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的7月12日，我的生日那天，餐桌上擺了我們的烤雞——那場鬥爭的金黃色禮物。兩個西紅柿加切碎的洋蔥，在一個小盤了裏閃閃發亮。稍遠處有一張大桌，跟每天一樣桌上擺著用亮晶晶的盤子盛的豐盛的中國菜肴。
我在1928年到過香港和上海。當時中國是個被殘酷地殖民化的地方；是賭棍、鴉片煙鬼、老鴇、夜間出沒的盜賊、假俄國公爵夫人、海上和陸上的強盜等的天堂。在這兩個大都會的銀行大樓前麵，八九艘灰色裝甲艦的出現，暴露了不安全和恐懼，暴露了殖民者的勒索，暴露了一個開始散發死亡臭味的世界的垂死掙紮。得到卑鄙的領事們的準許，中國流氓和馬來流氓的海盜船上飄揚著許多國家的國旗。妓院附屬於國際公司，在本回憶錄的第三章我曾記述，有一次我受到了襲擊，他們剝去了我的衣服搶光了我的錢，把我扔在中國的一條街上，當我來到革命的中國時，這些記憶全都浮現在我的腦海裏。這已是一個嶄新的國家，其道德上的純潔令人驚奇。種種缺陷、小矛盾和不理解，也就是我說過的許多事，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我的主要印象是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在廣大土地上雄辯地發生了變化。無數實驗在全國各地進行。封建農業正在發生變化。道德氣氛如同旋風過後那樣透明。
領我觀覽大橋的中國朋友的熱悄。遠遠超過我的腿腳的承受能力。他們讓我登上高塔，又讓我爬到橋下低處，去觀看奔流了幾千年的那條河，今天被這座幾公裏長的鋼鐵結構跨越一列列火車將從鐵軌上奔馳而過，公路上可以騎自行車；這條康莊大道將供人步行。我被如此雄偉的景物壓垮了。
晚上，艾靑帶我們到一家餐館去吃飯，這是一家極具傳統烹飪特色的老字號；我們品嚐了櫻桃肉、麻辣明筍絲、鬆花蛋、魚唇。中國烹飪在其複雜性、驚人的花色品種、離奇的創造、不可思議的形式等方麵，都不是筆墨所能描述的。艾青給了我們一些指點。一道好菜必須達到的最高標準有三：色、香、味，三者均極重要。味道必須鮮美，香味必須濃鬱，顏色必須鮮豔和諧。艾靑說：“我們用餐的這家餐館又添了一項絕妙的特點：聲響。”一個大瓷盤四周擺一圈菜肴，在最後一刻才加上一道小蝦尾澆汁，倒到一塊燒紅的鐵板上，使之發出一種吹笛似的悅耳聲音——以同樣方式一再重複的一個樂句。
在北京，我們受到丁玲的接見，她是被指派接待若熱·亞馬多和我的作家協會負責人。我們的老朋友詩人蕭三及其德國妻子兼攝影家也在場。一切都顯得歡樂愉快。我們在開闊的人工湖的荷花之間泛舟，這個湖本是修造來供末代皇後遊樂的。我們參觀了工廠、出版社、博物館和寶塔。我們在皇族後裔經營的一家世界上最專一的餐館（它專一得隻有一張餐桌）裏吃過飯，如同一定會在我們大陸任何地方所做的那樣，我們兩對南美洲夫婦一同在中國作家之家裏飲酒，抽煙，歡笑。
我每天把報紙遞給我姓李的年輕譯員。我用手指指給他一欄欄費解的中國字，對他說：
“請譯給我聽！”
他開始用剛學會的西班牙譯出來。他給我念有關農業的社論、毛澤東的遊泳壯舉、毛澤東——馬克思主義者的議論、軍事新聞；但是，剛開始我就厭倦了。
“停！”我對他說，“最好給我念這另外的一欄。”
