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 貝加爾湖夕照
到達法蘭克福機場時候，忠一郎在這裏等著去立陶宛的航班間隙，再一次想起來一封明信片成為古萊特最後信箋。那上麵用英文寫著：“一出去旅行的話，我就會強烈地感覺到對你的愛。謝謝真正的愛。”
當時兩個人都很年輕，竟然使用了“真正的愛”這樣的詞。對古萊特來說，她有能力用非母語的英語來表達。抑或是時代賦予了她使用這種語言的可能性。回憶起使用英文這件事，頓時，打開了忠一郎那塵封已久的過去。
雖然剛剛離開日本，旅行也才剛剛開始，但是忠一郎腦海裏就已經浮現出這樣的畫麵：其實以前的俘虜生活就是為自己成為企業家作準備的。還好自己幸運，生還回來後，在全國引起巨大的轟動。身為一個學生，必須要考慮到以後自我謀生的事情。作為日本俘虜的代表的延續，然後成為學生社長，然後利用英語優勢，進入商社。因此，忠一郎遂與前往紐約的古萊特得以偶遇。
而古萊特厭惡納粹統治，當時逃往自由國度——美國。家族亡命失敗，古萊特得到了一個像她父親一樣的忘年之交安氏山中的幫助。
就這樣，一對異國青年男女在各自探索未來的途中，在時代波浪的翻滾中開始了命運的偶遇。
當然，這多少也有些因素是自己主觀上的選擇。關於NSSC公司其前身就是山中創辦的——辛巴德（sindbad）。
隨著飛機離開地麵，高度越來越上升，忠一郎漸漸遠離了自己曾經卷入的這個充滿了爭鬥、競爭、緊張的世界。
如果說這以前的生活方式不是由自己的主觀意誌決定和選擇的，那麼以後會怎麼樣呢？如果大家知道自己辭去社長的話，會接受和認同這種隱退嗎？從形式上來說也許該這麼做，不過其實自己還不理解那種“從此悠悠閑適，盡情安度餘生”的境界。
同齡者們的心情都這樣的嗎？人世間真的有“餘生”這個說法嗎？去立陶宛旅行是為了選擇自己所認同的生活方式，必須要來這個國家。下次要去緬甸。
忠一郎將這次旅行定義為嶄新之旅的第一步。他經商時養成了一個習慣，每次離開日本都要委托見房義次律師，通過他外務省的朋友介紹，有關1957、58年期間在立陶宛的蘇維埃政府的壓抑狀態，委托他們調查對已經公開的KGB相關資料進行調查。抵達立陶宛以後，他徑直去了日本大使館，打聽調查的結果。美國護照應該寫著古萊特山中的名字。
一看到忠一郎，日本大使館的男青年就解釋道：“再有兩三天，調查結果就出來了。有人發現了古萊特山中這個名字，消息是否準確我們也在等待確認中。”
同時年輕人又補充了一句：“因為你屬於是同一個政府部門的委托，我們才調查的，一般情況下，我們不接待。”忠一郎抑製住內心的波瀾起伏，問道：“她人還活著嗎？”大使館的男青年謹慎地回答道：“這個還不清楚。”然後好像意識到這句話有點生硬，接著又補充了一句：“被殺死的人比起納粹時期好像要少很多，但不管怎樣都不容樂觀。”
在結果出來之前，忠一郎他們住在比利時的首都布魯塞爾，在作為波蘭殖民地期間，這裏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20年間都是比利時的首都。他們決定去參觀附近的十字架山丘和Neringa沙丘以及舊市街的大教堂和Kaunas城。
忠一郎想起來古萊特曾經說過：“雖然是孩子，但因為來自小的國家，若被帶到發達的地方，還是會心內虛空。”看來古萊特是不了解自己祖國的疆土範圍而來到這裏。杉原千壟（人名）領事曾違背政府的命令，給6000名猶太人簽發簽證幫助他們逃亡。在杉原領事紀念館附近的山丘上的住宅街可以俯瞰整個Kaunas市。郊外的第九要塞博物館曾是納粹的強製收容所兼水刑拷問室。布魯塞爾全市5萬人被殺害大屠殺的淒慘狀況令人難以想象。忠一郎默默無語，旅行社的青年介紹說：“立陶宛的主要城市將要建造很多猶太博物館。”
忠一郎推測古萊特作為先發隊，拚命逃往時候的心情，不禁苦澀參半。
