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中國文化而言，有了君子，什麼都有了；沒有君子，什麼都徒勞。
這也就是說，人格在文化上收納一切，沉澱一切，預示一切。
任何文化，都是前人對後代的遺囑。最好的遺囑，莫過於理想的預示。
後代應該成為什麼樣的人？中國文化由儒家作了理想性的回答：做個君子。
做個君子，也就是做個最合格、最理想的中國人。
我一直認為，中國文化沒有淪喪的最終原因，是君子未死，人格未潰。
中國文化的延續，是君子人格的延續；中國文化的剛健，是君子人格的剛健；中國文化的缺憾，是君子人格的缺憾；中國文化的更新，是君子人格的更新。
如果說，文化的最初蹤影，是人的痕跡，那麼，文化的最後結晶，是人的歸屬。
儒家在對“君子”進行闡述的時候，采取了一種極為高明的理論技巧。那就是，不直接定義“君子”，隻是反複描繪它的對立麵。
“君子”的對立麵，就是“小人”。
用一係列的否定，來完成一種肯定。這種理論技巧，也可稱之為“邊緣裁切法”，或曰“劃界確認法”。這種方法，在邏輯學上，是通過確認外延，來包圍內涵。
因此，“小人”的出現，對“君子”特別重要。其實不僅在理論概念上是這樣，即使在生活實際中也是這樣。如果沒有小人，君子就缺少了對比，顯現不出來了。
“小人”，在古代未必是貶義，而是指向著一些低微的社會地位和生態群落。誠如俞樾在《群經平議》中所說：“古書言君子、小人，大都以位言，漢世說如此。後儒專以人品言君子、小人，非古義也。”
但是，生態積澱人品。終於，這組對比變成了人品對比。我認為，“後儒”的這種轉變，亦合“古儒”之意。
君子和小人的劃分，使君子這一人格理想更堅硬了。在漢語中，“人格”之“格”，是由一係列拒絕、擺脫、否決來實現的。在君子邊上緊緊貼著一個小人，就是提醒君子必須時時行使推拒權、切割權，這使君子有了自立的框範。
君子和小人的劃分，並不一定出現在不同人群之間。同一群人，甚至同一個人，也會有君子成分和小人成分的較量。我說過，連我們自己身上，也潛伏著不少君子和小人的暗鬥。這也就構成了我們自己的近距離選擇。唐代吳兢在《貞觀政要·教戒太子諸王》中說：
君子、小人本無常。行善事則為君子，行惡事則為小人。
《貞觀政要·教戒太子諸王》
這就說得很清楚了，其間的區分不在於兩個穩定的族群，而在於我們內心的一念之差，我們行為的一步進退。我覺得這種思想，與薩特（Jean-Paul Sartre, 1905—1980）存在主義哲學中有關“由選擇決定人的本質”的論述頗為相近，卻又早了薩特那麼多年。
儒家讓君子和小人相鄰咫尺，其實也為人們提供了自我修煉長途中的一個個岔道，讓大家在岔道口一次次選擇。然後，才說得上誰是君子。
君子，是選擇的結果。小人，是儒家故意設定的錯誤答案。設定錯誤答案的目的，不是為了讓你選錯，而是為了讓你選對。
儒家對後世的遺囑——做君子，不做小人，有沒有傳下來呢？
傳下來了。而且，傳得眾人皆知。隻要是中國人，即使不通文墨，也樂於被人稱為君子，而絕不願意被人看作小人。如此普及千年，如此深入人心，實在是一種文化奇跡。
由此，儒家的遺囑，也就變成了整個中國文化的主要遺囑。
這一現象傳達了一個奧秘，那就是：最重要、最有效的遺囑，總是與做人有關。
回想一下，孔子本來是有完整的計劃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但一輩子下來，治國、平天下的目的不僅自己沒有達到，而且講給別人聽也等於對牛彈琴。十餘年辛苦奔波於一個個政治集團之間，都沒有效果。回來一看，親人的離世使“齊家”也成了一種自嘲。最後，他唯一能抓住的，隻有修身，也就是讓自己做個什麼樣的人。因此，他真正實踐了的結論，可讓別人信賴的結論，也隻有這一條。“修身”本是他計劃的起點，沒想到，起點變成了終點。
不錯，做人，是永恒的起點，也是永恒的終點。
因為與人人有關，所以能夠代代感應，成為有效遺囑。
一定有人不讚成，認為君子之道流傳那麼久，產生真正完美君子的比例並不高。因此，不能認為“有效”。
這種觀點，把理想人格的設計和引導當作了“應時配方”。其實，人類曆史上任何民族的理想人格設計，都不具備“即時打造、批量生產”的功能。君子之道也一樣，這是一種永不止息的人格動員，使多數社會成員經常發覺自己與君子的差距，然後產生“見賢思齊”、“景行行止”的向往，而不是在當下急著搭建一個所謂“君子國”。過程比終點重要，鍛鑄人格的過程不應該中斷，而一個匆促搭建的“君子國”，肯定名不副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