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國王？但他隻是在奉行國家倫理的起碼原則而已，否則怎麼稱得上國王？怪那位可憐的姑娘？更不能，她隻是在盡一個妹妹的責任罷了，否則怎麼對得起天倫親緣？
這種悲劇也可稱之為“無責任者悲劇”，與我們一般看到的善惡悲劇相比，高了好幾個美學等級。大善大惡未必經常遇到，而“無責任者悲劇”則與人人有關。
但是，雖然《安提戈涅》抵達了這個等級，而它所依附的故事和觀念卻明顯地帶有罕見性。國王、王後、王子、叛國罪之類，與國家倫理、血緣倫理拌和在一起，組成了一個遙遠而陌生的世界，缺少與廣大民眾的親和性。這正是兩千多年後阿努伊要對它作一次大修改的原因。
以現代觀念改編經典的做法並不少見，但像阿努伊那樣取得國際間廣泛好評的改編卻不多。那麼，阿努伊究竟是怎樣動手的呢？我看主要是兩點——
第一，把國王和姑娘這兩個人，從身份定位轉化成性格定位。不再是國家倫理和血緣倫理的衝突，而是隨波逐流和敢作敢為這兩種性格特征的衝突。隨波逐流的是國王，敢作敢為的是姑娘。國王本不想做國王，萬不得已做了，又無可奈何地每天做著自己也不想做的事；姑娘正相反，敢於執掌自己的命運和意誌，選擇明確，敢作敢為。他們兩人有很長的爭論，都是關於如何做人。
第二，把這兩種性格特征，又歸之於年齡原因。敢作敢為的姑娘幾乎還是少年，有少年的一切特征，連去埋葬哥哥屍體的鏟子都是兒童的玩具鏟子；相反，隨波逐流的國王則是中年人，說得出中年人不得不隨波逐流的千百條理由。說出了那麼多理由也深知自己的無聊和悲哀，因此爭論歸爭論，他還是要悄悄對自己的年輕侍從說：“小家夥，永遠別長大！”
於是，阿努伊就在這個故事中探討起了人生的常規走向。天下每個人都曾經敢作敢為，但又都會告別少年，漸漸地隨波逐流。那麼，你身上還剩下幾分“姑娘”？已滋長多少“國王”？每個人天天都在進行著這樣的比例衡定。
對於這個問題，不應該作簡單的是非衡定。並不是“姑娘”皆好，“國王”皆壞；也不是少年皆好，中年皆壞。如果這樣簡單，一切又都回到了淺薄。這裏出現了新的兩難：兩邊仍然都有理由，兩邊仍然都是片麵。能把敢作敢為和隨波逐流兩者合在一起取個中間數嗎？不能，因為這不是靜態片斷而是動態過程，動態是由兩種相反的力拉動的，就像拔河比賽，無法調和。
結果，全部情景就像阿努伊筆下那樣，姑娘在玩具世界中打著嗬欠起身，敢作敢為，稚氣可掬，又處處碰壁。慢慢，隨著歲月的推移克服了稚氣，圓熟通達，隨波逐流，事事妥協……一個古典悲劇就這樣變成了一個現代悲劇，一個最具有普遍性的悲劇。
整整兩千多年，好不容易繞到了現代，卻繞出了如此樸拙的年齡問題，一個在前人看來簡直是不成問題的問題。
那麼多宏大的題材為之黯然失色，那麼多慷慨的陳詞為之風流雲散，剩下的隻是最簡單的本真。
唯有這個本真，人類找到了在蒼茫暮色中回家的心情。從萬人垂淚的大悲劇中回家，從柏拉圖和亞裏士多德身邊回家。
有關年齡的話題，是自然對人類的注定，人類能作的反抗幅度很小，整體上無可奈何。但是，有時人類也會以自己的精神邏輯嘲謔一下自然邏輯。
這樣的嘲謔在文藝作品中不少，此處還可以舉一個簡單的例子。
這個俄國故事看起來很尋常：
一個早就離了婚的中年男子和一個年齡相仿佛的獨身女子一見鍾情，但這個獨身女子其實是有丈夫的，那是一個關在監獄裏的醉鬼。由於這個醉鬼的隱約存在，男女雙方都受到了一種愛情之外的道德約束，未能繼續靠近。
如果僅僅這樣，那就是一個太一般的故事，並不深刻。但是，它還是讓人微微震顫了，由於它超常的平靜。男女主角其實早已作出判斷，對方是自己一生中的“唯一”，但他們隻表達了這個判斷，並沒有多大激動。這是為什麼呢？
他們好像早就料到，唯一最適合自己的人會在這個時候、這個地方出現。也就是說，必然出現在已經沒有希望了的時候和地方。
人類最喜歡讚美的是初戀，但在那個介乎少年和青年之間的尷尬年歲，連自己是誰還沒有搞清，怎麼可能完成一種關及終身的情感選擇？因此，那種選擇基本上是不正確的。人類明知如此，卻不吝讚美，讚美那種因為不正確而必然導致的兩相糟踐。
在這種讚美和糟踐中，人們會漸漸成熟，結識各種異性。大抵在中年，終於會發現那個“唯一”的出現。但這種發現多半已經沒有意義，因為他們肩上壓著無法卸除的重擔，再準確的發現往往也無法實現。