這個季節裏每天都是白夜。他們一行從Kaunas市到Klaipeda然後乘船到Nida。車子沿著通往托馬斯曼別墅的沙丘奔跑著。翌日，經過遍地是十字架的丘陵的Siauliai繞了一個大彎，順道去了比利時在當地被譽為“獨特的煩惱者”的小小的耶穌像就如同道祖神一般地一個接一個地出現在街道兩旁，忠一郎從車後麵看到一個個雕像飛馳而過。
正如旅行社的青年所言，在這樣的城市裏，想必有很多追悼遭受迫害的猶太人的博物館。
在蘇維埃的時代，蘇聯政府並非是以人種差別而是反革命陰謀的罪名迫害那些反抗蘇維埃統治的立陶宛人民。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際到蘇維埃政權的崩潰瓦解，曆經了漫長的45年之久。在這期間，有一支名為“森林兄弟”的反蘇遊擊隊一直以廣袤的森林為根據地，對抗著並相當程度地打擊了當權者。蘇維埃統治者每次都使用傀儡政權，對遊擊隊強加迫害不分青紅皂白地逮捕、殺害立陶宛人或者將其流放到西班牙。其數量遠遠超過了遭受納粹迫害的數量。
在這次不斷接觸到類似事情的沉重之旅中，距離比利時不遠的TORAKAI城恍若把忠一郎帶入了明朗的夢境中一般。這是一座十四世紀後半葉為了防止駐軍騎兵團的侵略而締造的一座城。古萊特少女時代可以來參觀，不過那時候城還十分荒涼，有些地方需要靠想象來彌補。現在的城完全修複一新，清澄的GARUBE湖水忽然之間就倒影出赤爛瓦的中世紀之城。忠一郎猛然之間產生一種錯覺恍若從極盡野蠻的時代被投進了典雅文明的中世紀。這座城的附近還存在著一些土耳其少數民族住宅，被譽為“團殘存”。這些土耳其住宅使得忠一郎的錯覺更加明顯和真實了。現在他們幾個人變成了二百多人，穿梭在曆史的時間裏，思索著有幾個滅亡的民族，從另一種意義上來講，忠一郎已被剝奪了語言。
忠一郎和山中以及說一口流利英語的旅行社的青年三個人在貼滿了作曲家兼畫家iurlionis畫像的年輕的大使館工作人員的辦公室裏打聽古萊特的消息。
古萊特山中於1956年5月23日在從比利時到聖彼得堡的鐵路沿線的森林中和幾個立陶宛人一起被逮捕。三個日本人中的一個是同一個山中。大使館的工作人員似乎是在總結古萊特的尋找古萊特的行蹤的理由，反複地解釋著：“很遺憾。”忠一郎從古萊特被逮捕的日子開始計算，那應該是古萊特她從法蘭克福寫明信片5天後就被逮捕了。
斯大林時代，也就是二戰結束後的8年時間裏，十三萬二千名立陶宛人被遣往西伯利亞。大使館的工作人員一邊看著記錄詳盡的筆記，一邊報告給忠一郎他們聽，同時他對忠一郎說，KGB的記錄隻可以閱覽不可以複印，隻能速記。
據大使館人稱，斯大林死後，蘇維埃對立陶宛人民的鎮壓有所緩解。但他話鋒一轉，“那又怎麼樣呢？”逮捕者中沒有遭槍殺的人大部分都在西伯利亞鐵路上被遣送到伊爾庫茨克（俄國城市，東西伯利亞以及遠東地區的行政文化中心）其中大多數人都為第二西伯利亞鐵路的建設中勞動，其餘的人被派往不同的發電站、森林開墾等，“很可憐。應該有很多人因為經受不住嚴酷惡劣的自然條件而死亡。”大使館的工作員說道。山中問道：“女性也被那樣對待嗎？”大使館的人員回答：“不是。女性不是很好的勞動力。通常隻做些照顧逮捕者或是監視日軍俘虜類似的工作。”
“還能打聽到他們被遣往西伯利亞以後的消息嗎？”忠一郎脫口而出，顯然，他還沒有領教過西伯利亞的廣袤博大。“親自打探是不可能的了。隻能察看自治體的資料了。這個也是伊爾庫茨克州政府吧。”大使館的人員說道，“最準確的是莫斯科中央機關介紹的情況。”使館工作人員沉思良久，繼續說道：“還有一個方法就是那裏有一個十二月黨人（1852年為推翻沙俄帝製於12月份發起叛亂的青年士官）叛亂而受牽連者的博物館。如果請博物館的人協助的話。我想很快就會有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