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我有兩個主張：第一，評價不重要，呈現很重要。第二，要就當代文學史上出現過的事件、現象和問題，逐一專審專論，搞清基本事實。說來令人不安，“共和國文學”到現在已過六十年，對上述意識與做法，研究者仍未取得共識。或許，這跟當代文學始終處於“正在進行時”不無關係，但一晃六十年過去了，以時長來說當代文學史已兩倍於現代文學史，對比一下彼此基礎研究上的厚薄，我們理應汗顏。所以當代文學研究界，亟待轉變意識，起碼有部分學者從“前沿”狀態抽身退卻，不參與各種時論爭訐，專心做當代文學史的案頭工作。
這種工作，我稱之為給當代文學史做“文案”。《典型文壇》與《典型文案》，一字之差，就差在這裏。寫《典型文壇》，起因還是在人，覺得當代文學史上存在一些集中反映了當時文學境狀的典型人物，值得認識和探索。後來，寫著寫著，發現“人”其實並不關鍵，關鍵是“物的結構與屬性”。於是人的麵容開始模糊，凸顯在眼前的，是樁樁件件交織著錯綜關係的文學史案例。分析它們，品味它們的諸多細節，成了我主要的工作內容。
閱讀明代文史，是我長年的個人興趣，黃宗羲《明儒學案》也在其中。明得宋儒之傳，理學名家，英賢輩出，各有發揮開辟，但正如馮全垓所言：“其辨析較宋儒為更精，而流弊亦較宋儒為更甚。”愈到後來，愈是學不一途、矯誣虛辯、紛然聚訟，有明一代思想學術被攪得如同一鍋粥，令人暈頭轉向。就是當此淆亂局麵，黃宗羲寫出《明儒學案》，莫晉評之曰：“言行並載，支派各分，擇精語詳，鉤玄提要，一代學術源流，了如指掌。”
《明儒學案》的工作，我以為也無非是給明代思想學術做“文案”，其方法按黃宗羲自己所說：“分其宗旨，別其源流……聽學者從而自擇”，把材料理清楚，誰說過什麼、怎樣去做，原原本本呈現在錄，再放到曆史源流中考其上下文和來龍去脈……至於是非、曲直、長短則並不理論，“聽學者從而自擇”——這種解決，是知識上的解決；先解決有關明代思想學術的知識問題，然後再談其他。這個方法和態度，很有必要為目前當代文學史研究借鑒。我情知功力不逮，《典型文案》大抵做得不精，但哪怕能夠充當一塊歪歪扭扭的墊腳石，也是好的。
這本書，主要是作為六十年當代文學的一份“檔案”來做的，無論人、事、史，考辨梳攏，抉微索隱，陳其概要，各篇基本如此。不過具體寫作過程中，出於題材本身的誘惑，可能稍稍流露出些許“把玩”的意態，有幾篇例如《迷案辨蹤》、《屈服》、《獨一無二的劇本》等，特別突出。所謂的“把玩”，絲毫不是不莊重，隻是更感覺到思維或智力的挑戰，以至於對所述事情的辨析有點耽迷其中。就此而言，“典型文案”的“案”字，也不無懸疑、斷案的意味。
本人愛讀探案推理小說，愛看展現法庭質證場麵的影片，而近幾個月唯一守時收看的電視節目，是位於歌華有線第145頻道的上海法治天地頻道“刑偵檔案”欄目。這是一部美國警方破案（偶有英國案件）係列專題片，重心不在犯罪內容，而在案件如何得破。裏麵相當多案子，嫌疑人早早鎖定，至少辦案人員已經心裏有數，卻經過了幾年乃至十幾年才最終告破，原因隻是證據不明。這當中，不必說顯示了嚴格的法製精神。好些案子以我們在中國的經驗來推測都可立即“搞掂”，因為嫌疑人目標相當清楚，隻須以一紙逮捕令將其鎖至警局，挖出口供結案即可。但在美國，嫌疑人沒有義務迎合警方，他可以裝聾作啞，也可以拒絕做測謊試驗，總之，如果你不掌握確鑿證據，就隻好明知誰是做案人也對他幹瞪眼。而何為“確鑿證據”？那不是起訴方自己覺得滿意可靠，關鍵要能說服陪審團，使陪審團多數成員相信此人無可辯駁地觸犯某項法律。因此，不僅每條證據必須清晰、經得住質詢，而且證據之間要充分具有邏輯性和一致性。在這種標準和要求下發展起來美國司法鑒定學，令人歎為觀止，不光有一般知道的指紋專家、遺傳專家，還有織物專家、輪胎專家、筆跡專家、牙科專家、槍械專家、計算機專家、植物專家、藥物專家、腳印專家、骨骼專家、心理專家、食物專家……以及五花八門、超乎想象的專業檢測設備、手段和技術。每項證據，都來自頂級的科學分析，萬無一失，哪怕是一根人或動物的毛發、一小塊塑料垃圾袋殘片、人體上一處咬痕、血液噴濺情況……都作為完美證據令元凶在劫難逃，而根本無須其口供。