就這樣，有一天當我用手指觸及一個痛處時，我吃了一驚。這一欄談的是一個政治案件，其中指控的就是我每天見麵的那幾位朋友。這些人仍然是我們的“接待組”成員。看來這個案件早些時候就已發生了，盡管如此，他們從沒有對我們說過一句他們正在受調查的話，也從沒打談到危及他們命運的事。
我的朋友女小說家丁玲被指控曾與蔣介石的一名士兵有愛情關係。那是發生在大革命以前的事實，她為革命拋棄了情人，抱著剛出生的兒子，從延安開始了英雄年代的萬裏長征。然而，這對她毫無用處。她被撤掉作家協會副主席職務，被罰在她領導多年的作家協會食堂裏像勤雜工那樣端飯端菜。但她做勤雜工的活卻是那麼自豪自尊，後來就給送到一個偏遠的農村公社食堂去勞動。這是我得到的關於這位傑出的共產黨作家、中國文學的頭號人物的最後消息。
我不知道蕭三發生了什麼事，至於那位陪伴我走遍各處的詩人艾靑，他的命運十分悲慘。他先是被送往戈壁沙漠；後來允許他寫作，但永遠不再讓他在自己的作品上署真名——一個在國內外早已聞名的名字，他就這樣被判處文學自殺的刑罰。
若熱·亞馬多已動身回巴西。稍後，我將帶著一嘴苦澀的滋味離去。這苦味我至今還感覺得到。
足跡最遠的中國行吟詩人
“他是屈原時代留下來的惟一的中國人。”
近半個世紀前，在遙遠的南美洲，巴勃羅·聶魯達向他的朋友們這樣介紹中國詩人艾青。聶魯達用的是誇張的語言，因為中國曆史上不曾有過一個“屈原時代”。但是我們不難理解，這位著名智利詩人所謂的屈原時代指的是他想象中的一個神奇國度普有過的詩歌繁榮的時代。
地球上的芸芸眾生中，有極少數堪稱人類代言人的人，他們往往是詩人，這些人的職能是呤詠太陽、星辰、海洋、山脈、河流和生命。他們以敏感的心靈探索人類的精神世界，以良知關注人類的尊嚴、命運與前途，他們因人類的欲望而困惑，因人類的苦難而悲憫，因人類的進步而歡欣。正如艾青在青年時代就意識到的：“人類以詩人的眼感受了美與醜，善與惡，歡樂與悲苦，生長與死亡……”他選擇了這個職業：“置身在探求道路的人類當中，共呼吸，共悲歡，共思慮，共生死。”從此，艾青背上了沉重的十字架。
重年即被逐出家門，青年時代的清貧、流浪、監禁，中年時遭受圍攻乃至流放，晚年的病痛折磨和揮之不去的心靈的憂鬱……命運給了艾青86歲的高壽，也給予這位詩歌天才深重的災難與不幸。然而他終究因不屈的抗爭而成為有尊嚴的勝利者。無論是在早年唱出的《太陽》、《複活的土地》、《向太陽》和《黎明的通知》，還是在晚年唱出的《古羅馬的大鬥技場》、《光的讚歌》中，我們都能感受到詩人海洋般博大的心胸和人格的力量。生前最後幾年，艾青老人在與筆者的閑談中斷斷續續回首往事時，依然顯示出堅強的信念：對苦難的命運不屈服，不後悔。
然而，當20世紀的中國向世界呈獻一位卓越詩人的時候，作為鄉親的我們是否應該反躬自問：我們對艾青這位人道主義者博大的精神世界究竟理解了多少？我們對其獨具特色的詩歌藝術價值的發掘和研究又做了多少？
20世紀的最後一個夏天，艾丹遞給我一個暗紅色的筆記本，它巴掌般大小。翻開一看，令我暗自驚詫：原來，這是他父親艾青1954年親筆記錄的《旅行日記》。半個世紀歲月風塵的侵蝕，使裏麵的紙張已經泛黃，但鋼筆、圓珠筆和鉛筆的字跡卻清晰可辨。聯想到艾青後半生以“右派”的戴罪之身從北京到北大荒、新疆的顛沛流離以及“文革”中的抄家，這本日記能夠完整保存在人間，簡直是個奇跡。為了使更多的讀者得以欣賞這本《旅行日記》，艾丹和我以愉快的心情著手整理、注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