既然無法實現，就不要太在乎發現。即使是“唯一”，也隻能淡然頷首、隨手揮別。此間情景，隻要能平靜地表述出來，也已經是人類對自身的嘲謔。
更大的嘲謔是年齡的錯位。為什麼把擇定終身的職責，交付給半懂不懂的年歲？為什麼把成熟的眼光，延誤地出現在早已收獲過了的荒原？隻要人類存在，大概永遠也逆轉不了這種錯位，因此這種嘲謔幾乎找不到擺脫的彼岸。
由此可見，僅年齡一端，人生的況味也可品咂得難以言表。我認為很多作家躲開這個問題不是由於疏忽，而是由於害怕。
人類這個共同陷阱的井口看似平常，但伸頭一看卻深不可測。陰冷的水汽帶出了大地掩藏著的重重怪異，晃蕩的井水居然還照出了自己的麵影。有多少人願意長久地逼視那個變了形的自己呢？隻能趕快走開。
是啊，人生的許多問題不能太往深裏想。你看，把年齡問題稍稍想深一點，就引發出了對生命程序的整體嘲謔。可見，人生的問題隻可作泛論而不能深究。永遠的啟蒙調教，永遠的淺嚐輒止。對人生的過度深究會造成人們群體性的“反芻效應”和“惡心效應”，從心理上加劇人類遇到的危機。
因此，隻能回歸泛論。
上麵幾個外國故事，都揭示了人生的重大悖論。這些悖論很難找到解決的方法，因此人生在本質上是一個悲劇。
經常聽到一些人得意洋洋地宣稱，他們的人生充滿快樂，而且已經找到快樂和幸福的秘方。很多傳媒、書籍也總是在做這方麵的文章。淺薄的嬉鬧主義，已經嚴重地滲透到我們的文化機體。這就像在飲食中糖分攝入過度，種下了一係列致命的病根。
我在審美心理學的研究中早已得出結論：在審美視角上，喜劇出自於對生活的俯視，正劇出自於對生活的平視，悲劇出自於對生活的仰視。隻有那些“似喜實悲”的作品，兼具多重視角。
這也就是說，一切歡樂的宣言、嬉鬧的作品，對生活的態度是俯視的，居高臨下的。嬉鬧作品中那些喜劇角色為什麼被觀眾嘲笑？因為他們的水平都低於觀眾，觀眾在“看破”他們的同時，享受著自己的聰明。
相反，一切悲劇的情懷、悖逆的思維、無解的迷惘，都是因為仰視。茫茫天宇永遠籠罩著毀滅的氣氛，少數壯士卻在扶助其他生命，這就是偉大和崇高的蹤影。
因此，我們不要嘲謔這幾個外國故事的悲劇色彩、無解狀態。它們拒絕對人生進行輕薄的讀解、廉價的鼓勵，而是坦誠地挖掘出了其中一層又一層的苦澀之味，指點出了其中一個又一個的重大陷阱。
如果中國讀者不習慣這種深度，那麼，責任不在於故事的作者。
在人生諸多重大陷阱中，哪一個階段的陷阱最大、最險、最關及長遠、最難於彌補？
這幾個故事不約而同地指出：青年時代。
但是，在現實生活中，我們聽到的，都是對青年時代的讚美。什麼朝氣蓬勃、意氣風發、風華正茂、英姿颯爽……滔滔不絕。
我認為，這事在中國，有特殊的文化原因。中國傳統文化立足於“家族傳代倫理”，表麵上雖然十分講究孝道，但立即又跟上一個最重大的闡釋：“不孝有三，無後為大。”這就是說，孝道的終點是傳宗接代。家族與家族之間的比較、紛爭、嫉妒、報複，都與子孫的狀態有關。祖業的榮衰存廢，也都投注給了青年。因此，讚美青年，也等於讚美整個家族、全部祖業。即便表麵上還“訓導嚴正”，實際上，千年傳代氣氛的核心，就是讚美中的期盼、讚美中的比賽、讚美中的賭押、讚美中的顯擺。讚美祖輩大多是口頭上的，而讚美青年卻貫串在全部眼神、笑容和夢囈之間。
為了打破這種代代承續的保守性，有些社會改革家希望把青年從一個陳舊結構中拉出來，成為除舊布新的闖將，於是也從另一個方麵來讚美青年。社會改革未必成功，但那些讚美卻留了下來。
比較可以原諒的，是一些老人。他們以讚美青年時代的方式，來表達自己對已逝青春的懷念，或者說，以失落者的身份追尋失落前的夢幻。
老人讚美青年時代，大多會犯一個錯誤，那就是斷言青年時代有“無限的可能性”。其實，那是因為後悔自己當初的錯誤選擇，就把記憶拉回到那個尚未選擇定當、因此還有其他可能性的時代。但是，青年人常常讀錯，以為“無限的可能性”會一直跟隨自己，一一變成現實。
其實我們應該誠實地告訴青年人，所有的可能性落在一個具體人物的具體時間、具體場合，立即會變成窄路一條。錯選了一種可能性，也就立即失去了其他可能性。當然，今後還能重選，但在重重疊疊的社會關係和職業競爭中，那是千難萬難。絕大多數青年人，會把那條窄路走下去，或者更換一條窄路，走得很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