費，他買了許多禮品，裝了一個大皮箱。
這一次，他寫了《中國大地之歌》。
不久，反右鬥爭開始了，我被劃為“右派”。
一天，我正在他房裏，忽然電話說有個什麼部長要上樓來見他，我意識到要告訴我受批判的事，就起來告辭了。聽說部長說我被劃成右派，他當麵就提出抗議。從此，我們永別了，他走時，我沒有送他。
一九五八年，陳定民從歐洲回來，他說在德國碰到聶魯達，托他帶來幾件德國工藝品，三個刺蝟，一個烏鴉，說智利共產黨把他當作總統候選人，他認為很有把握。後來，阿連德當選為智利總統，他當了智利駐法國大使，一九七三年智利發生政變，過了幾天，聶魯達病死了，他終年六十九歲。
他逝世已經十一年了。
聶魯達關於艾青的回憶
從1952年8月到1957年4月
從1952年8月到1957年4月這幾年發生的事，我將不在回憶錄裏作詳盡記述，因為這一段時間我幾乎都在智利，既沒有發生新奇事情，也沒有遇到能吸引讀者注意的驚險事件。不過，在這段時間裏，倒是有幾件要事值得一提。我早已寫好的詩集《葡萄與風》出版了。我加緊寫作《元素頌》、《新元素頌》和《頌歌第三集》。我組織了一次美洲大陸文化代表大會，在聖地亞哥召開，整個美洲的傑出人士都來了，我的50歲生日也是在聖地亞哥慶祝的，全世界的重要作家都來了：艾靑和蕭三來自中國，伊利亞愛倫堡從蘇聯飛來，徳爾達和庫特瓦列克來自捷克斯洛伐克；來的拉丁美洲人中，有米格爾·安赫爾·阿斯圖裏亞斯、奧利韋裏奧·希龍多、諾拉·蘭赫、埃爾維奧·羅梅羅、瑪麗亞·羅莎·奧利費、勞爾·拉臘以及許多別的人，我把自己的藏書及其他財產捐指智利大學。我作為列寧獎評委會成員去了一趟蘇聯，在這段時期裏，我也獲得了這個獎（當時還叫斯大林獎）。
我終於同德麗亞·德爾·卡裏爾分居了。我建造了那幢叫做“拉恰斯科納”的房子，同馬蒂爾德·烏魯蒂亞一起搬進去居住。
現在我見到的仰光，卻是個半空的城市，玻璃櫥窗裏空空如也，大街小巷垃圾成堆。人民爭取獨立的鬥爭是一條艱難的路。人民覺悟、高舉起自由旗幟之後，必須在艱難險阻中開辟一條前進的道路。深深隱匿在浩浩蕩蕩的伊洛瓦底江畔和許多座金塔腳下的獨立緬甸的曆史，我至今都不了解；但是，透過遠處大街小巷裏的垃圾和時強時弱的哀愁，還是可以隱約看出撼動那些新成立的共和國的悲慘事件。往事仿佛仍然沉重地壓在他們心頭。
我到處尋找的喬絲·布莉斯，也就是我那首《鰥夫的探戈》詩中的女主人公，毫無蹤影。她是死是活，沒有人能告訴我。住在同一個街區的我們的鄰居，都已不在人間了，找們現在正從緬甸飛越把它與屮國分隔開的一道道山脊，那是田園詩般安謐的一幅簡樸景色。飛機從曼徳勒起飛後，在水稻田、外形怪異的寶塔、千萬株椰棗樹、緬甸人進行兄弟相殘戰爭的戰場上空飛過，接著就飛進肅穆的中國風景線中去。
我的老朋友詩人艾靑，在越過邊界後的第一座中國城市昆明迎候我們，他黝黑的寬臉膛，他流露出狡黠和善良的大眼睛，他敏捷的才思，乃是這次漫長旅途中又一次提前得到的喜悅。
艾青和胡誌明一樣，是在東方的殖民壓迫下和巴黎的艱苦生活中造就的具有東方古老傳統的詩人。這些聲音柔和、自然的詩人一旦從監獄出來，就出國成為窮學生和餐館侍者。他們對革命充滿信心。他們在詩中柔情似水，在政治上堅強如鋼，都及時回國以完成自己的使命。
昆明公園裏的樹木都動過整形手術，形狀都是矯揉造作的，時常可以見到敷泥的截除部位，或者像綁著綢帶的受傷手臂那樣扭曲的樹枝。我們被帶去看望園丁，他是統治著千奇百怪的花園的居心不良的天才。粗社的老樅樹生長在高度不超過30厘米的空間，我們還看到金橘樹，枝頭桂滿微型橘子，小得像金色的穀粒。
蘇共二十次代表大會的秘密報告是一股巨浪，把我們革命者全部推到新的處境中去，迫使我們作出新的結論。我們有些人感到，我們從一場又一場嚴酷的革命所產生的痛苦中得到了再生。我們已經從黑暗和恐怖中得到淨化的再生，準備繼續踏上掌握真理的征途。
然而，似乎就在那裏，就在長江兩岸難以置信的隘道之間的那艘輪船上，若熱的生活中一個完全不同的階段已經開始。從此以後，他安靜多了，他的態度和言論更是克製多了。我不相信他已失去革命信念，但是他的作品更趨內向，失去了在此之前他的作品中那種直截了當的政治性特點。仿佛他心中的享樂思想驟然掙脫開來，以《加布裏埃拉，丁香與肉桂》（洋溢著聲色與歡樂的傑作）為始，陸續寫出他的幾部最好的作品。
詩人艾靑是我們的導遊團團長，每天晚上，若熱·亞馬多、澤莉亞、馬蒂爾徳、艾音和我，都在一間隔開的餐廳內用餐。席上擺滿了金黃和翠綠的蔬菜、糖醋魚、用特別方法烹製的永遠可口的烤鴨和燒雞。天天吃這種充滿異國情調的飯食，幾天下來，我們再愛吃也咽不下了，有一次，我們找機會擺脫如此鮮美的食物，但是我們的主動卻是一條艱巨的路，這條路越來越曲折，像那些受折磨的樹的一個枝椏。
當時恰巧碰上我的生日；馬蒂爾德和澤莉亞計劃改變我們的飲食製度，用西餐為我祝壽。那是再儉樸不過的一席壽宴了；用我們的方法烤一隻雞，配上智利式的西紅柿、洋蔥涼拌菜。兩位婦女對這一令人驚竒的事嚴加保密。她們悄悄告訴了我們的好兄弟艾靑。詩人略顯不安，回答她們說，他在答複之前須和導遊團的成員們商量。
他們的決定出人意料。一個嚴峻的浪潮剛剛席卷全國；毛澤東已經拒絕對他的祝壽活動，在如此威嚴的先
例麵前，我怎麼可以為自己祝壽呢？澤莉亞和馬蒂爾德答道，我們想的恰好相反：我們要把那一桌食物（其中有我們動都不動的雞、鴨、魚），換成按我們的方法用爐子烤的極儉樸的一隻雞。艾音和那些看不見的成員又開了一次會，他們第二天嚴肅地答複說，我們乘坐的船上沒有爐子，澤莉亞和馬蒂爾德早已跟廚師說過，她們便對艾育說，他們搞錯了，船上一個頂好的爐子已經燃熱，正等者我們可能得到的一隻雞。艾靑眯起眼睛，把目光投向奔流不息的長江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